政治思想

孔子有德无位，虽未施于政事，其志可少概见。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仁心之所发也。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博施济众，虽由仁心发端，充其量则圣德之事，大同之道是也。故曰“尧、舜其犹病诸”，是孔子之所志，故不仅至于尧、舜而已。大同之治，不可以一朝企及，故先自小康始。礼让为国，小康之极盛，由此而可以臻于大同之域。故孔子言政，皆就小康而言。《礼运篇》曰：“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麟麒，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道顺，故此顺之实也。”儒家以大同为归，而不废小康者，此其故也。

至于孔子为政之大要，于《论语》中亦略可考见。“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意在使民家给人足，而后兴礼让。盖孔子政治思想，不图富民而已，而其本在于礼教。故又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意可想见矣。当时言政者，不过欲以政齐民、兵强国富而止。孔子于此数者，虽未尝废，固不止于此。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不止于政刑之验也。

孔子为政，首重以身率下。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以正南面而已。”季康子患盗，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之所谓德化者，非废刑之谓，上以身先之，而下相摩成俗，如有不可化者，然后执而戮之，以生道杀人，虽死不怨杀者。

礼乐刑政四者，皆治之具，不可偏无。儒家独明于礼乐者，当时皆苟且之政，以为专尚政刑即可为治。儒者虽言礼乐，固不废刑罚也。世无真儒，以宽懦为德化，故法家矫之以严峻，然商、韩之书详于束下，而略于人君之修养，是其所短。人君暴戾于上，而假法以虐民，使民无所措手足，其极也，必有土崩瓦解之虞，不如儒家之长久也。

儒家与道、法二家最相反异者，犹有举贤一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又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又曰：“举贤才。”盖举贤者，自古登进之路也，观于《尧典》，已可概见。唐虞三代，关于荐贤之事，不可缕举。惟其弊，朋党援引，蔽贤害政，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墨家于此，亦同于儒家，惟墨家更有甚者，即天子以下皆出选举。道家不尚贤，盖鉴于其弊而发之耳，其登庸之道，则无明文。法家不尚贤，师道家之意也，而其办法则曰“循名课实，将率必起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部”，其长处在少流弊、机会均等，其短在不能汲收贤才，而易含容庸才。即以汉唐而论，汉之荐举，其所得人才，实较唐行科举之制为优，盖科举取决于一时，而选举则取决于平时。科举之制，奇才异能之士往往不得申，而所得皆平庸之才，不过其流弊稍愈耳。荀子言：“无德不贵，无能不官，选贤与能。”有二者并重之意，其办法何若，则不可知也。

孔子为政之要，大体如此；孟、荀之徒，虽有推阐，要不能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