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用“嘴”抗日的“小演员”
——人民艺术家秦怡
世上有哪一个演员，一生演了数不清的戏，获得了数不清的奖，拉一张单子，一行行、一项项，密密麻麻，到了96岁还出演电影，97岁还上台“要为了人民——把电影一直演下去”？
有，那个人就是秦怡，一生活出了三生的精彩。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采制45分钟的央视节目《新闻调查——重庆大轰炸》，我们摄制组专程赶到上海，在老城区一个老院子里的普通三居室——秦怡的家，见到了这位世界知名的东方女神。
我采访的主题直奔“抗战”。
1937年到1944年，您从上海出逃，经武汉，到重庆，要当兵、要抗战，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本飞机的大轰炸，后来，怎么开始演戏、开始拍电影……？
面对一个93岁的老人，我承认我曾经担心，担心她的反应、她的表达，因此特别设计了好几种采访的方案，想着慢慢地进入、小心地迂回。比如从“今天的辉煌”慢慢说到“当年的怯懦”；从“扛枪打仗”慢慢引到“用嘴抗日”；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明星”如何曾两度嫁人、遍尝苦果，最后只落下……
不过，我的采访设计一上来就被证明是多余的。
秦怡哪里容得下我慢慢地来！
多少次，我的问题刚问到三分之一，秦老就立刻明白，不用迂回，不用斟酌措辞，抢过话头，马上回答，毫无遮掩——70年的时空，她像拉手风琴，展得开、推得进——崇山连绵、隔空跳跃，拉得我不曾想见、泪笑不止、惊喜连连。
岁月年轮
1931年9月18日，夜，已经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经过精心策划，由铁道“守备队”先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人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再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东北人民长达14年的奴役、殖民统治。面对这一强盗行径，中国人燃起了胸中的第一把怒火。
6年后，1937年的7月7日，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驻屯在北平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尚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了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对善于玩阴谋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顽强的抵抗。
紧跟卢沟桥事变之后，同年8月13日，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在上海采取了反击战役，史称“淞沪会战”。投入这场战斗的中国军队皆为精锐之师，共计70余万人，日军才20万人。2020年隆重上映的电影《八佰》记录的就是淞沪会战末期，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留守在上海租界近旁的四行仓库，孤军奋战，人人慷慨赴死，一直坚持了4个昼夜，目的就是以中华“血肉的牺牲”唤起国际社会的“正义支援”的故事。
三把怒火让中国有志青年再也无法安身于平静的生活，很多人告别了自己的家庭、故乡，奔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义勇军进行曲》尽管是为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但歌曲的心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却凝聚着那个时代全体华夏儿女的悲壮与激情——
一 上海、武汉、重庆
秦怡就是在淞沪会战之后，从上海出发，不顾自己封建大家庭的反对，跟几个要好的姐妹一起来到了武汉。
为什么先到武汉？
在武汉她原本想做什么？
在秦怡的客厅，摄影师把她安排在一大两小三个沙发靠左手边的小沙发里，我则坐在大沙发左边的一角，这样秦老跟我就有了差不多45度的“面对面”。因为要双机拍摄，客厅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这样的安排是出于无奈。
“原本在上海，我也是要打仗的。”秦怡这样说，远超出我的想象。
“您？原本是要打仗的？”
“四行仓库我曾去过，还跟当兵的学过打枪，长枪、小口径步枪和手枪。”
为什么秦怡小小年纪要扛枪、打仗？我知道她从小就读的可是教会学校。我疑窦丛生。
秦怡抢过话来说：“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抗战时期，我们年轻人不管什么出身，也不管是男是女，人人心里想的都是不做亡国奴。我和大家一样，第一个人生愿望就是去参军。当时也分不清什么是国民党、共产党，只要有人组织上战场，给发枪，我就去！”
“那是时代的召唤？”
“对！”
“可您后来，为什么先去了武汉？”我又问。
秦怡：“‘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没法待了，南京发生大屠杀惨案后，也没地方杀鬼子了。我们当时听说武汉还要打保卫战，还有军队，就奔去了武汉。”
“哦。那是怎么去的？”
“逃啊。当时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家里反对，怕我年纪小小的出去了怎么办，在外面死掉了怎么办。不逃就永远也走不脱。”
“那具体是怎么逃的？”我追问。
“我跟一个同学，是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姐姐，我们准备坐船出发。但我们逃得很不顺利，快到码头了，还被抓了拉到了巡捕房。”
“巡捕房？这是怎么回事？”
秦怡说，要跟她一同逃走的那个小姐姐被家人发现了。小姐姐的父母追到他们的女儿后，就告诉巡捕，说秦怡拐骗了他们的女儿。
原来还有这事。
“是啊，所以离开上海就很不顺。不过在那间法国的巡捕房，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中国警官。”
“还有中国警官？”
在那间巡捕房，一个中国警官审问了秦怡和那个小姐姐，知道两个女孩儿是要一块去武汉找部队抗日的，内心就很想帮助她们，但嘴上却很厉害。那警官问秦怡：“你是怎样从家里出来的？”秦怡说：“逃出来的。”警官说：“要逃还这样‘理直气壮’？”秦怡说：“我是要去抗日的哇，侬不晓得吗？现在我们受日本人的侵略，日本鬼子已经从东北、华北，打进了我们的大上海了。他们还计划要把我们中国人统统杀光，抢夺我们的土地和资源——你说，难道我们不应该起来反抗？！”
就这样，秦怡小小年纪，“教训”着成人警官，也打动了这位好心的青年。直到那个警官说：“哦，拎清了。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要走，我也想走，但我是巡捕房的人，眼前还没有办法走得脱。”
那个中国警官钦佩秦怡这个有爱国心又有胆量的小姑娘。他对那个小姐姐的爸爸说：“你们把女儿领回去吧，另一个由我们来处理。”等到他们父女走了以后，警官立刻问秦怡：“现在怎么办？送你回家，还是……”
秦怡则大声说：“我怎么可能回家！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我是好不容易才从家里逃出来的。”
秦怡要去码头，但因为半途被抓，时间十分紧张。说话之时，离开船的时间差不多只有5分钟了。秦怡急得要哭，此时好心的中国警官却说：“不要哭，不要急，我们有车，我立刻派个人开吉普车去送你。”
“啊？那谢谢侬啦！”
就这样，中国警官立刻把秦怡送到了码头。到的时候，客轮登船的板子都要收了。秦怡大喊一声：“不要收！不要收！”边喊，边一脚踩了上去。
“收板子的人开始吓了一跳，后来一拉绳子，就把我也收了上去。”
啊，真是逃走的啊！我敬佩，也很羡慕。
秦怡说：“可不是嘛。后来我认识了夏衍。夏衍同志还老跟我提起此事，说我是‘胜利大逃亡’——名副其实！”
因为是逃，秦怡从家里出来时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袱，不像她那个同学小姐姐，提了一个惹眼的大木箱，因此被发现了。秦怡的小包袱里只有三身旗袍。当时她想：“到了武汉，找到了军队，就有军服穿了。”
采访到此，我才算是明白：秦怡小时候人长得漂亮，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演员。
原本到武汉，她是要找部队去参军杀鬼子的。但是先来了襄阳，听说襄阳是前线，还有仗打。但是当时她和两位女青年凑在一起，尽管都考上了部队，不过在部队驻地，她们只是被安排教战士们唱歌，唱抗战的歌曲，或做记录员，开会的时候负责记录。可是仗还没打，更没分出胜败，这支集团军就准备撤了。
秦怡告诉我，当时她和两位女青年已经知道了共产党，是打算去找共产党的。只是当时她们年纪很小，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已经沦陷的地方都不能去，如果要去延安，还得经过重庆，很难。
秦怡说：“两位姐姐都比我大，有一天她们就说：‘不管到哪里，我们总归是不能留在武汉，再不走，武汉也要沦陷。’”两个姐姐问秦怡：“小妹妹，你愿不愿意跟我们走？”秦怡说：“我当然愿意了，眼下的情况，我也只能跟你们走了。”
从上海“逃”到武汉，又从武汉“逃”到重庆——这第二次的“逃”，更不易。
“我们要坐江轮去重庆，因为当时的陆路，已经全被敌人给掐断了。但船票根本买不到。无奈之下，经当地人指点，我们决定逃票。就是跳到轮船的最底一层，上了船再补票，反正船一开，即使被发现了，船员也不能把我们推到长江里去。当时是混乱时期，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因为江轮很大，不能靠岸，只能停在江心，要上江轮，得先坐小舢板。秦怡记得她们当时跨了大约得有二三十条小舢板，目的就是要摆渡上江轮。
“快到江轮的时候，比我大的姐姐们已经跳到船上去了，我自小没有出过门，动作不老练，一只脚伸到江里，另一只脚还在小舢板上。幸亏这个时候，也不晓得是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叔叔，一把把我捞住，然后像抱个铺盖卷儿似的，把我往船舱里一丢，等我回过头来，那个叔叔已经没影了。我在船舱里，看到人很多，还有很多包袱，乱七八糟的，有人说这是四等舱，也可能是五等舱，我也不管，没掉到江里去喂王八就已经感天谢地了。”
这就是抗战前期的秦怡，那时候她当然不懂淞沪会战中尽管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但这场战役彻底粉碎了日军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为上海和长江下游中国的工厂、物资、人员“内迁”，赢得了时间。
国民党在选择重庆作为陪都之前，的确是计划先把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至武汉的。但是1938年7月26日，日军攻陷了九江。中国军队的“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中方军队只是“单纯地防御”、逐次使用兵力，因此后防战线一再被攻破。10月25日，中国军队不得不撤出武汉，很多爱国青年当时也都随着这个时代的“被动”，不得不“先武汉、后重庆”一路撤到了大后方。
二 艰难于迷蒙之中
据秦怡回忆，她16岁到重庆，原本是想扛枪上战场的，但重庆是山城，日本鬼子进不来，地面的交战并没有发生。作为战时大后方，重庆在当时呈现出来的是另一种“战场”。
“当年您住哪儿？”我问。
秦怡说：“女青年会。当时重庆有很多女青年会，房价都很低，聚集着很多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我当时身上只剩下了十几块钱，能找到地方住已经很好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女青年会也有共产党联络站的大姐。”
初到重庆，艰难的生活对秦怡这个上海大家庭出身的“大小姐”是第一道考验。
她记得吃饭时就一口大锅。“熬一锅汤，一片一片的菜叶子漂在锅里，大家可以用歪脖子勺子捞，我的手脚慢，且是传统大家庭出身的女孩，总觉得吃饭不能这样不斯文，也就不去抢，因此经常是等我去捞时，菜叶子都没了，就只好拿了菜汤来泡饭。”
“那住呢？您住的条件怎么样？”我问。
“那也很差。当时我住的房间比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客厅只稍微长一点，进门就是床，竹床。人怎么进去呢？就只能侧着身、横着走。一间房住11个人，我睡第二张床，然后是第三张、第四张……一直排到进门口。我们每个人的私产，其实就是一个个的包袱，都放在自己的脚边。春夏秋冬，热了叠一件，冷了掏一件，加到身上。像我只有三件旗袍，秋天先做个里子，冬天更冷了，就放进去点棉花，到了夏天，再把里子、棉花统统地掏出来。”
“重庆是我们国家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那里的夏天好热啊。”我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秦怡说最困难的其实不是吃、住，而是洗澡。“在哪里洗呢？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最后逼得我们没法，就你给我拉一块布挡着，我再给你拉块布挡着，大家就这么轮换着洗澡。”
一个月后，秦怡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她原本打算不能当兵就继续上学，但没有学费、生活费，学怎么上？生活所迫，不能上学就工作吧，秦怡是这样打算的。因为如果连工作也找不到，她就得尝试着去街头要饭了。
“秦老您最后是怎么开始演艺生涯的？”我把话题拉回到我的采访主题。
天无绝人之路吧，秦怡接着就给我讲起了偶遇导演的故事。
“我是1938年10月到的重庆。11月的一天，我跟着别人去看戏。看完了，就站在剧场的门口等跟我一起去看戏的人，她去上厕所了。这时有两位导演（后来才知道是大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刚好从后台的长廊里绕出来。看到我，他们就稍稍地停下了脚步。我心说：‘你们这是要干吗，看了我老半天了！’”遇上陌生男人，秦怡的心本能地产生了警惕。
导演们就问她：“是一个人生活在重庆吗？住在哪儿？有没有家人？”
“我心说奇怪啊，我们互不认识，你们干吗要问我这么多？”
但秦怡看着两个陌生男人并不坏，一脸的关心也显得很真诚，就大概地回道：“我住在重庆女青年会，家不在这，也没有什么亲戚。”
“哦。那愿不愿意加入我们？演电影、演话剧。”他们说。
时隔70年后，秦怡向我描述：“当时我什么都不懂，电影小时候是看过的，很喜欢。但话剧是什么？过去在上海的中学，也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但那是街头戏，我从没听说过什么‘话剧’。”
原本滞留在重庆，秦怡已经经同房间的姐姐们介绍要去当时的教育局做临时工。那里需要人刻蜡版，就是用带钢头的笔，先在专用的蜡纸上刻好字，然后再把文字印出来当教材。可这个活儿一个月只能赚到10块钱。“当时我一个人吃住，哪怕是吃最差的饭，一个月也得16块。”秦怡正为这事着急。
两位导演并没有强求，嘱咐秦怡“回去先好好地想一想”。
秦怡当时心说：不用想，第一，她内心根本就不敢去他们说的什么电影厂；第二，她一个传统大家庭长大的孩子，去戏园子看戏还可以，要是让自己去演，那不成了戏子？根本就不可能！只不过她嘴上却换了一个借口：“我来重庆是抗日的，我会打枪，过去在上海我还专门学过。”
她的这一回绝，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倒引来了两位导演的“共同语言”。史东山说：“我们的工作也是抗日啊，演戏、演电影，和你一样，是要和日本鬼子对着干的。”
“啊？是吗？对着干？怎么干？你们手里又没有枪？”秦怡有了兴趣，但还是高度怀疑。
导演们说：“我们对着干，不是靠打枪，我们是靠嘴，靠嘴来动员中国人起来抗日！”
“哦，还有用嘴来抗日的？”这回轮到秦怡吃惊了。
就这样，两位导演告诉秦怡，他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是专门用电影和话剧来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这让秦怡对这份工作突然产生了好印象：“只要是抗日，我就可以……”只是她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
回到女青年会，里面有夜校，一个女友自我介绍说她就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秦怡一听，便想起了自己在剧场门口的巧遇。她向这位女友说出了在剧场门口遇到的事，还描绘了其中一个导演的长相：“留着大胡子，轻易不说话，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
女友说：“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导演，是很有名的大导演，叫史东山！”
“是吗？”
1938年11月12日，又有另一位导演来到女青年会给大家上课。课后这位导演找到秦怡，给了她一份材料，让她好好看一看，如果有意愿加入，就填一张表。
“填表很简单，就是性别、什么地方的人、哪年哪月哪日出生、家庭情况、想不想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一个月的薪水大约是多少同不同意……”——秦怡知道，填表是履行手续，过去她在上海的学校里也填过。
此时再想起史东山导演所说的“靠嘴也能抗日”，她心活了，突然想去试试，就填了表、报了名。
到了考试的那一天。秦怡说：“其实也没怎么笔试、面试。就是有人问我会不会讲普通话，我说不会，我只会说上海话。那考官就说：‘没关系，只要你想通过演戏来宣传抗日，下功夫学就是了。你们女青年会有很多北方人，就跟她们抓紧时间学，慢慢地，自然就能讲好。’”
就这样，秦怡经“巧遇”迈进了中国演艺事业的大门，从过去跟着父母坐在戏园子里看戏，到自己上台演戏。她把“说话”当成了“子弹”，把“舞台”当成了“阵地”，在重庆抗战的大后方，她仿佛也冲到了杀敌的最前线，并从此为民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付出了一生。
三 出演《中国万岁》只有一句台词
“投笔从戎”，16岁的秦怡成了一名抗日小演员。她演的第一个话剧叫《中国万岁》。“《中国万岁》是什么内容，讲的是什么？”我在上海采访时问。
秦怡说：“《中国万岁》是出抗战的好戏。我们四个女演员，都是演一些小知识分子，准备到前线去抗战。其中的老演员舒绣文，当时已经很有名气，1933年她就出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民族生存》；1935年又演了《夜来香》；后来还有《保卫我们的土地》《一江春水向东流》《野火春风》……我们四个人在舞台上围坐成一圈打麻将，表面上是在玩儿，实际上是借着打麻将商量怎么去前线、去打仗……当时我只有一句台词，就一句。”
“是吗？什么？”
“就是‘我也要去！’。哈哈，就这四个字。”
按剧情，四个女人在舞台上打麻将，打着打着，日本兵（当然也是演员演的）突然“闯了进来”。
“当时您不害怕吗？尽管是在演戏。”我问。
秦怡说：“还真有点害怕。只不过舒绣文说：‘你怕什么，你就只管记住这四个字。而且在舞台上，你是背对着观众，不怕，啊！’”
“我也要去！”为了这四个字，秦怡私下里拼命地练，还设计了说的时候“是挥拳头，还是把拳头紧紧地攥起来”，又不住地问老演员们：“伸到这里好呢，还是像这样伸？”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伸来伸去，搞来搞去，像个疯子……”秦怡边给我学她当年的样子，边笑。
然而，“就是这样，真正演出了，我还是把这四个字的台词——给忘了”。
“怎么回事？”
秦怡回忆：“到了彩排的前一天，导演说：‘明天就要彩排了，会有观众进来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像真正演出一样。’结果，演日本兵的男演员太入戏了，走到舒绣文的跟前，穷横穷横的，舒绣文站起来要反抗，‘日本兵’啪的一下子，一个大嘴巴子就扇了过来。当时把我吓死了。后来，‘敌人’终于走了，四姐妹又接着商量‘怎么转移’‘转到什么地方去’，商量好了，就该我说那句‘我也要去’了。但一个大嘴巴子，吓得我把台词都给忘了，满脑袋就是‘这不过是在演戏，如果绣文姐姐天天这样吃巴掌，今天一个，明天又一个，打来打去，每场必打，有一天，姐姐会不会被打死……’。”
小小的秦怡，第一次上舞台，就因为一个巴掌，走神儿了。
后来三个女演员都对着秦怡使劲地看，大家都用眼神提醒她：“快说啊，快说！你还有一句台词呢！”秦怡这才猛地想起来：“哦，我还有一句台词呢！”这句话她在台下不知道练了多少遍，拳头也不知道挥了多少回……
舞台如战场，演戏如打仗。就是在那个时候，秦怡心里真正明白了当初史东山导演跟她说的那句话——“用嘴也能抗日”。
那场戏下来，老演员舒绣文的脸上留下了五个明显的手指头印，她到了后台就哭，脸疼啊。那个演日本兵的男演员急忙跑过来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一个劲地表示：“以后我会打得轻一点、再轻一点……”但哭过之后，舒绣文还是坚持：“明天也不要轻轻打，你就狠狠地打，我不怕。重了好，重了才真实。日本鬼子就是这样无比凶狠。”
舒绣文和“日本兵”的对话，让秦怡非常非常震惊。“原来演戏抗日是要付出的，这和上战场流血牺牲，道理是一样的！”经过这一役，秦怡再也不允许自己忘词了。
跟着，导演又让她在话剧中演一个送丈夫去参军的年轻妇女，还安排了四部电影给她。“电影好一点，不是一次过的，没演好可以再来。不像话剧，演坏了，就暴露在那里。所以电影好一些。”
但她还是想改行，她觉得自己并不是一块好演员的料子。“哪怕去做小学教员，或找点什么其他的工作去做。”尤其接下来的一个电影角色，秦怡要演一个富家女人，日本鬼子进来后，见她家没人，不仅抢了东西，还要对她动手动脚。按照剧情，“鬼子”会拉开她的衣服领子，使得她在镜头前（也就是将来在所有电影观众面前）露出前胸脯的一角，这让秦怡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她说她不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嫁人的年轻姑娘，怎么能让“日本兵”把自己的衣服领子给拉开！明知道这是在演戏，她心里也抗拒，于是更坚定了要走出戏外，去寻找“除了演戏，还有没有更好的事做”的决心。
然而，“更好的事”还没有找到，秦怡就哪儿也去不了了。
怎么回事？一个大牌演员对秦怡“一见钟情”，要跟她“走到一起”。因为他，秦怡的青春岁月变得复杂、艰涩。本来要抗战上前线的她，人生目标也被改写。而且那个人得到了爱，又不珍惜。秦怡是仓皇间接下了命运扔出的第一次不幸的婚姻。
四 第一次失败的婚姻
本来在上海，我是不想提这件事的，摄制组当时采访秦怡的主要任务是想请秦怡回忆她年轻时如何经历“重庆大轰炸”，又如何在重庆参加抗战的。
但秦怡说她绕不开这件事，如果不提这次不幸的婚姻，她的“故事”就“没法讲”。后来我知道，一向大方磊落的她，不仅是对我这个央视的记者坦诚，几十年来，秦怡面对任何媒体，也从来不会讳言这桩倒霉的婚事。
秦怡的第一任丈夫叫陈天国，安徽人，早年就读于沈阳冯庸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投身戏剧。1935年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参演过《海葬》；1936年又转入新华影片公司，拍摄过《小孤女》《青年进行曲》《黄海大盗》《貂蝉》；1939年在重庆，作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主力演员，拍摄过电影《好丈夫》《塞上风云》《血溅樱花》，出演过《雾重庆》《天国春秋》《大地回春》等知名话剧，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帝”式人物。
我问秦怡：“外界都知道这段婚姻对您的打击很大，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您为什么会选择陈天国？”
秦怡说：“哪是我自己选的！根本不是！陈天国这个人很会演戏。人（长得）没什么特别，形象嘛，这并不重要。关键是，当时我并不想谈恋爱，那时一门心思就是抗日。有一天我们在南岸拍外景，他忽然找到我，谎称：‘哎，今天大家都要去山顶开会，你怎么还不去？’我当时只是一个‘小演员’，人家可是电影界的‘大牌儿’，他特意来叫我，我怎么能不跟着他走！”
然而到了山顶，秦怡很快发现那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知道大事不好，就求他别、别……但他那年28岁，劲又大，拉住我不放。还说什么他哪天哪天一定会跟我结婚。我不跟他，他就去跳崖……”
事后，秦怡万念俱灰。人生的前面，原本条条大道，光明的、爱国的，但“哐当”一声，一座大山突然堵在了眼前。“那时我还在生病，外地人初到重庆，都会害湿气。我的脚还在烂，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不能下地。”
第一次婚姻的突然杀入，让秦怡大乱了阵脚。更可怕的是，婚后第二天，嗜酒的陈天国就开始喝得烂醉，以后差不多天天如此。陈天国每天都这样，喝多了就家暴、打人。
可怜秦怡这个如花似玉的上海姑娘，从家里逃出来，本来家人就担心她一个人到了外面会不会出事，可别死掉了，哪承想抗日心意未遂，人却被……
可是身为女人，无助、无奈。她只能一边继续演戏，一边天天挨着不堪的日子。电影厂的领导还曾力劝：“小陈嘛，戏还是演得挺好的，就是脾气不行，爱喝酒。”言外之意还是希望秦怡能忍一忍。朋友们也提醒她：“别折腾了，再怎么样，你也逃不过有名有势的人，他们或许跟青帮、红帮什么的都有联系……”
秦怡不知道“自古红颜多薄命”，也不知道在重庆有没有青帮、红帮。她在重庆待的时间长了，渐渐知道了这里有共产党，知道了周恩来。本来她心里想的是有机会就走，跟着共产党去抗日，还想着能不能去陕北。此时她心里已经开始渐渐地向往延安，要去延安过一过真正抗日的新生活。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她又遇到了坎儿——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结婚容易离婚难。怀了孕，行动就更不便，还怎么分手？怎么走？怎么逃？秦怡就这样犹豫着，到女儿降生，直到最后，她忍无可忍。
女儿来到人世后，两个人买不起奶粉，也没有足够的抚养费。陈天国不想着好好挣钱，还是照样整天喝他的酒，话剧和电影也演不成了。更可恨的是，他根本就不拿自己的亲生骨肉当回事，不管秦怡同不同意，都坚持一定要把这个女儿送人。
此事触动了秦怡的底线。她知道自己必须冲破桎梏，即使有了孩子也要离婚，也要离开陈天国。具体计划是：“等孩子再大一点，我就要逃，这次是去延安，对，就去延安。”
“可是，带着女儿，您怎么走得掉呢？”我问。
秦怡说：“总有机会，总有机会。”
但是，延安和重庆隔着千山万水，要去延安，还必须经过国民党统治的西安。战火纷飞，生死瞬间。
有人就劝秦怡：你不是说演戏也是战斗，靠嘴也能抗日吗？那么在重庆，你好赖还有工作，还能养活得了女儿。当时秦怡认识的导演应云卫，已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的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左翼的中华剧艺社，专门用表演艺术扛起战斗的大旗。“应云卫也拼命来劝我，说中华剧艺社是我们地下党的。”
“地下党？”当时秦怡对地下党并不太了解，但是共产党抗日，她是懂的。尽管第一次失败的婚姻让她突然陷入了情感的泥潭，但是国难当头，这比任何人的私小困苦都重大得多。
“那好吧，在没有逃离之前，我就先好好地演戏。总之我不能沉沦，不能被‘不幸的命运’扳倒！”这是秦怡的打算。
就这样，秦怡很快加入了中华剧艺社，出演了很多抗日和进步的剧目。
“那时都演过什么剧？”我提问，但并不指望秦怡能记得。
但秦怡说：“有很多！”
“从1941年到1944年，当时重庆上演的剧目有200多出。比如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愁城记》，曹禺的《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大地回春》，等等。”她一口气说了一连串。
或许是演戏救了秦怡，至少让她无暇痛苦。因此，人生但凡遇到不如意，疗伤的最好方式就是做事！
做事使秦怡忘记忧愁，忘记苦难，尤其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日本军机六年零十个月的大轰炸，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但重庆人“反轰炸”“保生产”，更是当年“不屈的主题”。
秦怡就这样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很快脱去了稚嫩，拥抱了坚强！
五 个人苦与国之难
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整整六年零十个月，日本军机对重庆——这个当时中国的陪都、中国人民抗战的大后方，实行了人类战争史上最血腥、最惨无人道的大轰炸。
秦怡从上海，经武汉，到重庆，正赶上日本飞机的野蛮轰炸期。
有一个词——无差别轰炸，很多人都闻所未闻。什么意思？就是不分军事和非军事目标，日本军机对一切军事、商业、民生建筑，学校、医院、老百姓的生活区，统统实行狂轰滥炸，目的是要把山城炸平，把山城老百姓炸得尸横遍野，从而制造恐怖，让重庆“从地球上抹去”，最终让中国政府害怕、屈服、投降！
除了将“无差别轰炸”作为“总原则”，日本飞行员还具体采用花样繁多的战术，从地毯式轰炸、偷袭式轰炸、回航式轰炸，到疲劳轰炸、诱导轰炸、毒气轰炸、月光轰炸等。
根据2015年我在重庆档案文献资料里看到的统计：日军在近7年的时间里对重庆持续、频繁、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使得重庆监视区内，直接伤亡人数达到了32829人，间接伤亡人数6651人，两者相加——死伤39480人；被毁的房屋、建筑不计其数，灾民人数高达122786人！
如今，游客来到山城，会去一个叫“解放碑”的著名商业中心打卡，很多男孩子还知道在那里可以打望到众多美女，因此，“解放碑”就像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一样繁华。
然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解放碑”真的有一座石碑。最初将石碑竖立在这里，是因为日本人在这里炸出了一个直径很大的弹坑。为了不忘国耻，浴血反抗，中国人先在这里竖起了一座碑塔，名叫“精神堡垒”，而后这座碑塔也被炸掉了，人们又在原地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旗杆，以示重庆人“精神不倒”，会跟日本鬼子死磕到底——中国人能够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山城一样，永远屹立！
在上海秦怡家里采访的时候，我问93岁的她：“您那时也经常跑警报吗？”这是众多采访提纲当中很重要的一问。
秦怡说：“当然会。有时几天一跑，有时一天要跑好几次。很多次我刚从洞里爬上来，空中警报又响起来了，我们就得立刻再跑、立刻跑。”
秦怡说的“洞”是防空洞，“跑”就是“重庆大轰炸”期间，人们为了生存经常要钻防空洞的一种生活常态。因此，“跑警报”作为一个在重庆人尽皆知的家常词，已经载入历史——记录着那个时期，那段空前恐怖、惨烈的日子。
当时的警报有两种：一种是“有声的”，另一种是“无声的”。“有声的”好理解，就是刺耳的警笛不断地在你的头顶嗡嗡嗡鸣响；而“无声的”是人们在城市的一些制高点上“挂灯笼”——每每第一个“红灯笼”挂起来，代表日本军机已经从武汉起飞，避难者大约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准备，当第二个“红灯笼”挂起来，日本军机就已经入川，大家可得抓紧时间，赶快躲进防空洞里小心避难——这就叫跑警报。
因为要采访制作45分钟的电视专题片《重庆大轰炸》，我在重庆采访过很多“大轰炸”的亲历者。
除了“解放碑”外，在重庆闹市中心渝中区还有一条“五四路”。今天的人们猛地一看街牌，或许会猜想这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而命名的。其实不然，这是为了铭记1939年5月3日、4日连续两天日本军机的“无差别大轰炸”——72架飞机，循环不断，炸弹落地炸开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近4000人被炸死，2000多人被炸伤，5000多间房子被炸塌，20余万人无家可归。尤其是5月4日这一天，日本侵略者简直创下了人类空袭史上“单日死伤人数”突破5000人的野蛮历史纪录！
陈桂芳，2015年时83岁，父母在1939年5月3日的轰炸中被炸死。她告诉我，当时她目睹了母亲的肚子如何被大轰炸的弹片切开：“我妈从这里（指肚子）就被炸断，我爬到她身上，我的头也被炸了，鼻子也受了伤。至今我脑壳里还有弹片，两只耳朵也整天像拉警报一样嗡嗡直响。”
“大轰炸”不知毁了多少家庭，使多少孩子成了孤儿。
王西福，1939年时只有4岁。也是5月3日那一天，他和父母正在嘉陵江边的木材厂躲日机：“炸弹就落在我们旁边，炸的时候，震动很大，我们藏身的木料堆被炸塌了，我父母当时就被砸死了，我妈的肚子里还有个娃儿，肚子也被压爆了。”
我问他：“当时你在哪儿？”王西福说：“当时我也在木料堆里，在最底下，因此被炸塌的木料没有砸到我。后来几个工人把木料抽了，把我拽了出来。我看到我父母身上只有骨头，没了皮——遍地是血，肉都压烂了……”
1941年6月5日傍晚，日本军机对重庆市区实施了超过5个小时的连续轰炸。由于轰炸时间长，空袭警报一直在响，市民就只能待在防空洞里。位于较场口的一个叫“十八梯”的大隧道内，数万人挤在洞中。因为人多，时间又长，最后1.2万余人因窒息而死。一张张照片记录着那次“大轰炸”的罪行：洞口堆着一层层的市民尸体，每个人都奋力地向前扑着，争抢着呼吸洞内越来越少的空气。那些人咧嘴、抓胸，死前的面貌惨不忍睹——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六五隧道惨案”。
时隔70年后，秦怡还记得：“有一次我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敌机来了，所有人都去‘跑警报’。我人小，又累了，没听到，也没人知道我还没走。结果等我醒来，当时住的重庆女青年会的大门已经被上了锁，我想逃都逃不出去。”
“那怎么办呢？”我揪心地问。
“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等死吧，最多是个死。”
当时的秦怡只有16岁，她哭，但没人能听得到。她心想难道就这么被炸死了？怎么也不甘。她来重庆是抗日的，还没跟鬼子拼一拼就死了，不行！
“我想到女青年会有个夜校，那里有窗户，或许能逃生。但是为了防空，人们已经用木条子把窗户都给钉了起来，我跑过去使劲地拉，但根本就拉不动。那会儿，头上的警报还在一个劲地响，我小小年纪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应该是求生的本能吧，‘哗啦’一下，木条还真让我给拉开了一角。我就拼命地往窗外面跳，窗外是大街，有台阶。我知道要是跳不好，脚骨头都得断，但是也没办法。好在我从小运动能力很好，情急之中先下脚、后下身，用手扒着窗户，一点一点往地下顺，再一下子滚到了台阶上。”
“伤到了？”
“没有，那一次居然没有受伤。我就赶快扒着墙，一步步地走。”
“为什么要扒着墙一步步地走？”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秦怡说：“你敢跑？要是在街上跑，日机的飞行员就能看到。他们看到了就会扫射，用机枪来扫你！”
“啊！那您不害怕吗？16岁，还是个小姑娘。”
“怎么会不害怕？害怕啊！但害怕是没有用的。”秦怡说。
就这样，秦怡一步步扒着墙，最后总算走到了防空洞。回忆这个过程，秦怡跟我说，她当时心里一直在想：“这下要死了，大概要死了，大概要死了……”
“如果那一次没跑出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会怎样？”我接着问。
秦怡说：“日机走后，我们就回来了——房子都没了。你明白吧？就是我住的那家女青年会，房子都被日机给炸平了，夷为平地！要是那次我没能破窗而逃，肯定会被炸死，也就没有了后来的一切……”
经历了这一次重大生死，秦怡知道，面对死亡，什么都不足以拿住她。而且跟战争、轰炸、生存、死亡相比，生活里的任何事都显得无足轻重。尤其是个人的生活、情感的遭遇，再怎样悲哀、不如意，摆到国家的灾难面前，又算什么！
六 炸不死就要上台！
“在我进入中华剧艺社没多久，《大地回春》剧组挑演员时挑上了我。”
《大地回春》是一出话剧，剧本是陈白尘写的。秦怡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位资本家的女儿。这个女人生活不如意，丈夫又不是什么好人。秦怡在接到这个角色之前已经演过70多个角色，一个“新演员”正走向成熟。70年后，她有一次接受电视台的采访，主持人问她如何会因《大地回春》而一炮走红。秦怡说：“那是碰巧，真的是‘碰’出来的演得好。”
“怎么回事？”我问。
秦怡回忆：“我饰演的角色叫黄树惠，她的家庭生活乱七八糟。她在学校里教书，跟另外一个教员有了婚外情，两个人非常要好，但就是无法走到一起。因为她家里的丈夫很凶、很厉害，黄树惠很怕他。这样的人生我有体会。按照剧情，这个角色需要经常哭，我不用演技，想想自己的不幸，就很难过，本身就每天都要哭。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大姐还去世了。这个消息一传来，我就更哭得不行。因此情感嫁接了，每天一想到我大姐，我也会哭。”
秦怡的大姐，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跟秦怡的感情最要好。
“大姐还在学校读高三的时候，就经常有进步同学到我家来开会。他们常常会躲进我家堆柴火的房子里，然后叫我望风。我那个时候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大姐说：‘你只要看见有人来，朝着我们家要进来了，你就乱笑，或者乱叫，都可以，目的就是用声音给我们报警。’”
秦怡说：“好。”
有一次，秦怡望着望着风，还闹出了乌龙。她说：“我看见有个人要进我们家了，我就开始拼命地笑，大声地‘笑’了好长时间。可是后来那个人并没有进我们家。我还自认为给姐姐他们报了警呢，但过了一会儿，我进到家里，心里还在想：‘唉，他们听了我的报警还一个个都真的躲起来了，躲得还挺快，都躲到哪里去了呢？’结果大姐从柴火堆里跳出来，说：‘侬个小妮，我是说侬要是看有人要进我们家了，再笑，没人进来，你笑个什么劲？’哈哈，一场虚惊。”
大姐对秦怡好，支持秦怡去读教会学校，了解外面的世界。她是秦怡情感和内心的依靠。
但大姐死后，报丧的信在路上走了很长很长时间，到秦怡手里的时候，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所以秦怡一想到大姐，就难过，就忍不住要哭，这就碰巧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嫁接进了《大地回春》里。每次演出，秦怡都能打动观众，也获得了导演们的好评。大导演史东山说：“当初我就没看错，这个小妹妹很会演戏，将来也一定有出息。”从此以后，他给秦怡安排的角色就越来越多。
“既然无法摆脱，那就浴火重生吧！”这是秦怡后来经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
日本军机野蛮轰炸，连连创下屠杀平民数量的纪录。虽然很多重庆市民被日寇的暴行夺去了生命，但人们的抗战信念却越炸越刚！当时的口号是“重庆不死，中国不降”“中国只要不降，就能把日本人牢牢拖在东方的战场”！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真的就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赴死、牺牲，消耗了日本侵略者的国力、军力，使他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叫嚣以及后来“要把重庆从地球上抹去”的疯狂，最后都变成了无耻的一厢情愿。
秦怡回忆：“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到‘大轰炸’以后的重庆是什么样子——全城大火。我们经常跑到山上，躲在最高的地方。那个火，现在怎么做布景都做不出来——一片火海。每一场大火都不晓得烧死了多少人。”
“所以重庆人越炸越坚强，是因为人们心头有仇恨。仇恨有时也是一种力量。”我猜道。
秦怡说：“对。所以我们要抗战！抗战到底，就是胜利！”
秦怡说起她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年纪小，抗日战争爆发后逃不出上海，只能跟妈妈一起留在了家里。“后来我回到上海，她讲给我听，说当时上海有很多人住在外白渡桥（这座桥是连接黄浦区和虹口区的一个过河通道。1856年初建时名为“威尔斯桥”，1876年改叫“公园桥”，1907年以后就叫“外白渡桥”了）的两边。日本宪兵队每天带着狼狗守在桥头，一有中国人过桥就放狗来吓。日本兵不是放狗咬人，而是任由大狼狗的前爪扒上人们的肩膀，吓得人们不是跌倒在地，就是摔得血流满面。那些摔晕过去的人，当然也会被狼狗吃掉。”
“那是在侮辱我们中国人！”
“是的。但是重庆人好坚强，我们当时就是相信：你日本鬼子的飞机来吧，再多也炸不光所有的重庆人！只要重庆还有人在，就会不断地挖洞，就会在防空洞里继续生产，只要还有食物、药品、用品、武器，我们就能顽强地活下去！”
上有敌机的疯狂轰炸，下有防空洞内重庆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地处重庆西南部、嘉陵江东滨的一个行政区叫沙坪坝。我在很多资料里都看到过“沙坪学海”，那里有很多学校，孩子们白天去上课，晚上就来剧场看话剧。没有车，人们就靠两条腿走，热情高涨地主动接受抗战文化、进步文化。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有了一支抗战文化军。1940年还专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郭沫若和阳翰笙的推动下，不仅成立了中华剧艺社，还有其他20多个进步剧团。
从1940年到1945年，文艺界利用头年10月到次年5月重庆常常因大雾笼罩，日本军机不能有效进行大轰炸的“雾季”，进行抗日演出，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救亡图存的抗战斗志，这就是著名的“雾季公演”。
我们在沙坪坝采访时，摄制组找到了一个剧场——抗建堂。这个剧场原来就有，被日本军机炸毁后，又重建，就取名为抗建堂——秦怡当年经常在这里演话剧。
我问：“您还记得抗建堂吗？”
秦怡说：“记得，怎么会忘，一辈子都不会！当年我们经常在那个剧场里演话剧。尽管大轰炸期间，重庆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难，生死往往只在一瞬间，但人们经常会跑到国泰大剧院、抗建堂这样的地方来看我们演出……”
当年“六五隧道惨案”发生时，那些没有从较场口隧道中爬出来的老百姓，遗骸后来都被埋进了一个叫“黑石子”的“万人坑”。今天，我们虽然不能为每一个死难者竖碑，让他们的冤屈与日月并载，但他们的蒙难却唤起了重庆乃至全中国数以万计、万万计的军民的抗日决心！
信念对战时的重庆是天，信念不倒，天就塌不下来！
著名合唱指挥家、1938年在重庆奠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的严良堃老师曾经总结：“6年大轰炸，重庆文学、艺术、戏剧、美术等文化的奇迹竟攀上了一座‘高峰’，各地名人齐聚在此，创作空前繁荣！”
郭沫若当时也住在沙坪坝。老舍的《四世同堂》也是他在重庆蛰伏期间完成的。
“话剧究竟有多大的感染力？我们小小的演员，后来被证明也为国家出了力，我们没有辜负时代，真是‘用嘴也能抗日’了。”秦怡一边回忆一边感慨。
我问：“您那时还算小演员？当年在重庆，您和舒绣文、白杨、张瑞芳可是并称中国话剧界的‘四小名旦’啊！”
秦怡听了笑笑：“就是在你们去拍摄的抗建堂，有一次又稍微起了一些雾，我们就想演他一场。但刚刚演到半场的时候，敌机就来了，也不知怎么地就开始轰炸。我记得我当时赶紧趴在椅子底下，那时我还挺胖，也爬不进去，头在椅子下，屁股就不知道在什么人的脚中间了，哈哈……”
“那当时是来不及去防空洞了吗？”
秦怡说：“对，根本来不及。敌机来得很突然。但飞机飞走后，我们马上就又钻出来，是我说‘我们接着演！接着演！’，大家也都附和‘好！好！’。就这样，我们就继续演。”
“观众也没走？”我问。
秦怡：“观众？有的没走，还有不知道从哪里又来的一批。”
“那你们就继续演，观众就继续看？”
秦怡：“对。那场景，很感人。中国人当时都非常团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有一天抗战会胜利，重庆能熬过去！”
一句“熬过去”，不知道承载了多少苦难、抗住了多大的生命威胁。但中国人真的熬过来了。
在重庆，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扛着日机的狂轰滥炸，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国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七 “战火烧出了我的坚强！”
说老实话，人活过了90岁，即使是著名的电影女演员，是否还能面若桃花、美貌长存？我真是想不到。
2015年，我们专程来到上海采访秦怡，这位“东方女神”依旧魅力袭人。
那一天是秦怡亲自开门把我们摄制组迎进了她的家。老太太化了淡妆，天后级的演员嘛，不化妆怕是不能见人的。我年轻时也参演过专业的话剧，知道秦怡那天的妆只是“略施了一些粉黛”，没有浓眉、没有黑眼影，相反，淡淡的口红、浅浅的眼影儿，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失一代“影后”的天生丽质，也不与她的年龄相抵牾。
或许，在外界看来，即便是历经坎坷，秦怡也是一生活在摄影棚，被千人仰、万人迷的大明星；戏外也是娇滴滴、风情万种的大小姐。然而，熟悉她的人都知道，秦怡除了年轻时被拽进过一段可怕的婚姻，之后的情感、家庭、生活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时代会给一代人带来什么？会把人塑造成什么样？有客观的必然，也有自己主观的认定和选择。
说起第二次婚姻，秦怡一点也没有回避。她没有等我深问，就说：“第一次婚姻我是没得选，当时我才17岁，什么都不懂。生了一个女儿，后来这个女儿还很固执、很犟，我们的关系也并不亲密。第二次婚姻是我自己选的，但丈夫也是好酒的，后来把胃都喝坏了。我们有一个儿子，‘文革’的时候他这里（秦怡指着脑袋）受了惊吓，16岁就被诊断为急性轻度精神分裂症。从此，我一方面照顾丈夫，一方面要特别照顾儿子……”
若非秦怡亲口跟我说，我还真不太愿意相信。网络上的很多介绍或许是真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秦怡从重庆回到上海。那时的她已经是与周璇、胡蝶、王人美等人并驾齐驱的中国电影大明星了。
1947年，秦怡25岁，她在香港认识了当时的中国“影帝”金焰。尽管金焰大秦怡12岁，还是王人美的前夫，但二人会面后，相见恨晚。
这一次婚姻是秦怡自己选择的。她不仅看中了金焰的演艺成就，也知道他出生于汉城（今韩国首尔），幼年随父母迁到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籍，也算是一位革命者的后代。
火花碰撞之后，二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的证婚人还是郭沫若。1948年，两人便有了他们的宝贝儿子——金捷。
这第二段感情，原本在选择之前是被秦怡看好的，她以为从此自己可算是找到了生活的依靠和幸福。但是人说，“人生如梦，跌宕如戏”。有的人，一辈子生活得都很平稳。但有的人，却需要一辈子咬牙含泪坚持。秦怡就是后者。
婚后，秦怡的事业蒸蒸日上，出演了好几部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影片：《遥远的爱》《上海屋檐下》《马兰花开》。夫妻二人还一起主演了电影《失去的爱情》。但是金焰性格直率，不会隐忍，面对很多他看不过眼的事直言不讳，这样就得罪了很多人，渐渐地无戏可拍，家庭收入只能靠秦怡一人。长此以往，“影帝”觉得惭愧，比不上妻子，内心消沉，开始借酒浇愁，每每让秦怡痛苦万分。
为了儿子（又是为了孩子），秦怡这一次没有离婚。她默默地忍受，尽量把精力往事业上转移。后来，金焰因大量酗酒引发了胃出血，从此不能工作，不能持家，甚至需要妻子每天在床边悉心护理。
今天，我们身处网络时代，人们通过上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太多有关秦怡的照片：她自己的、她和第一任丈夫的、她和第二任丈夫的。大多数照片青春四射、风光靓丽，但有两张，深深地打动了我。
一张是秦怡在公园拉着看起来走路并不太利索的儿子在散步。金捷高出妈妈整整一头，但没有妈妈，他仿佛寸步难行。另一张是秦怡在家里给儿子洗头。秦怡站在水池边，挽着袖子，挓挲着手，脸上没有化妆，及肩的短发也有些凌乱——儿子明显已经成年，但头还是要妈妈给洗。
因为生病，金捷经常对妈妈不知轻重地打骂，秦怡从来只有忍让。丈夫金焰，卧病在床二十多年，秦怡也是不离不弃，悉心照顾，无怨无悔。
丈夫去世后，“一直到儿子64岁时也去世，无论是他吃饭、吃药、洗澡、理发、刮胡子、剪指甲，我都没让别人动过一次手”。
“真的吗？”我不是不愿意相信，是有点无法相信，“要是您有演出呢？要是外出拍电影呢？”
“每天都要往家里打电话，不管我在哪儿。”
听到这里，我的眼眶湿了。
同为女人，我知道一生中什么东西对她最重要，一个是丈夫的爱，另一个是对儿女无怨无悔的付出。但是这两样，第一样，秦怡没有，哦，不是说完全没有，是太少、太短、太不纯；而第二样，这一儿一女，除了让她失望、伤心、心疼、无奈，她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一边是两次不幸的婚姻，另一边是家庭的牵绊。有人质疑秦怡是怎么活过来的？不仅一年年悉心照料生病的丈夫、儿子，而且她自己的事业也一刻没有停歇，90多岁了还在为国家和人民做着各方面的贡献，攀登着一个女演员德艺双馨的巅峰。
“这或许都是因为我年轻时在重庆艰难的岁月里生活过，苦难的人生、复杂的生活环境，反倒给了我坚强的性格。”
“这跟您的选择有关吗？”我问。
“有关！”
秦怡的演艺生涯起步于重庆。打那时起，她心底就有了一块可以让她完全依靠的“基石”，或者说“主心骨”，那就是：“胸怀国家，为民族做事。”
有了这个选择，担起了这副重担，“你就不会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与悲伤，就能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永远会感到有力量，一辈子都很充实……”。
八 “100岁也要为人民演戏！”
拉一张秦怡事业成就的单子：
1947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作为特约演员，出演了内容尖锐、有强烈控诉意义的影片《无名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演员剧团副团长，主演了新爱情悲剧电影《失去的爱情》。
1951年，在影片《两家春》中出演勇敢的北方农村童养媳坠儿，该片获得1949—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故事片三等奖。
1956年，在抗日题材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饰演芳林嫂；在影片《马兰花开》中塑造了性格坚毅的铲运机工人马兰，角色均深入人心。
1957年，主演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的彩色故事片《女篮五号》，该片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电影节银奖和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奖。
1960年，主演影片《摩雅傣》，在影片中饰演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傣族女医生。
20世纪80年代初，出任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团长。
1982年，主演了多集电视连续剧《上海屋檐下》，借此获得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
1995年，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女演员奖。
2008年，出演电视剧《母仪天下》，并参演了我国首部反映农民工子弟生活的电影《我坚强的小船》。
2009年2月，获得全国妇联和《人民日报》等媒体授予的中国“十大女杰”光荣称号；5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9月，出席“光荣与力量——2009《走近他们》年度十大人物颁奖典礼”；10月，在第1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获得终身成就奖；11月，为庆祝秦怡从艺70周年，上海市文联、上海电影集团等单位为她专门举办了“秦怡电影回顾展”。
2010年4月，在江阴市参加金鸡百花奖颁奖仪式；6月，被评选为“十大感动母亲”，荣获“母亲真情杯”奖；7月，参与创建“秦怡艺术馆”；9月，担任电影《情醉富春江》主角；10月，策划并参加了首届上海中外无声电影展的一系列活动。
2011年1月，89岁的秦怡还出席了中国文联百花迎春联欢晚会，拍摄了以《秦怡》为名的专题艺术片；4月，出席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5月，“秦怡艺术馆”正式落成开馆。
2013年，参演微电影《幸福家味道》。
2015年3月，担任电影《铁道游击队》艺术顾问；6月，由她本人出品、编剧、主演的电影《青海湖畔》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
2016年3月，助阵电影《订制爱情》开机发布会。
2018年3月，入选《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人物卷》。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已经97岁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
2015年，我在上海秦怡的家里完成采访之后，在《养老革命》一书中写了一篇名为《93，我的天！》的文章。那时候已经93岁的秦怡让我钦佩不已，感觉她已经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哪承想，同年，她就出品、编剧并主演了电影《青海湖畔》，在影片中饰演一位60岁的女工程师。在青海拍外景时，她不顾高原反应，跟大家一起谈笑风生……
93岁还在演电影，这个秦怡已经“逆天”了。但让人更加惊讶的是，两年以后，95岁高龄的秦怡被导演陈凯歌邀请出演了电影《妖猫传》，饰演一位织白绫的老宫女——白发红颜，复杂、沧桑、恐慌、悲伤，秦怡的演技打动了无数观众。老太太的敬业与认真让与她搭戏的年轻演员黄轩、染谷将太以及导演陈凯歌敬佩不已……
秦怡的美，不仅在容颜，更在于从心灵深处散发出来的坚毅、宽容与高贵。
面对这样的老太太，也许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她营养好、身体好，因此能健康、长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文革”的时候，她患上了肠癌，但她没有让自己倒下，一边坚持治疗，一边迈开双腿坚持走路——每天5000米、10000米。后来，用她自己的话说：“癌症是让我给逼走的，我感谢走路，非常非常感谢。”
生活的磨难，反倒溢出了秦怡的坚韧与大爱。
1937年从上海逃出的时候，秦怡拍了一张照片，当时的头发是烫过的，但为了戴军帽，她把一头鬈发“咔嚓”一剪子剪了，从此从一头青丝到满头白发，她始终都是齐耳蓬松的短发。97岁时，她病重入院，样貌有点变了，看得人很心疼……
又过了两年，99岁的秦怡竟又重返舞台，坐着轮椅，精神焕发。她当场宣布：“人民的演员就要为人民演戏，为此，我要演到100岁！”
“人从复杂、苦难的环境里走过来，才明白应该怎样地去生活。”我又想起秦怡说过的这句话，想到她从青年时期就追求的人生价值。对老太太来说，何以人生近百还能拥有不竭的生命力、精气神？或许答案是明摆着的。
儿子金捷从小爱画画，秦怡只要有空了，就带着他到大自然中去画山画水画花草。后来，儿子的一幅水彩画以2500美元的价格被一位外国著名导演买了去。秦怡替儿子把这些钱分文不少地捐给了山区的贫困孩子。
2008年，汶川发生了8.0级大地震，秦怡在一次赈灾义演中捐出了20万元。在外人看来，这20万元或许只是秦怡全部积蓄中的一部分，哪里晓得，那是她一辈子的积蓄，倾尽所有。她的女儿有一次提起这件事时，说：“我妈妈捐完款，手里只剩下1400块钱的生活费，她也不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
秦怡立刻说：“担心什么？下个月的退休金就要到了，不就又有钱了！”
外界看到的，永远是秦怡那张细嫩而没有皱纹的脸。但我有幸跟她面对面，坐得很近，就看到了她的一双手。那是一双家庭主妇的手，是一生辛苦的手，是为儿女操劳的母亲的手……
秦怡的儿子金捷64岁时走了。在弥留之际，秦怡一直在病床边守着他。“突然，儿子坐起来，叫了一声妈。当时我就在他身边，我说：‘小弟，妈妈在这呢，在这呢。’他重复了一句，说：‘啊，妈妈。’他很高兴，很开心的样子，然后‘咕咚’一下躺倒，就再也没有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