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部地区把握“一带一路”机遇的经验分析

1999年，中央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同一年提出走出去战略。2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实施《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1号）等一系列文件和相关政策，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支持。

西部大开发主要覆盖西部12个省（区、市），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这一区域的总面积高达68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4%，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而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国GDP的20%。以胡焕庸线为分界，长期以来，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差距相当明显。西部地区虽然地域广阔、资源丰饶，但无论是人口总量还是经济总量的全国占比均远不及东部地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西部地区逐步由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迈进，坚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如今，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以全面开放新格局为目标，以实现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为路径，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切实推动地区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一）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至今，在沿边开放政策带动下，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82年中国同苏联开始恢复经贸往来到1999年，以新疆口岸重新开放为标志。这一时期国家陆续颁布了针对沿边地区开放制定的政策法规，广西、云南、内蒙古的多个边境口岸得到开放，西部沿边地区对外贸易稳步发展。同时，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拉开序幕。

第二阶段从2000年至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国相继开展了西部大开发和富民兴边战略，涉及西部地区所有省区市。国家出台了诸多专业性优惠政策，对外开放进程加快，地区开放水平显著提升。

第三阶段从2013年至今。中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地区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朝着高层次、多途径、宽领域的方向迈进。经过40多年的探索奋进，西部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对外开放路径与模式。

一方面，西部地区正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地缘优势打造交通枢纽、文化科教和商贸物流中心，建立面向国外的贸易和交往平台，形成经济辐射中心，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例如，广西对外开放模式以推动区域联动发展为主轴，构建了中越“两廊一圈”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融入了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快了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举办了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东盟国家的近50个港口建立了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打通了面向东盟的交往通道。云南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对外开放模式注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致力于联通中国、东南亚和南亚三大区域，促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举办中国—南亚博览会，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对内开放则注重主动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新疆以打造对外开放核心区为目标，在陆路运输和国际航空港建设领域独树一帜，积极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举办中国—亚欧博览会，深化与周边国家在科教文卫、旅游及人文领域的合作。内蒙古以雁阵模式搭建对外开放架构，着重发展农牧业及其衍生产业，着力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铁路运输、口岸和开放试验区建设，借助中蒙博览会平台，深化对外贸易发展。西藏以强化口岸联通引领对外开放，推进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着重推动与有关国家的边境贸易合作，借助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平台推动农牧、旅游和文化等领域发展。

另一方面，不沿海、不沿边的内陆地区凭借自身突出的优势资源构建战略通道、打造枢纽省区，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促进内陆地区的对外交往与经济发展。宁夏以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为目标，凭借其突出的人文优势资源，以中阿博览会为机制平台，促进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打造了面向南亚、中亚和西亚的物流运输通道及商贸物流中心。青海形成了以生态环保为基调的对外开放模式，紧抓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机遇，融入国家自贸区战略，打造特色轻工、新能源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以青洽会等对外开放新平台提升重大经贸文体活动的国际化、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贵州形成了产业链条的对外开放模式，依托西南陆路交通枢纽区位优势，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平台，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融入中新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扩大酒博会等品牌国际影响力，围绕先进制造业、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等产业链实施对外开放。

此外，西部地区积极拓展区际互动合作，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西部地区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凭借区域内资源优势，已步入稳定快速发展阶段。然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同东部省区市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正确认识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并发力解决，是保证西部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民众幸福感的重要条件。目前，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结构合理的产业支撑。其一，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不合理。地区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2019年，广西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为15.95%，云南为13.08%，贵州为13.60%，新疆为13.10%，内蒙古为10.82%，宁夏为7.47%，青海为10.18%，西藏为8.14%。而东部沿海部分省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则小很多，上海为0.27%，江苏为4.31%，浙江为3.36%，广东为4.04%。可以看出，中国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远高于东部沿海省区。其二，西部地区基本没有现代产业基础。由于西部地区产业发育程度不高，大部分对外出口的产品来自内陆地区，沿边靠海的少数民族省区虽起到了较好的桥梁通道作用，但远未形成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聚集群，难以有效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低价格消费品而获取矿产能源的传统贸易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求。其三，西部地区经济产业模式较为单一。目前，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大多集中在通道经济和汗水经济层面，能源经济也成为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无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基础。

2.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层次较低。1983年以来，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虽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速度惊人，但与东部沿海省区相比，差距依旧明显。2019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 733元，而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较低，如甘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 139元，西藏为19 501元，贵州为20 397元，云南为22 082元，青海为22 618元，新疆为23 103元，广西为23 328元，宁夏为24 412元，陕西为24 666元，四川为24 703元，重庆为28 920元，内蒙古为30 555元。上述数据表明，除内蒙古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全国水平外，其他西部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低于全国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另外，西部地区的周边国家大多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对狭隘，产品需求层次也较低，导致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为主，进口产品则以矿产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为主，对外开放层次较低。

3.高精尖人才，特别是开放性人才匮乏。由于西部地区整体较为封闭，信息闭塞不畅，该地区干部群众的思维方式、服务意识、开放意识以及国际视野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省区。此外，西部地区的教育基础落后致使人才培养难度变大。人才因素直接制约和阻碍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

2007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大力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保证西部大开发顺利实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失现象依然严重。

人才与教育、科研密切相关。高校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剂，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需要高校提供高水平的科技支持。这一点从深圳市的发展中就可以窥探一二。最近几年，深圳大力引进各类知名高校，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引进20多所985/211高校和香港地区高校，包括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山东大学深圳研究院、天津大学深圳研究院、浙江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部地区和西部高校还在进行“人才保卫战”。

21世纪是高科技竞争的时代，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一所高校规模再大、名气再响，没有优秀的人才，或优秀人才数量很少，时间一长，最终会“沉沦”。一个地区经济再好，没有人才支撑，时间久了，就会“没落”。

4.依赖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惯性较强。与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国外发展环境。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要肩负更多任务，既要促进民族团结和生态友好，又要稳固边防，实现睦邻友好。对外开放的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西部地区实施对外开放的条件和保障之一。这种依赖惯性决定了中国大部分西部省份对外开放基础的脆弱性，对外开放易受对象国和对象区域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大国博弈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从而制约了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三）新时期西部地区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建议

1.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全球产业链加速转移的新形势之下，中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十分强烈。由于该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发展基础，其产业发展不能是简单地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而要注重发展培育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开放特区深圳为例，深圳经历了从简单商品贸易到外向型制造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三个发展阶段，现在深圳已明确将文化产业作为第四大支柱产业。深圳发展模式的关键点在于工业企业与生产型服务业企业相互助益：深圳有国内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巨头华为、中兴、比亚迪，优质的金融服务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高科技企业华大基因、大疆科技，还有快递行业领头羊顺丰，文化企业华侨城、华强方特，等等。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对外开放建设，并展现了生力军特点，国有企业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推动力量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同时，多业态相互融合、彼此成就的“深圳模式”为西部地区构建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提供了学习对象。

“一村一品”和“一村一韵”可以赋能乡村振兴与西部开放。“一村一品”的发展理念最早是由日本大分县前知事平松守彦于1979年倡导发起的。当时的日本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加速，城乡之间差距不断扩大。为扭转大分县农村人才短缺、资本外流和产业萎缩的局面，平松守彦发起了“一村一品”运动。该运动以“立足本地、放眼世界，独立自主、锐意创新，培养人才、面向未来”为基本理念，引导农村居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本地的闪光点，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开发生产具有本地特色、令人感到自豪的产品，并使这些产品走向国内外市场。

例如，日本大分县就形成了以朝地町等为代表的丰后牛产业基地，以大田村等为代表的香菇产业基地，和以佐伯市等为代表的草莓产业基地等。其中，丰后牛是日本有名的食用肉牛品种之一，其肥嫩的口感堪称世界一流，价格昂贵，产量较少。而汤布院是日本闻名的温泉胜地，几十年以前其周边有很多农家饲养耕牛，但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耕牛已经越来越少。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有效利用原来饲养耕牛留下来的大片草地，当地人自发开展了“一头牛牧场”运动，他们以20万日元为一个认养单位，以居住在大都市的居民为对象，开展了认养肉牛的活动，当地人会以当地的特色产品作为每年的利息寄给认养肉牛的城市居民。

“一村一品”的成功经验是先增加品种，努力开发产品，继而提高品质，最终创建品牌，使产品的经济、文化、服务、消费等功能有机地融为一体。这就是发挥“特”的优势，提升“品”的质量的过程。放眼世界、打造品牌是“一村一品”运动的重要成功之道。如大分县旧大山町围绕梅子生产发展梅子酱加工业，开发出适应不同消费需求的20多种产品，形成梅子产业链，逐渐瞄准国际市场，把产品推销到全世界，成为日本国内乃至国际的知名品牌。

中国不少西部省份有酒业基础，但大多数白酒都是本地消费，很少出口，远不如法国红酒、德国啤酒和日本清酒等。日本清酒走俏海外市场，需求连年看涨。2018年一年的清酒出口额约达222亿日元，连续第9年创下新高。其中，高木酒造位于日本山形县村山市，创业于1615年，有超过400年的历史。十四代是高木酒造生产的日本酒品牌，号称日本第一清酒。日本每款清酒都有独特的个性。例如，月之桂的名字来源于江户时代宫廷里流传的著名诗歌，因此许多文人墨客称它为“文人之酒”。日本清酒能够迅速走向国际市场，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文化输出，日式料理在众多国家得到广泛认可。另一方面也与日本清酒酿造的精细程度密切相关。一样是拿米来酿酒，其他国家酿的是简单的米酒，日本人却将酿酒过程繁复精致化，酿造出口感细致的清酒。

2.在文旅产业领域“做文章”“下功夫”。这是发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的普遍模式。比如近年来，意大利的旅游业增长为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持续增长的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互联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支持西部地区发挥生态、民族民俗、边境风光等优势，深化旅游资源开放、信息共享、行业监管、公共服务、旅游安全、标准化服务等方面国际合作，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依托风景名胜区、边境旅游试验区等大力发展旅游休闲、健康养生等服务业，打造区域重要支柱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专业服务业，加强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建设。

西部文旅正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复苏力，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目光聚焦西部，西部各省也相继推出了一批精品旅游项目。例如，甘肃联合四川、重庆、陕西、宁夏、青海省份的文旅部门，共同打造了“环西部火车游”和“1+5”跨省旅游合作新模式。“环西部火车游”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托有“陆上邮轮”之称的定制旅游专列延伸火车服务，将景点、游客、旅行社串联融合起来，打造的“客运+旅游”精品旅游产品。

2020年8月3日，满载丝路风情的“环西部火车游”旅游专列停靠在成都北站。该专列于8月2日晚从甘肃兰州出发，将依次经过成都、重庆、西安、银川、西宁5个城市，完成历时7天6夜的环西部火车游。这列列车被精心设计，车体以“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为主题，车厢以甘肃14市州和兰州新区地域文旅元素包装命名，集合了“吃、住、行、游、购、娱”和“商、养、学、闲、情、奇”等文旅全要素。乘客在列车内不仅可以享受舒适的住宿和服务，还能吃到地道的兰州拉面。“环西部火车游”品牌列车以旅游体验为核心，以铁路沿线城市景区和大山大河为依托，组成了一个“铁路+文化旅游”的新产品，是诠释西部旅游独特魅力的一扇窗口和移动的博物馆。

3.做实会展经济，实现联动效应。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突显平台作用，努力实现不同平台的联动效应。选择与区域实际相适应的开放模式和路径，对于提高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至关重要。2015年国家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强调了新疆、宁夏、内蒙古、云南、广西等省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为上述省区初步指明了发展方向，明确提出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高度评价东博会，称其已“成为广西亮丽的名片，也成为中国—东盟重要的开放平台”。2014年2月，国家将东博会确定为“具有特殊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层面举办的重点涉外论坛和展会”，成为国家三个一类展会之一。2020年11月27日，以“共建‘一带一路’，共兴数字经济”为主题的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16年来，东博会从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向服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拓展，成果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仍然保持积极的发展势头。2020年的前10个月，双方贸易额同比增长7%，实现了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历史性突破。

欧亚经济论坛以“依托上合组织、服务‘一带一路’、促进地方发展”为宗旨，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目标，以“高端、特色、务实”为品牌定位，是政商学界对话的开放性国际平台，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加强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搭建投资贸易平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届欧亚经济论坛于2005年11月10日在西安举行，论坛主题为“搭建中国中西部与中亚及俄罗斯相关地方区域经济合作”，四个专题会议分别为能源、丝绸之路旅游、开发性金融合作、中国中西部地方政府与中亚及俄罗斯地方政府合作。2013年9月，在第五届欧亚经济论坛期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3个城市签署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并就城市间的合作和发展达成协议，签订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加强合作协议书。此外，《欧亚经济论坛发展报告》首次对外发布，深入解读了区域合作各项重点领域的现状和趋势。

2015年9月，第六届欧亚经济论坛以“创新合作模式，共享丝路繁荣”为主题。在论坛上，各国达成了多项合作倡议，包括成立“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园区联盟和“一带一路”产业园区发展联盟等。欧亚经济论坛组委会工作会审议通过的《欧亚经济论坛2025行动纲要》明确了论坛未来10年的发展宗旨、合作内容、举办模式和组织机制等十大发展重点。2019年9月，欧亚经济论坛以“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中国（西安）电子商务博览会也在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开展。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的继承和升华，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2011年9月1日在中国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从201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届。2018年8月30日，第六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聚焦“一带一路”纺织服装产业、国际物流合作、丝路商业环境、兵团改革成效等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为新疆纺织服装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周边国家轻纺产业普遍薄弱，与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互补性强，产业商贸合作空间广阔。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协作共建中新（新加坡）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建设力度，新疆与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等省区市签署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入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工作机制备忘录》。

2019年9月5日，第四届中阿博览会在宁夏银川举办。其中，“一带一路”合作创新产品展分为“一带一路”合作、“一带一路”创新产品和宁夏及各省区名优特色产品3个展区，主要展示各个国家或地区的风俗文化、贸易投资项目及政策、产业状况、旅游资源、合作项目、先进技术、智能制造、电子通信、科技生活、新能源、港口物流、基础设施、优势产品、特色商品等。

2013年6月，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再次让云南站在开放前沿的“聚光灯”下，成为经贸合作、多边外交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至此，“南博会”作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亮点，与云南的开放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紧紧相连。受疫情影响，南博会转到了线上，2020年12月12日，“云上南博会”如期举行，为全球贸易复苏注入中国西部力量。

上述展会已成为西部地区对接“一带一路”的品牌性项目，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4.整合“一带一路”相关要素，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高铁经济、中欧班列、文化产业、跨境电商等诸多要素，有可能将西部地区从以往所谓改革开放的末梢升级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由于建设资源的有限性，中国西部地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加强统筹协调，促进资源有效合理配置，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判断“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该地区是否存在“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企业，以及这些企业是否具备“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能力。企业发展关乎西部地区的税收状况，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更是有效促进民族团结工作的支撑点。如果西部地区缺少优质企业，不仅不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区，民族团结进步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中国西部地区的企业分布呈现国有企业占比多，民营企业占比少，世界500强企业寥寥无几的现状，企业建设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5.推动精准扶贫做实走深。产业发展要与精准扶贫相对接，积极吸引当地居民就近就业，解决相关地区的劳动力过剩问题。西部地区应积极搭乘“一带一路”建设的顺风车，构建相关产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充分激活本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后发优势。

一段时期以来，有不少西部地区的干部认为本地区的关键任务不是开放，甚至认为开放会“引火烧身”，担心境外的不稳定因素会随之进入本地区。有一次我去西部某省参加一场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会议。会上，当地一位干部说，本省的核心任务是精准扶贫，而不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恰恰是这一思想限制了当地脱贫工作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闽东的工业基础薄弱，财力不足，发展十分滞后。1988年9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调研闽东九县以及浙南之后，写下了到宁德工作后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弱鸟如何先飞》，指出“既飞，当然力图飞扬过海，要向外飞，在国际市场上经风雨，在商品经济中见世面”。软功夫是贫困地区这只弱鸟借以飞洋过海的高超艺术，“切实保证外商的合法权益。没有安全感，外商不会来，来了也会走。还要提醒一下，不要把外商投资企业办成国有企业，要真正让外商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生产管理”。上述论述的核心思想是：贫困落后不能总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看着碗里的，惦记锅里的，真正的竞争优势是在国际市场上经风雨，在商品经济中见世面后得来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要实现“经济大合唱”，贫困地区要增强开放意识、服务意识、国际视野和商品观念。

6.探索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的新路径。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力量，缺乏高端人才制约了西部地区高端产业的发展。一，西部地区应加强整体规划，专门出台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人才规划或纲要，对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涉及的人才进行科学分类梳理，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二，对于对外开放型人才，西部地区应分级建立省市县人才数据库，为对外开放人才建设提供数据支持。三，西部地区应促进东部地区向本地区提供人才支持，建立由省一把手挂帅的省级决策咨询机构，汇聚八方英才，为西部地区的科学决策提供“金点子”，发挥“最强大脑”效应。四，西部地区应重视海外华人华侨资源，引导更多华人华侨专业人士到西部地区发展和创业，开展科技合作交流和技术指导等活动，支持其选聘为相关行业顾问，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2017年4月28日，青海改革发展研究院在西宁正式成立。研究院将紧紧围绕青海改革发展工作大局，聚焦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科研攻关，希望在未来成为具有鲜明青海特色和风格，并在全国决策咨询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型高端智库。在成立仪式上，40余位专家学者获聘青海改革发展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2018年11月2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于兰州市成立，是一个甘肃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决策咨询机构。成立该机构旨在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切实发挥思想库作用，不断提高省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有50余人，包括专家委员和企业家委员。

我很荣幸受邀成为上述机构的特邀研究员以及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西部省份对人才的重视。在全球化时代，共享人才是关键。人才既是流动的，更是共享的。人才最在乎的不一定是待遇，而是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能否得到尊重。

7.加强对全球民族事务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既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视域下的区域协同开放，也与全球民族事务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很多少数民族都属于跨境民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对外开放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为确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社会繁荣，确保中国对外开放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保障，西部地区需提升对全球民族事务的研究能力，加强民族事务的智库建设，在世界民族事务的话语体系塑造进程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