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刻严州本末体，几因字小遭沉湮

皇帝追捧的正宗原版《通鉴纪事本末》，竟遭“差评”

杨万里与袁枢早几年在京城临安太学中同为学官，杨万里是太学博士，小他四岁的袁枢是太学录，两人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可称一对挚友。而现在是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的春天，经年未见的这对铁哥们在严州（治所今浙江建德梅城）重逢。

原来，袁枢在前一年即孝宗乾道九年（1173），因对朝廷重用外戚张说一事上疏力谏而未果，一气之下要求“外放”，在这年二月廿四日到严州任州学教授一职。严州因有东汉严子陵隐居地严陵滩而得名，本是僻壤山区，教授也属“闲职”，但袁枢偏偏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在正儿八经地抄书。他想要抄成一本对上有助于治国平天下，对下有益于读书考功名的大作——本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准确地说，他是在摘抄《资治通鉴》，并非全书一字不漏地照抄，《资治通鉴》原为二百九十四卷，袁枢摘抄成书后为四十二卷。

书算是抄完了，还有了一个新书名叫《通鉴纪事本末》，可袁枢对自己的心血之作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你想，再怎么更名改姓，所有内容还是《资治通鉴》上的，你不过一删节本而已。袁枢抄书的初衷是要完成一部大作，那现在书抄成了，还要不要公之于世呢？他正自纠结，忽然收到了大诗人杨万里要来严州看他的消息，顿时眼睛一亮。

这年开春时候，杨万里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离开京城临安赴任途中，取道严州拜访好友袁枢，顺便饱览富春江的自然风光。可令他意外的是，一到州学馆舍，袁枢根本不睬他此行的意愿，捧将出这部四十二卷的《通鉴纪事本末》，请他务必在这几天细看一下。杨万里随手一翻，不就是一个《资治通鉴》节本吗？

袁枢说，你先别急，我给你讲个故事——当年司马光编纂完《资治通鉴》后，为了尽可能避免差错，让其学生再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可结果呢？除了一位叫王胜之的果真细看一过以外，没有一个人再愿通读全书，都是翻了几页就哈欠连天，昏昏欲睡。这部书实在太过冗长了，难有人能一字一句一遍又一遍地细读。

这部经典著作不但难以通读，而且文章的关键难以把握。所以，袁枢下定决心要尽快完成一部全新的《资治通鉴》，不但要方便天下读书人，还要让朝廷执政者真正把握这部书“资治”的要旨精髓。杨万里见他一脸的认真，不好再拒绝，只好答应先看看这书再说。

谁知，杨万里静下心来没看几卷，便情不自禁击节称赞。想当初，他自己只要一捧上《资治通鉴》，就仿佛身陷崇山峻岭和茫茫大海之中，茫然无措。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这种叙事体例就必须按照年月日时间顺序编排故事，而同一年中，往往不止发生一件大事，有些事的进展又往往是跨年度的，司马光只能以“年”为单位，将这些零零散散的大事，全部罗列在一块儿。对编写这样的书，杨万里自知根本不具司马光的那种史家慧眼和剪裁功夫，退一步来说，即使换成自己来干，也必须得这么写。

但现在袁枢这个抄本，内容虽然不折不扣全部来自《资治通鉴》，可在故事编排上却另辟蹊径，独具一格。杨万里看到，《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编辑方法，就是“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就是把《资治通鉴》浩繁的内容重新剪辑成二百三十九个故事，另附六十六件要事，总计大小三百零五件重要事件。每件事给它新取一个标题，文字叙述就围绕这件事的始末和详情展开，无论长短，自为起讫，自成一篇，所以称其“本末”。举例来说，《资治通鉴》把“秦灭六国”这段长达一百四十一年的历史按时间分散在卷二至卷七中，现在袁枢则把这六卷中的一百七十余条相关历史事件汇集起来，按时间顺序载录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秦王政蚕食六国以至统一中国的全过程，从而避免了原先那种割裂散漫、难稽首尾的毛病。袁书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以四十二卷篇幅，涵盖了司马光原著多达二百九十四卷，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治乱兴衰历史。

以前那些翰林学士为皇帝讲课，《资治通鉴》是主要课目，但每次讲读两三叶（一叶合今之两页）而已，两三叶不过记一两天的事情，各种头绪偏又一哄而上，剪不断理还乱，而有时两三叶里一件事件还讲不完。如此读书，如何能看出一事的前因后果、成败得失，并引以为鉴呢？可见“通鉴”难“通”，不“通”又如何能“鉴”？现在看了袁枢这本《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给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有国者不可以无此书！”这一评价当然也涵盖了对司马光原著中那些精微用意和深远主张的肯定。

杨万里不但认真总结归纳出袁枢这部抄本的优点、特点，还自告奋勇、洋洋洒洒给书写了一篇长序，还建议袁枢利用州学财政，尽快雕印出版，嘉惠学林，功利治国。袁枢欣喜不已。

杨万里即将离开严州，启程赴任之时，忽然想起一事，对袁枢说，咱们在太学时的同僚好友吕祖谦，四年前不是也在严州这里任州学教授吗？这部《通鉴纪事本末》毕竟属于史学著作，让精通史学的吕祖谦也来写篇序，权威性肯定更高。

袁枢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将书稿转给吕祖谦，请他指教。吕祖谦看后，赞不绝口，应邀写完序后，意犹未尽，又把书推荐给了他的同道好友朱熹。这位理学大儒看了书后，同样称绝叫好，一气呵成了一篇序言。这令袁枢喜出望外。

杨万里走后第二年，即淳熙二年（1175），严州州学（也称郡庠）出资刻印的《通鉴纪事本末》正式出版（史称严州郡庠本），但印数很少。严州毕竟是个小地方，财政有限，尽管他为了节省材料已经将书的字限定得很小，尽量让一个版面中多挤进一些内容，使得这书成了一种“小字本”，跟当时京城等地那种大字宽版的官印书籍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但出乎袁枢意料的是，这印数不多的“小字本”，还是引起了当时政坛上重量级人物的注意。

首先是参知政事（副宰相）龚茂良，他在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初偶然看到新出版的《通鉴纪事本末》。他一眼认定这部书“有补治道”，于是一转手，在廿四日这天把书推荐给了孝宗皇帝，还建议把书赐给东宫太子，让未来的皇帝也好好读一下，长长见识。孝宗看了几个篇章后，喜不自禁，评价此书“治道尽在是矣”。于是一道旨令，要严州方面专门定制十部《通鉴纪事本末》，送进宫来。孝宗觉得这书太好了，光是叫深居宫中的太子一个人看太可惜了，得马上切切实实用起来，于是又将书分赐给镇守江上一线的几个边帅，并命他们必须熟读。

从杨万里、吕祖谦、朱熹，到龚茂良和孝宗，《通鉴纪事本末》在官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家纷纷称赞这部著作便阅读、益治道、创体例。于是，《通鉴纪事本末》的署名权袁枢当之无愧，而且严州郡庠本这个最初始、最正宗、最权威的版本一再重印翻印，从淳熙二年（1175）首印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的七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再版了三次。

本来事情到此，一切十分圆满。然而，这样一部众口一词称扬的好书，后来却因一个人的不同看法、不公评价和别样举措，它最正宗的郡庠本竟然“稀如星凤”，差一点绝迹了。

导致这事发生转折的是一位赵氏宗室人物，名赵与。他是太祖十世孙，在理宗朝任职临安府府尹的十二年中，颇有作为。他善经营，光是在涌金门外重建一座丰乐楼（西湖边最宏丽的酒楼），一年的酒税就收得盆满钵满。有了钱，城市建设有成效，惠民利国有善举，口碑非常不错。

淳祐十二年（1252），赵与辞官回到老家湖州。退隐生活中他最喜欢看的书就是《通鉴纪事本末》。可是年纪大了，不免老眼昏花，这书的字体又小，赵与看得很是吃力，却又放不下手。宝祐五年（1257）某天，赵与忽然有了主意，想到自己为官时积蓄颇丰，现在也是待遇优厚，衣食无忧，便打算自己掏钱重新刻一本子，将小字本的这书刻成大字本。于是，到这年七月初秋时，全新雕印了一部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在版框高度宽度均大于小字本的情况下，每页十一行、每行十九字（小字本每页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

这原是一件好事。新刻的这部《通鉴纪事本末》因为字大，用料成本大大超出严州旧版，装订册数也比严州小字本多了一倍，书价自然贵出好多，但还是很讨人喜欢的，毕竟字大行宽，赏心悦目。而不嫌字小，却嫌书贵的人，仍可以买严州小字本来看。可是，新书前新添的一篇序言，出了问题。

赵与为新版大字本写了一篇序言。他说，严州原本“字小且讹”，所以才不惜工本改出大字本，并“精加校雠”。你说严州版字小，这是常人都能看到的，但你说严州版有不少文字差错，那就有些不厚道了。而且很多人也不太好判断，毕竟能一字不漏细细通读全书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的。还有在客观上也确实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淳熙年间这书首印之后的七十多年来，各地按照原版翻刻的书很多，虽然基本上都是依样画葫芦，但难免会蹦出一些错谬，即使采用初刻原版刷印，那木刻板子时间长了、印得多了，保不定会有开裂、磨损，修版补版中也难免出错。而关键是没人晓得赵与所看到的书究竟是不是最初的严州原版。所以，最后大家还是信从了赵与的这个说法。

这样一来，不要说读书人开始纷纷找寻“精校”的湖州大字本，之后所有《通鉴纪事本末》的翻版重刊，也基本上都认这个大字本为标准了，作为“祖本”的严州小字本反倒越来越被边缘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到晚清时候，上至宫廷藏书，下至诸多藏书大家，所藏宋版《通鉴纪事本末》几乎全是湖州大字本，严州小字本几乎绝迹，最后只露面于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中。陆心源不但善藏，而且善读。他对赵与这位六百年前的同乡给严州小字本的“差评”，老实不客气地予以了反驳：“严州所刻，写刊精良，校雠细密，远胜此本（指湖州大字本）。”（《仪顾堂续跋》卷七）陆心源敢于推翻赵与对严州小字本的评价是有十足底气的，因为他两个版本都有收藏，孰精孰讹是明摆着的。

那么，陆心源说得究竟在不在理？

时至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身居北平的藏书家傅增湘来到苏州游玩。偶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当地有书商最近经手过一部小字版《通鉴纪事本末》。傅增湘自颜书斋号称“双鉴楼”，因为他以收藏宋版《资治通鉴》和南宋宫廷抄本《洪范政鉴》为豪。又因为藏有宋版《资治通鉴》，所以他对宋版《通鉴纪事本末》也非常关注，什么小字本大字本的掌故了如指掌，“双鉴楼”里就藏着两部小字本，只可惜零散残缺仅存一册或一卷，完完整整且是淳熙时严州初版的一部也没有。所以，忽然听闻苏州有此书小字本的信息，便跑遍了整个苏州城，满大街搜寻此书。结果却令人失望，连一纸碎片都没见着。

搜遍苏州无果，傅增湘转而向张元济打听苏州那个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的消息。张元济是那时出版业的巨擘，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消息灵通，并建有东方图书馆（前身即著名的藏书楼“涵芬楼”）。他跟傅增湘私交极深，两人常为古籍流通和收藏互通有无。

这年九月，傅增湘忽然收到张元济的来信，打开一看，眼前一亮！这信中告诉他，苏州那小字本已有确信，眼下就在江苏常熟一位叫宗舜年的人手上。可信中也直截了当说，你别高兴太早，这书主人根本没有要出让的意思。看到宗舜年这个名字，傅增湘心里一阵高兴，此人虽然未曾谋面，却晓得他与自己是前清时的同榜进士，是位雅士，并且富有藏书，可谓神交已久。

通过张元济这位大名人的牵线搭桥，傅增湘联系上了宗舜年。但宗舜年也是藏书家，随你开什么价，并不买账。不得已，傅增湘使出水磨功夫，死缠硬磨，和他来来回回谈了四次，最后居然谈成了。宗舜年在傅增湘开价的基础上，要对方再答应几件事：回赠“双鉴楼”的两部抄本，一部是明抄《孔文仲文集·佚文》五卷（孔是北宋文人，孔子四十七代孙），一部是清抄《张月霄文稿》一卷（张月霄即清代著名藏书家张金吾）。还有，要在严州小字本卷尾空白处详细记录他宗舜年对此书的考订文章和双方协商此书出让的经过。看来宗舜年对傅家藏书也是了如指掌。傅增湘毫不犹豫，全盘接受。二人皆大欢喜。

但这部书在傅增湘拿到手之前，却又撞上了异常凶险的一个意外。书是成交了，但买卖双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如此千金重宝，可不敢随随便便邮寄的。好在常熟离上海很近，宗舜年便将书转交给了张元济。张元济收下书后，几次物色送书人选，终因时局不稳，纠结了好长时间也定不下来。这一搁就是好几个月，到次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中日淞沪战争突然爆发。日军飞机一阵狂轰滥炸，夷平了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馆藏四十六万册书，包括三千七百多种、三万五千多册价值连城的善本古籍，从此绝迹人寰。消息传到北平，傅增湘心惊胆寒，一度陷入绝望。好在接着传来的消息说，这部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张元济随身锁藏，并没搁在书馆里，幸免于难。

到了这年的仲春天暖时候，傅增湘打听到版本学家赵万里要去上海访书，便托他乘便将藏于张元济家的那部《通鉴纪事本末》一并带回。等书到北平之日，傅增湘掐指一算，从去年苏州寻访此书到今天如愿以偿，已近一年，距此书刻印之日七百五十九年（他将此书初刻时间断为淳熙元年，即1174年）。

傅增湘获得此书完本共计二千八百九十余页，以自己对宋版书的广博见识，确定这部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断无第二本存世，可谓“无双之品”。但他对这书的认识远不止于此。对待古籍善本，他不是像有些藏家那样，仅仅当作古董把玩而已。每获一书，他往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版本考订和文字校勘上，挖掘此书最本质的文化价值。入藏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后，傅增湘先从书中的文字避讳和雕版刻工入手，断定这个小字本就是淳熙初的严州郡庠本（家藏两种残本则是淳熙以后再版的小字本）。然后再与湖州大字本进行逐页逐字对勘，发现在文字上，作为“祖本”的小字本确确实实比后出的大字本要优秀得多。就拿第一卷来说，两书有十一处文字差异，比较推敲后可发现，严州小字本在这些差异中均优于湖州大字本。譬如《秦灭六国》一节，“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大字本“威王”作“成王”；“秦伐韩”，大字本“伐”作“发”；“资苏秦车马”，大字本“车马”作“军马”，等等。查考《资治通鉴》原文和其他文献，大字本均属谬误。即使从版刻字体上来说，小字本虽说字小，但它的书法工整遒劲，有颜筋柳骨之风。傅增湘由此完全赞同当初陆心源给予严州小字本的佳评，小字本的“正本”价值无可动摇。

2003年，《通鉴纪事本末》小字本和大字本均跻身于国家“中华再造善本”项目，由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历经沧桑、几近湮灭的严州郡庠本终于得以展露原真，化身数百，广为传播。这两种宋版书谁长谁短，相信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