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顾志兴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项发明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曾多次向科技史专家和文献学名宿胡道静先生问学，老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印刷之术，创源吾国，自雕板兴，板印之业大盛，而教育文化学术遂造新纪元，突入新境界，此直人类万千发明中至高之一招也。”后来他又将这段话写入我著的一本书的序言中。我以为这段话是对印刷术发明的伟大意义最准确的评价，我一直奉之为圭臬。
印刷术发明后的实际应用，始于隋唐，传世实物多为佛经佛像。五代后蜀冯道用这一技艺，主持刻印五经。到北宋时印书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两宋以来刻梓了大批儒家经典、国史以及许多实用书籍。我们常说宋代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和当时雕版印刷术的发达是分不开的，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印刷技艺的发展，使宋版书在刻书领域里达到了几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明清以来，迄至民国，直到如今，宋版书几乎成为读书人的最爱，人们以能看到、读到宋版书为一大幸事。其因：一是宋版书去古未远，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原书的真实面貌；二是宋版书太过珍贵，当时刻印的数量稀少，经人研究，每次刻印一般在六十部至三百部之间，随着时间的汰洗，许多成了传世的孤本；再就是宋版书的纸润墨香也使人为之神往。这些珍贵的宋版书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和传说，为人津津乐道。
谈宋版书是离不开杭州的。尽管两宋时期几乎全国都有刻书，如蜀刻、建刻、浙刻，等等。但人们公认其时刻书的中心在杭州。曾经在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朝为官的著名学者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八对两宋时期的刻书作过一个总结，他说：
叶梦得所说“天下”，指的是中国，若说是全世界也不错。那时欧洲人还在用鹅毛笔蘸着墨水在羊皮纸上抄书，而我们杭州人已经捧着印刷精美、纸润墨香的宋版书在读书做学问了。宋代杭州印书在中国和世界都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历史的这一页为杭州增光添彩，为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厚重感和文化底蕴，值得我们杭州人自豪！
书友姜青青先生爱读书、爱藏书，我们时常一起交流，其中所谈内容之一就是宋版书的问题。
近日青青来电说，他写了一本《遇见宋版书》，希望我为此书写几句卷前的话。我一口答应，倒不是自己感到有资格写这个序，而是因为有同好，心里不免痒痒的，想早点看到书稿，想看他写了些什么。青青这本书是专讲宋版书的，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著作，而是搜集了大量清及民国以来的有关宋版书刻梓、收藏、流布的史料，加以融会贯通，连缀成书的。这部新著看起来是本通俗读物，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诸君，他写这本书所下的功夫甚深，其中的材料十分丰富，书中宋版书的流传故事，有些藏书家、刻书家，包括一些书贾的生平事迹都考订得清清楚楚，言之凿凿，绝不是现在流行的戏说、胡说，抓住一根稻草说成是名山大川的一株参天古木。其中一些宋版书的发现和辗转流布情况，也是根据藏书大家如傅增湘、张元济及清代与民国间的其他藏书名家的有关著述，一一加以钩沉出来的。这本书里的二十个宋版书的故事，我大多数是熟悉的，所以我能看出这件事出于何书，那件事何人所言。只是为了向青年朋友介绍，他没有引经据典，而是用自己的学识将之串联起来，使我们读起来更加兴味盎然。我以为这也是一种本领，至少我做不到。
谈宋版书自离不开杭州，杭州彼时所发生的宋版书的故事多多，他不过掇拾一二而已。这本书重点写了杭州这个历史名城的几个刻书故事，例如廖莹中刻的《河东先生集》和《昌黎先生集》。廖莹中是贾似道的门客，他的为人从政治品格和道德层面上说是无可取的，贾似道最终身败名裂，他仰药自尽，为贾似道殉身。但是不能因人废言，廖莹中主持刻梓的这两部书实在太好了，一直被人称为无上神品，现在是传世孤本，中经颠沛流离，明代藏于嘉兴藏书家项元汴的天籁阁，入清后则分处南北，直到民国时，杭州南宋刻本的这对双璧才得以延津剑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消息传来，“韩柳”二集的藏主在香港有出让之举，郑振铎先生获知后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总理特批了一笔经费，终将包括“韩柳”二集在内的一批善本购回，如今安然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2000年我有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之行，曾戴着白手套摩挲这两部集子，真是感慨万千！
南宋杭州书坊刻书以陈起的棚桥陈宅书籍铺最为有名，世称“书棚本”。陈起刻梓唐诗最值得称道，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王国维先生的考证断言，如果没有陈起，今日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唐诗恐怕没有那么多流传下来，是他千方百计搜集整理，我们今日才有机会读到五万多首唐诗，他对中华文化史的功劳再怎么评价也不为过。我说陈起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宋宁宗时参加乡试，中了头名举人，即是俗称的“解元公”，但他没有像范进中举后那样得了失心疯，而是安之若素，续事刻书，只是在书牌上加了个“临安府棚北睦亲巷口陈解元宅”的名头以示身份，没有去考进士做官。我也设想了一下，如果他考中进士，世上多了一个芝麻绿豆官，可少了一位整理和传布唐诗的功臣，那将是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青青这本书里第十二个故事《凤随凰非凤随鸦，终教分飞情何堪》，讲的就是陈起刻的《唐女郎鱼玄机诗》这本书在明清及民国间流传的故事。这本书的刻梓，可说是陈起刻书的代表作，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也看过这本书，只能用“爱不释手”四字来概括和形容当时的心情。我十分佩服青青在他文章中对几十枚印章的释读，功力颇深。
青青对陈起也是十分钦敬的，对于陈起的刻梓唐诗着墨不多，但是本书的第五篇《江湖岂料东风恶，棚北坊南书卷残》着重讲了陈起因为刻梓江湖诗人的作品，无意中卷入南宋的一场宫廷政变而遭到流放和江湖诗集遭劈板的故事，读来令人心酸难过。这也是一桩书祸，但其下场（陈起后被免于流放）比明清时代文字狱的遭遇者要好得多，这也是他的幸事。
读宋版书，离不开清代苏州的黄丕烈（号荛圃），其有专室收藏宋版书，自称“佞宋主人”，藏书室称“百宋一廛”。青青的书也选取若干黄荛圃藏宋版书的故事加以披露，读来引人入胜，想来喜爱宋版书的青年朋友定能于此得到启发。此外，凡属写杭州的，包括少数写外地的，读来真是有趣有益。读者诸君定能体会多多，用不着我在这里过多言说了。
最后想说的是，青青写此书可能是引而不发，一些问题往往是点到为止，并未生发拓展开来。这是好的，但我以为有些问题还是值得多说几句的，如第二篇《初刻严州本末体，几因字小遭沉湮》这里涉及中国编著史书的三大体例问题。中国史书的编著先有汉司马迁的《史记》，首创纪传体，次则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本是部政书，按年编纂，开创了编年体的史体。到了南宋孝宗朝，袁枢任严州教授编纂《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体，从此以后史书编著的三大体系完成，对后世历史的著述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应用，意义深远。故而我以为袁枢严州本《通鉴纪事本末》除了是一本宋版书之外，其开创的纪事本末体编纂体例，在这里也值得说上几句话的。现在编纂史书无非这三体，这些知识对年轻人提一下，我以为也是十分有益的，可以扩大他们的知识面。
青青此书写成，上门邀我写几句话，因有同好，不揣浅陋，就写了上面的一些想法，权充作序吧。
2019年4月25日
撰于杭州孔庙之北孤桐凤竹野柿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