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的逻辑：“节点—网格”秩序

政治坚定和政策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目前，有没有成熟的理论可以概括“一带一路”的学理基础或逻辑，或者说“一带一路”的自身逻辑是否超越了以往的相关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既需要学理逻辑，也需要元理论。从内涵来看，“一带一路”是对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超越。因为世界体系理论的逻辑是“中心—边缘”秩序，而“一带一路”的逻辑是“互利共赢”和“去中心”，即通过互联互通将边缘地带打通成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形成网格，每个国家都是一个“自中心”，以此实现公平与普惠。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他看来，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过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这一体系最主要的特征。

在经济体系中，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两条主线将各个国家牢牢地黏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但是，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发达国家外围到处存在不发达。核心化以及边缘化都是动态性的过程，“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进行经济剥削。

在政治体系中，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地区，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地区。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和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推动力。追求霸权地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

在文化体系中，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普世价值凌驾于多元的民族文化之上，营造了一种全球趋同的文化氛围。

在过去几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多数重点项目都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如中亚五国和中东欧十六国等。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land-locked country），如东南亚的老挝、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中东欧的塞尔维亚等。这些国家一直被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也无法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福利。中老铁路、亚吉铁路、中欧班列、匈塞铁路等项目使这些“内锁国”可以连通海洋，变成“陆联国”（land-linked country），实现了陆海统筹，由此与其他国家一起享受全球化的红利与福祉。

2018年5月，我曾赴埃塞俄比亚调研“一带一路”建设。埃塞俄比亚的官员表示，在他们心目中满意度最高的项目是亚吉铁路，其次是东方工业园，再次是亚的斯亚贝巴轻轨。在他们看来，亚吉铁路真正实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通，使埃塞俄比亚这个内陆国家有了出海口。这对“一带一路”后续项目的立项与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中东欧，波兰是“琥珀之路”与“丝绸之路”的交汇点。2016年9月，我赴波兰参加第26届东欧经济论坛，与波兰前总理瓦尔德马·帕夫拉克进行座谈，他曾是波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帕夫拉克认为，中东欧十六国是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潜力巨大的区域。他强调“一带一路”有效地促进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原来的海运贸易耗时长，而现在的中欧班列对中东欧国家，特别是对没有出海口的国家有益。“欧亚一体化”这个概念原来离中东欧国家很远，现在感觉很近了。

此外，“心脏地带”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主要观点，他把欧亚非三大洲合起来看作茫茫世界海洋中的一个岛，称其为“世界岛”，把欧亚大陆的中部看作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在过去，心脏地带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供血最不足的地方。而中欧班列大多数经过这一地带，这使得中欧班列像欧亚大陆的动脉以及毛细血管一样，增强了城市之间的黏性和国家之间的活力。

“一带一路”倡导新型的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在政治体系中，“一带一路”强调“去中心”和“非极化”，不追求霸权地位。而美国的盟友优选三类国家：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制国家，最好是像美国一样的“三权分立”国家——这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选择，也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二是地缘上的海洋国家，和美国一样重视海权，如英国、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美国通过海权联盟来控制海峡和运河，借此遏制陆权国家的潜在挑战；三是信仰犹太教或基督教的国家。与美国以自身霸权构建的盟友体系不同（在盟友体系内部也有等级存在），“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伙伴关系体系的具化，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原则，也是“一带一路”的原则。

在文化体系中，西方价值观趋“同”，是典型的范式性力量，而“一带一路”价值观强调“通”，是典型的文明型力量，即承认差异，据此构建相互欣赏、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范式性力量强调自身价值观应成为国际社会的范式，外交要能够塑造人们的观点，使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产生认同，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而文明型力量不追求改造对方，而是希望在个体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彼此之间的文明互鉴。

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是什么导致了冲突？有人认为，是利益和资源。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资源的稀缺必然改变利益格局，导致冲突。因此，是资源的稀缺导致冲突，而不是资源导致冲突。“冲突”一词的英文拼写是“rivalry”，这个单词的词根“riv-”来源于拉丁语名词“rivus”（河流），即“人们共用一条河流”导致了冲突。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来讲，有人认为是“差异”导致了冲突，强调现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不一样的道路、不一样的制度、不一样的意识形态和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其实，这个答案并不准确。不是差异导致冲突，而是人们对待差异的态度导致冲突。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道：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是绝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如果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这几句话的针对性很强，而针对的对象显然是西方国家所谓的范式性力量，如“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等。

2020年9月，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发表题为《中国如何为美国不再是全球需求中心做好经济准备》的文章，指出在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美国是国际经济的需求中心。但是，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世界分成三部分，分别是欧洲、北美和亚洲，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是“多峰结构”，即“多中心”的全球化。进入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和区域中心可能会更多，这意味着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会更加均衡。

在多峰结构中，包括民族国家、资本和社会组织等在内的非西方力量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发挥更大的推动和塑造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将不同国家关于自身发展的愿景投射到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从而加快淡化“西方中心”和“美国中心”倾向。

总之，“一带一路”不能只是政策分析或政策解读，要有元理论，也要有具体内涵以及衡量指标。“一带一路”的逻辑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以及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二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三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每一个层次都有不同的主体侧重、衡量指标，以及理论基础（如表1—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