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种质资源总是情—董玉琛传》属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本书是通过董玉琛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的辛勤采集工作，并精心编写而成的。

董玉琛院士是我的导师，她是成果丰硕的作物种质资源学家，也是一位慈母般的好老师。正是在董老师的指引下，我迈入了作物种质资源的殿堂，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作物种质资源学者。在学术上，她是我的导师；在工作上，是我的领导；在生活上，则如同我的母亲。董玉琛院士的学术传记即将出版，我想从她对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贡献和对我学术成长的影响两方面来怀念董老师，并以此为序。

董玉琛院士是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她坚持不懈，从一而终地奉献智慧和才能，推动了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仅处于萌芽阶段，将作物种质资源称为“原始材料”。当时苏联和美国的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开展得较好。尤其是苏联，在著名植物学家瓦维洛夫的领导下，系统地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已形成，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959年，董玉琛在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今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农业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答辩后，自费赴瓦维洛夫创建的全苏植物栽培学研究所（今瓦维洛夫全俄植物栽培科学研究所），系统地学习了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利用和研究的方法。从苏联归国后，她提出将“原始材料”改成“品种资源”，并推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品种资源研究室的建立，并组织协调全国作物品种资源的研究工作，为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创建打下坚实基础。正在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创建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作物种质资源研究遭受严重挫折。就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她仍搜集和笔录有关文献资料，并做了一些可行的科研，为将来学科恢复蓄力。

阳光总在风雨后，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得到恢复，她积极推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机构的恢复重建，参与全国作物种质资源工作体系和国家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体系的创建，为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的持续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大发展阶段，她不畏艰险，亲自带队进行了云南麦类品种资源、新疆小麦种质资源和中国北方小麦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的考察和收集；主持制定了全国作物种质资源繁种和入库的技术路线，完成了30余万份作物种质资源的编目、繁种和入库。在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上，取得一系列世界性的重大突破。她带领研究组的同事和研究生发现了能够使小麦属间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的种质，并利用这些种质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了钩刺山羊草-波斯小麦和普通小麦-东方山羊草两种双二倍体。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小麦与冰草属、新麦草属和旱麦草属的杂交，并形成了一套远缘杂交的技术路线。她带领研究团队首次制定了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技术规范，构建了我国普通小麦核心种质和微核心种质，明确了我国小麦遗传多样性的中心。在董玉琛院士主持（或参与）的研究项目中，共获得近十个国家、省部级的科技进步奖励，其中有一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集体），二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出版专著七部，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我有幸迈入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的殿堂，获得一些成就，并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是深受董老师的影响。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导师是戴松恩院士，由于戴先生身体原因，便由董老师指导我，并选择了关于新疆小麦与波兰小麦、硬粒小麦和普通小麦杂交课题，主要研究新疆小麦和其它小麦杂交F1染色体配对的情况。在我的论文初稿中，我并没有从中发现规律。只是把染色体配对的情况写出来了。董老师看完后就说“你看看，在配对方面，最好的是新疆小麦和波兰小麦，说明它们亲缘关系比较近”。经过董老师的提醒，我重新梳理了实验数据，果然发现了新疆小麦和波兰小麦无论形态性状，还是染色体配对情况都很近，由此我在论文中提出了新疆小麦在系统发育中可能有波兰小麦参与的观点。这也是我硕士论文的一个主要发现。董老师善于从现象中细心分析而发现规律，这一品质对我触动很大。我意识到这需要渊博的知识做基础，所以促使我更加广泛地阅读专业书籍，更加深刻地去理解专业知识。我觉得这是董老师在我硕士研究生尚未毕业时，对我最大的影响。这对我以后科研业务能力的提升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1984年，我硕士毕业后，在董老师的建议下，到了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报到。从此，我跟随董老师开展小麦及其近缘植物的研究工作。后来，我在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做行政管理工作，董老师又特别嘱咐我“管理工作可以做，但是科研工作才是我们的本底，如果离开了科研工作，你管理工作也做不好，一定要抓住科研工作。”1994年我在董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董老师为了让我专心科研，推荐我去美国大学开展合作研究。1996—1997年，我暂时从行政事务中脱离出来，专心在美国开展实验和研究。由此，我在科研业务上前进了很大的一步，无论从科研视野和方法、还是理论的提升上，都前进了很大的一步。这是董老师在我学业中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对我以后的科研非常关键。

董老师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学科前沿和发展方向把握得非常准确。2001年，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科研业务更多了，我便向董老师请教，以后作物种质资源的科研应该如何开展。董老师说：“我在五六年前曾提出要对起源于中国的作物进行系统地研究，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工作？我助你一臂之力。”我很感动，便向农业部申请项目，在董老师的帮助下，组织全国专家，编辑了《中国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丛书（共11卷）。这一套书是在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本底基础上写成的，详细分析了中国所有作物的历史、在分类上的地位，以及系统发育和生产上的作用。这是世界上首次出版的一套最完整的中国农作物本底种质资源丛书。董老师在世时，已经出版了6卷，很遗憾她没有看到整套丛书的全部出版。这是董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在董老师的支持和作物种质资源队伍的托举下，我于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时，董老师又一次为我指点未来。对我主要讲述了她对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关注与设想，希望我能接过重任，与大家一起推进全国种质资源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并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战略性建议。这次为我在一段时间的科研定位及战略构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董玉琛院士2011年逝世，但是她为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留下了宝贵的科研财富和精神财富。她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的学术品质深深地影响了我。她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激励着我，将中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继续发展壮大，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希望通过这部传记，来铭记和传承董老师的学术风范，激励更多学者在科研领域奋发图强，勇攀高峰，为我们祖国的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旭

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