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鉴鉴人心，官场太多小算盘

国子监正筹措刻印《皇朝文鉴》呢，事情却突然逆转

淳熙四年（1177）十月初的一天，宋孝宗赵眘读书时突然连连击节称赞：“好书！好书！”原来，临安坊间书铺最近出版了一部江钿（福建建阳人）选编的《圣宋文海》，这部文学选集搜罗大宋知名文臣学士的一些辞章诗文。也是大宋文治天下，精彩文章多多，让这部书攒足了厚度，一个“文海”书名就可以想见这里面作品的宏富。

孝宗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也不知哪个近侍为他捧来了这部《圣宋文海》，结果他从书上那些文章中读到了不少裨益治国强兵的奇思妙论，让他喜欢得整日里手不释卷。最后，孝宗脑子一发热，在十月五日这天下了一道诏令，叫临安府官员负责校正开雕重版《圣宋文海》。

但是，这事情到了十一月七日晚上，却发生了变化。

孝宗每天晚上爱读书。这皇帝读书非同一般，得有人陪读，也就是皇帝看书有疑问了，或者有想法了，边上得有人随时解疑释惑和互动启发。这天陪读的是翰林学士周必大，他是孝宗最为欣赏的一位大学者。凡是轮到周必大陪读，孝宗便特别嘱咐好酒美食款待。

周必大确是饱学之士，其为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重开“博学宏词科”时的夺魁者，不仅学识渊博，且文采斐然。

这晚孝宗的读书兴致很高，读着读着又提起重雕《圣宋文海》之事来。谁知，周必大却借机给皇上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让临安府上下花如此大气力，看似隆重，却未必能如当初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成为传世之书，被天下奉为名著。他建议孝宗要么不出书，要出书就得是一代之书。所谓“一代之书”，就是大宋这个时代最为出类拔萃的文学作品。这文章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都要成为一种时代的标杆。可这江钿选辑的《圣宋文海》，选什么，不选什么，没一点章法。别看这书里都是名家的文字，但其中不乏无聊低俗的文章。若将这样一本书隆重再版，丢了面子那还在其次，坏了人心，乱了世道，那问题就严重了。

孝宗一听，如梦初醒，原来自己只看好其中那几篇文章，压根儿没注意到书里面还存在问题。

周必大趁机提议，不妨借此机会选编一部新《文海》，总揽本朝开国以来的名家文章。古赋诗骚类作品既要文采，又能委婉规谏的；典册诏诰类作品既要温厚，又显规范严整的；奏疏表章类作品取其诚实正直，又有忠爱之心的。

孝宗听后大悦。周必大又建议孝宗去馆阁臣僚中物色主编人选。啥叫馆阁？宋朝秘书省掌管国家图书档案，兼有学术研究和培养文学才俊的职能，由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组成，因而秘书省官员也称“馆阁”。馆阁选人须经专门考试，馆阁之臣急要的任务是应诏为皇帝撰写各类诗赋文章，颂扬太平，娱乐皇帝，平时则参与国史的修撰、研讨、校勘和整理等工作，可以出入秘阁调阅文书档案，所以能够入馆的都是天下瞩目的名士精英。从另个角度说，你要成为一代公卿名相或者文豪大家，还得先在馆阁镀镀金才行。

过了两天，王淮和李彦颖两位宰执奏事，孝宗想起周必大的建议来，便让两人推荐一位主编。李彦颖首推著作郎郑鉴，但孝宗似乎不太满意。王淮见孝宗眼光扫向自己，便举荐了秘书省秘书郎吕祖谦。吕祖谦的学问和思想源于理学，孝宗是知道的，但他也关心吕的文学修养和为人情况，毕竟重编的《文海》是一部文人选集，主编者得有相当的文学造诣，还要心胸开阔、思想包容。孝宗又征询了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东莱先生吕祖谦才藻富赡、为人宽厚，是适合人选。于是，吕祖谦荣膺新编《文海》主编，临安府仍旧负责雕版印刷事宜。

吕祖谦上任伊始，便向孝宗提议，新编《文海》要想成为一部不朽之作，必须要对原书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增补。

孝宗同意了吕祖谦重编《文海》的建议，并安排临安知府赵磻老和两名教官负责文字校对。可这赵磻老和两名教官没过几日，便借故府中公务繁重，无暇顾及校勘，奏请皇上新编《文海》一事还是由吕祖谦专人负责为宜。孝宗想想也是，这编书的事毕竟不像临安府的大量公务那么紧要，便准了赵磻老的请示。

吕祖谦身形肥胖，行动多有不便。但馆阁同僚和赵磻老一样，没人肯当帮手。编书的期限其实很紧，吕祖谦在馆阁中想找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不得已，他只好写信向朱熹讨教。两人对于新书的选文标准多有探讨。最后吕祖谦形成了大致这样的思路：最理想的当然是文理俱佳的文章；做不到第一点的，那文采一定要好；或者文采虽然一般，但文章“义理”有可取之处的也可以考虑；文和理都不理想，但这人是众所景仰的贤明之士，出于表彰目的也可以适当选录一二；最后，有些人虽声名狼藉，但只要其作品文或理二者中有一可取的，不因人废言，也可以酌情采纳。应该说，吕祖谦的选文尺度还是很宽容的，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本重编的《文海》最后还是遭到了“围攻”。

吕祖谦以一己之力，四处访求公私藏书，搜罗到本朝文集八百家，即使是无名氏的文字，只要有可取之处，参照以前《昭明文选》《古诗十九首》的先例也选编入围。最终，新编《文海》选定北宋两千五百多篇名家文章，分成六十一个门类，共计一百五十卷（另目录四卷）。新选作品很大部分是原来《圣宋文海》所没有的，最后新书规模还比旧书多出二十三类三十卷，这里面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当然，吕祖谦也不忘在每卷开头都写上“吕祖谦奉圣旨诠次”一行字。第二年年底，初稿终于脱手。吕祖谦也积劳成疾，于十二月十四日晚上突然中风倒下了。到了淳熙六年（1179）正月，病情仍不见好转，无奈之下，他只好提请因病告退了。

孝宗发现吕祖谦病退了，便问王淮那部书的进展。吕祖谦这时也无力对书再作全面检查和推敲，只好将书的初稿呈交上去。孝宗看后，非常满意，便跟王淮说，吕祖谦编书辛苦了，应该给予特别照顾，于是封直秘阁，另外再奖赏银绢三百匹两。别看直秘阁品级不高，正八品，却是馆阁中的高官，一任此职即成名流，很有可能跻身皇帝的辅相侍从之列，所以还不是一般人能加封的。

然而，负责具体经办封赏事宜的中书舍人陈骙不乐意了。当时朝廷出台一项新规，没有什么显著功绩的官员，一律不再加官晋级。你吕祖谦不过是抄抄摘摘拼凑了这么一本书，算得什么大功劳？而且人家当直秘阁都要经过考试，你居然还不用考了。可圣命难违，陈骙便在起草任命吕祖谦的批文中暗藏讥讽和警告：“寓直秘阁，酬宠良多。尔当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诬，用竭报焉。”陈骙心里还就把吕祖谦当成一“文抄公”。

那会儿，不但陈骙不认可吕祖谦的编纂工作，理学一派的人也多有意见。张栻给朱熹写信，称此书既无助于后学，也无补于君王之德。朱熹看过新书目录也是直摇头，认为所选的文章太过宽泛了。

到这时候，孝宗仍然很支持吕祖谦，他甚至觉得其出色工作与当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不相伯仲，于是御笔一挥，将新书定名为《皇朝文鉴》，并让此事的发起人周必大亲笔给书作序。另因临安府协助编纂不力，改由国子监负责刻版印务。

眼见得国子监遵照圣旨开始筹措一应刻印事务，新书即将付梓，事情突然发生了逆转。

一名神秘人物（吕家后人称其为“媢人”，就是心怀嫉妒的人）向孝宗密告，说这《皇朝文鉴》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这田家诗选的都是些反映农民疾苦的诗歌，实为借古讽今。更严重的是，入选的那些奏疏表章，尽是一些指责大宋皇帝不是的文字，这怎么能传世呢？此时吕祖谦已回婺州（今浙江金华）老家养病去了，孝宗只好另叫馆阁之臣直学士院崔敦诗赶快撤稿换搞。于是，《皇朝文鉴》中的八大册奏疏文稿被删删补补，一下子换了好几十篇稿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神秘人再次上奏，这次直指一篇题为《谏立刘后疏》的文章，其作者邹浩身为臣下，竟然在奏疏里指责哲宗皇帝的女眷，把贤妃刘氏描写成一名十足的争风吃醋者，通篇文章充斥了攻讦性言论，端的可恶。

其实，当年徽宗对邹浩的敢谏作风还是很欣赏的，把他召回京城后还当面讨要那篇犯颜直谏的底稿，说是想好好拜读拜读，但邹浩却称底稿已经烧掉了。结果，被奸臣蔡京钻了空子，叫人伪造了一篇措辞非常恶心的假稿，于是“死无对证”的邹浩再次被远远地流放了。现在据说吕祖谦在秘阁档案中找到了邹浩当年那份真的奏疏，所以才将它编进书里的。

可是这时孝宗已分不清事实真相，皇皇巨著《皇朝文鉴》就此“搁浅”，雕版印刷之事也不再提起。

这部书之所以会“搁浅”，后人更能看得透彻一些，那就是当时围绕这部书的编纂，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还记得周必大建议孝宗去馆阁臣僚中选主编这个桥段吗？这拨第一枚算盘珠子的人就是周必大。但凡馆阁之臣因为职责所在，辞赋文章、参政议事的核心观念基本上要以“皇权”为中心。周必大建议新编《文海》交由馆阁臣僚来打理，就是希望新书能围绕“皇权”中心，体现赵家皇帝在文治上的丰功伟绩，这想法与馆臣的一贯做派是一脉相承的。

吕祖谦接手新书主编后，又拨动了另外一行算盘珠子。按理说，他恪尽职守，勤奋工作，这书编得还是很出色的，至少皇帝起初还是非常认可的。但他有不同于馆阁臣僚的另外想法。作为当时理学的代表人物，吕祖谦总想着在书籍编纂中融入理学主张。所以他一开始就提议要对原来的坊刻本“大拆大建”，意在厘定一条能够展现理学价值观的思路来，那就是要突出“道统”观念，即当政者要在道德上树立权威，以德治国。吕祖谦的想法首先就叫赵磻老和临安两教官受不了，于是他们找借口开溜了。而馆阁同僚对其做法也看着不顺眼，没有一人肯出手相助。原来朱熹在和吕祖谦探讨新编《文海》的编辑方针时，叮嘱他千万不可放入与理学相左的异端邪说。然而吕祖谦因为馆阁之臣的职责所在，也要考虑一碗水端平，因而除了大量选用理学人士的诗文作品之外，也宽宏大量地放进了一些并不被理学一派所待见的人物之作。所以，后来朱熹、张栻等人看到新书目录后，也甚为不满。

新书编定，孝宗叫周必大作序，作为新编《文海》的发起人，周必大不便推辞。他在序言中还是以浓厚的御用色彩，强调大宋皇帝的政治对于国家文运盛衰的决定作用。周必大的序言显然和理学观念不合，吕祖谦看后也是不以为然，将之束之高阁。

再说那陈骙，也是馆阁名臣，编过不少国史方面的重要书籍（传世的就有《南宋馆阁录》）。他对吕祖谦的做派也是心存芥蒂，无奈圣上执意要擢拔吕祖谦，便只好在有关批文中龇牙咧嘴一番，过过嘴瘾罢了。但陈骙的态度代表了馆阁臣僚的普遍心思，后来出现的那个彻底扭转剧情的“媢人”，十有八九就是馆臣中的一员。

朱熹，还有张栻，他们和吕祖谦算是同道好友，但心地宽厚的吕祖谦对一些不入他们法眼的文字也网开一面，与朱熹当初提出摒弃异端邪说这一要求，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所以这书让他们感到别扭也在情理之中。后来馆臣崔敦诗奉命删改书中奏章，更是让朱熹不快，又着实非议了一通。不过，朱熹在晚年对《皇朝文鉴》又有了新的看法，认为这书还是编得很有深意的，所选奏章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大宋近两百年在文化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后来文学流派的变革，也尽在其中，所以这书较之一般的文选集自然远胜一筹。对吕祖谦的努力工作还是作出了很高评价。

吕祖谦告病回乡后不久，在淳熙八年（1181）七月去世了，死时才四十四岁，没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的《皇朝文鉴》的出版。还是在江钿老家建阳，有名的麻沙书坊“刘将仕宅”将这部书刻版刊行了。但到宁宗时，把持朝政的韩侂胄大兴“庆元党禁”，理学、道学言论统统被禁，可偏偏吕祖谦当时就选了理学巨擘伊川先生程颐的文章，《皇朝文鉴》又险被焚书扬灰。党禁弛解后的嘉泰四年（1204），新安郡（即徽州）地方官沈有开有感于麻沙本《皇朝文鉴》错讹太多，便让当地学校对全书校订重版。这一年，周必大也去世了。嘉定十五年（1222），沈有开的后任赵彦适发现沈氏本仍有不少脱漏谬误，恰巧他的好友喻君与吕祖谦后人相熟，听说赵彦适很推崇《皇朝文鉴》，便送来了这书的吕家藏本。赵彦适当时是“喜而不寐”，立即组织力量重新校订出版。到了端平元年（1234），赵彦适后任刘炳看到了“东莱家塾”的版本，也就是吕家自己刊刻的《皇朝文鉴》，便对赵氏本也不太满意，对全书再次订正出版。

而在京城临安，这部书的刻印一事再也未曾提起。临安作为当时南宋京城，一部书的出版受到了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取向的密切“关注”，稍有“异响”，群起攻之。《皇朝文鉴》只能算是在临安编成的，刻印均在外埠。是以，后人要一览编校刻印俱在临安完成的宋版书，殊为不易，真所谓“举世稀逢是宋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