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故里书坊事，南去北来皆有传

钱谦益邂逅南宋荣六郎这条“小广告”，不禁老泪纵横

荣六郎终于下定决心，重金租下位于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中瓦子偏南、御街东侧的一家店铺，准备在此刻书卖书，重操旧业。

中瓦子这段御街（今杭州市中山中路、惠民路至河坊街一段），可是京城最具商业价值的黄金地段。当时御街从众安桥到朝天门（今杭州鼓楼）有南瓦、大瓦子、下瓦子等。清河坊（今河坊街）与御街相交一带称中瓦子，最是熙攘繁盛，被誉为“五花儿中心”，沿街店铺的房租高得离谱，你不做热门的赚钱买卖，根本就站不住脚。是以在此一路走来，两旁多半是金器首饰、酒楼餐饮和瓦子娱乐这些来钱快的营生，而出版一部书，资金不太可能快速回笼，所以荣六郎要在此经营书籍，成本压力非常大。他租下的这家店铺原先恰恰就是一家刻书铺坊，主人本地钱塘人王叔边，就是因为实在吃不消对付东家日益飞涨的租金，只好关张歇业，另谋出路。

那么，面对这个前车之鉴，荣六郎为啥还要出此险招？

那个时候，整个朝野正闹着“书荒”。“靖康之变”（1126）使得赵宋皇帝宫中“崇文院”等处积蓄百余年的十余万卷珍本秘藏，被金人一网打尽，辇载而去。随之而来的十多年战乱，又使得各地无数典籍毁亡散佚。如山东青州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妇的“归来堂”，原有藏书两大库。建炎元年（1127）三月，夫妻俩逃避兵祸，舍去大部头和重复的书之外，携带的藏书仍有十五车之多。二人连舻渡淮又渡江，到建康（今江苏南京）时尚存两万余卷，辗转逃到洪州（今江西南昌），金兵接踵而至，破城烧杀，夫妻俩千辛万苦转运的典籍到头来全部化为云烟，而在青州故居未能带出的藏书也全被焚毁。两宋之际的“书厄”由此可见一斑。南宋初年，上至皇帝，下至百官、文士学子，无不都在寻觅往昔的圣贤名著、经史子集，重刻典籍的营生由此渐渐热门起来。

绍兴二十二年（1152），朝廷建都临安已有十四个年头，相距宋金缔结“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正式接受金朝皇帝的册封正好已届十年。宋金两国暂时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可是对当年南渡而来的无数北方人来说，譬如像荣六郎这样的故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人，心里面则满满的都是情绪上的纠结。不再打仗了，也就意味着不用再逃命逃难了，这固然甚好，但东京相国寺旁的老宅老店，那可是好端端的一份家业啊，从此你也甭想再回去经营了，这又如何是好？

荣六郎是个怀旧的人，总惦念着自己儿时东京相国寺的繁荣景象。那时整个东京城最具规模的集市就摆在大相国寺，每月但逢初一、十五，再加上逢八的日子，这五天中，京城内外各路商贩相聚于此，天下奇巧之物、百工绝活无所不有，说唱歌舞、南腔北调，寺院内外好不热闹喧阗。此中，唯一比较安静的是寺院大殿之后、资圣门前书籍、古玩和字画摊铺的“集市”，奇书秘笈应有尽有。远近文人在此“赶集”，淘书鉴宝、品评书画，其中也不乏挥金如土的主儿。那时，荣家是相国寺东街的书坊老字号，他家刊刻的图书，内容精审、版印精良，是刊行天下的大买卖。

天下人对东京城的繁华心向往之，相国寺的书市就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必到”之地。北宋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相传在相国寺书市淘到过一册《唐史》稿本，回家熟读此书后，学艺大进。前面提到过的赵明诚，他二十一岁还在京城做太学生时，每月初一和十五，必来书市。赵明诚寒士出身，囊中羞涩，却挡不住相国寺书市的诱惑，于是经常当衣买书，还自嘲是“葛天氏之民”（相传葛天氏是上古时期采葛织布、缝制衣服的发明者，也是古时乐神）。还有建安（今福建建瓯）学者黄晞，来京游历时见相国寺周遭汇集了天下那么多书籍，瞬间就惊呆了，以至挪不开步子，就此住下不走了，身上一星点儿碎银全拿来换书，直到衣不蔽体的穷困地步还赖着不肯回家。此后二十年，黄晞一直寓居东京，买书读书写书，直到去世，身后留下了万卷藏书。总之，相国寺书市称得上是大宋文化昌盛的一大标志，即使经历了“靖康之变”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劫难，居然仍有开市。荣六郎曾在绍兴十年（1140）前后听说，在金兵占领下的东京城里，宋朝东京留守孟庾的幕僚毕良史就在相国寺专卖旧书的集市上，淘到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官版历书。旧都的繁华岁月早随汴河流逝而去，但故物宛然在目，很是让人唏嘘不已。

荣六郎原先也有重回东京故里的幻想，但一直犹豫不决，绍兴二十一年（1151）岁末，金朝皇帝完颜亮下诏重修原来的东京宫殿，打算把大金国的都城从东北搬到汴京去。这一来，荣六郎彻底断了“回家”的念头。于是，下定决心要在这大宋行在临安城中，从头收拾他自家的“旧山河”，经营书坊。

但是，原来在此的王叔边不久前关了坊铺走人这一前车之鉴，却是明摆着的，亲友和伙计中少不得有些人来劝谏荣六郎。

临安城的书铺前店后坊，自刻自卖，每家书坊都有自家的经营定位，其刻书技艺和实力也都是非同小可，不愧是天下头块牌子。太宗皇帝在淳化五年（994）下诏，特派亲信内侍裴愈把在东京国子监精校审定的《史记》、前后《汉书》等一批史籍名著带到杭州来镂板印制。仁宗皇帝嘉祐五年（1060），又有圣旨，要求中书省把宋祁、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拿去杭州雕印。大凡朝廷核准的“十七史”都指定为杭州刊印。除了正史，哲宗皇帝在元祐元年（1086）下旨，在杭州开雕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那可是史学的不朽之作，难怪本朝知名词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东京印书相较杭州，终究稍逊一筹。

《南齐书》最后一册书的卷尾，印着一则英宗皇帝治平二年（1065）的牒文：

崇文院嘉祐六年八月十一日敕节文：《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见今国子监并未有印本，宜令三馆秘阁见编校书籍官员精加校勘，同与管勾使臣选择楷书，如法书写板样，依《唐书》例，旋封送杭州开板。　治平二年六月□日

可见，杭州向来就是本朝版印书籍的首选地，官方审定认可或主持编修的正史，还有国子监定下的经部、子部的典籍（后人称作“监本”），大多在此刻板刷印。学者王国维更是断言：“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

可既然如此，为啥王叔边还要舍此而去？

原来，因为杭州有刻印史部大典的传统，王叔边的书坊也就攒下了大量史书板子，史籍成了他家书坊的特色。“靖康之变”后，大宋国上上下下到处都缺正本典籍，这本来正好是王家书坊重印再版古史的上好时机，可偏偏朝廷立下了“规矩”，为了维护经典名著的原真性和权威性，任何书坊一律得把新版书样（包括利用旧版重印的）送专门官衙逐字逐行校勘审核，未审书籍严禁买卖。一部史书少则几十卷，多则上百、几百卷，你官府派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过去，得花多长时间？书坊的生意还怎么做？若向官府去租版子，校审无误，拿来刷印就是。这样确实不用大费周章，可最后卖书的钱大头得归官府，算来算去，租版印书太不划算。前面提到的建安，在当时也是个仅次于杭州和成都的全国刻书中心。王叔边便一不做二不休，全体转移奔建安了。

但众人不认同荣六郎的说法，难道俺们在此刻书就省事了？就无需送审看样了？其实，荣六郎心中早有盘算，中小规模的经典古书多着呢，不去碰那些大部头便是。

此时，他从西湖北山的葛岭得到启发，欲将葛洪的名著《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拿来刊印，不厚也不薄，不愁临安人不买账。

荣六郎选择《抱朴子内篇》，自有他的道理。

先说本朝那些大家文豪的养生活法，好多可都是从这书上得到的启发，如东坡先生，一生不在贬谪的地方，便是在贬谪的路上，却从《抱朴子内篇》中得到养生之法，潜心修炼。他的《养生诀上张安道》《与王定国》《寄子由三法·胎息法》等诗文中提到的模拟胎儿呼吸的闭气数息法，便是源于《抱朴子内篇·释滞》。再说葛洪的“地仙”概念，他主张宁为“地仙”，不愿升天，选择世间游乐。所谓“地仙”，《抱朴子内篇·对俗》云：“人道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这便是“地仙”的生活境界，是葛洪最推崇的理想生活。欧阳修《幽谷种花洗山》云“史君功行今将满，谁肯同来作地仙”，王安石《谒曾鲁公》云“翊戴三朝冕有蝉，归荣今作地行仙”，苏辙《张文裕侍郎挽词》云“归来侍从三朝旧，老去雍容平地仙”，不胜枚举。他们还喜欢引用“内篇”的典故，最典型的是东坡先生《和陶读〈山海经〉》这组诗，有感于《抱朴子》而发，大量用了“内篇”中的神仙故事，像《对俗》里的张广定故事、《道意》里的李八百故事和《仙药》里的赵瞿故事。其他人，像秦观的《偶戏》，诗中则讲到《祛惑》篇里的蔡诞故事，等等。本朝那些出了名的文人，养生、做人、写文章，喜欢“内篇”者甚众。

书定了，但销售回笼资金仍是个问题。当时，临安城内虽说市河（也称小河，近代被填作街巷，今称光复路）与大河（今中河）之间、棚桥东面的橘园亭（今杭州棚桥农贸市场一带），也算是临安城里的一处“书市”，但其影响远不如旧都的相国寺。

整条御街上并非就这“五花儿中心”最是热闹，其实朝天门也是个极要紧的地方。这朝天门一带每天最多的就是来打探消息的人，那城墙上，各地传闻、坊间逸事、朝中人事，就连招人、寻人的“小广告”、酸秀才显摆胡诌的歪诗等，贴得满满当当。当然，正经“朝报”消息也时常第一时间在此布告。朝廷的“进奏院”就设在朝天门北侧，那可是总领朝廷与各地各部门上下往来诏令与奏报的重要衙门，耳目最是通灵，还管着传令天下的职责，每天都要采编、审定和发布“朝报”。临安城里还有专卖“朝报”的摊贩，叫作“供朝报”。

进奏院发的“朝报”是经过官方审定的权威消息，但进奏院却有一帮“小编”在编发“朝报”的同时，又把人事任免中“命令未行，差除未定”的材料另外抄录了，悄悄传给外人，供其编印“小报”上市牟利。于是乎，就出现了一拨专门靠搜集和传递“小道消息”的行当人，有叫“消息子”的，有叫“簇头消息”的，还有叫“喜虫儿”的。前两种人原都是些“闲人”，他们在朝天门采集天南海北各种音信的同时，将进奏院漏出来的“小道消息”转给专门的人编写刻印成“小报”，每天一张纸，天不亮就上市，拿去城里到处售卖，这生意还相当不错。后面那个“喜虫儿”则主要集中在国子监（今杭州庆春路西端以北一带），大都是百司衙门里的人，大凡考举发榜之时，谁人中榜了他们最是灵通，便抢着向中榜者家里报信，牟取丰厚的犒赏。

荣六郎觉得，那些“小报”都是抢消息、抢时间的生意，中瓦子书坊这地儿离朝天门近，用来编写刻印“小报”最是适宜。于是想方设法承接“小报”的镂板刷印活儿，那可是每天不断的营生，正好补上了刻书卖书资金不好回笼的短板。

不久，荣家在御街中瓦子的书坊隆重开张。这年六月，荣家京城书坊刊印的第一部古籍《抱朴子内篇》（五册）正式出版。为了赢得“开门红”，荣六郎还为这部书精心设计了一则“小广告”：

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

这广告里饱含了荣家对旧都东京“书市”的眷恋，也透露了人在异乡的别样情绪，当然，对买书人也道明了书坊的传承，具有十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由于文献缺失，荣六郎出版这部古籍的营销情况，以及荣家书坊后来的整个经营情况，后人无从知晓。但可以想见，南渡寓居临安城的北方人，特别是那些东京人，看到荣六郎书上这则牌记，一定会触景生情。即使五百年后，清初大学者钱谦益邂逅此书，称这几行字便是一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摩挲书卷，抚今追昔，不由得“为之流涕”。钱谦益原是明朝大官，改朝换代后投靠清廷，其间种种难言之隐、难堪之情，乍逢荣六郎的“东京故事”，梦回前明故国，引为感慨和共鸣，当是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

而可以让人知晓的是，临安城以御街为中心，旁及其他街巷包括一些寺院，前前后后出现了很多刻书处，其刊印的图书往往成为世人的珍藏。尤其是南宋后期以临安睦亲坊陈起为代表的书籍铺书本，更是出类拔萃，堪称宋版书中的翘楚。

至于南下创业的王叔边一班刻书人，则把杭州史籍镂板刷印上的先进工艺和经验带到了建安，两地工匠相帮相衬，扎实提升了建安书坊对大部头书籍的刻印水平。王叔边在建安主持刻印前后《汉书》时，在目录之后也留下了一则“广告”牌记：“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这里特意注明了自家籍贯，既是不忘出身养育之地，也是用地望“标杆”的方式，梦系当年故里的书坊盛事。那《后汉书》传到后世，被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誉为“建本中最精美”者。

而事实上，建安的史籍刻本也曾名噪一时，像传世至今的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集解》，黄善夫家塾刻印的《史记》《后汉书》，蔡琪家塾和刘元起各自刻印的《汉书》，都是位列甲等的宋版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