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息尚存，就要挑战生命极限
——共和国老兵朱彦夫
即便说上100次“不可思议”，也无法解释朱彦夫九死一生，屡屡陷入生命的极限，却绝处逢生、越战越勇、初心不改、无悔无怨的一生。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赶上了一个怎样的时代？走了一条怎样不平凡的路？又做出了何种艰难的人生选择？
当著名军事专家董保存老师把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山东省厅联系人的电话发到我的手机上，让我自己直接联系采访时，说老实话，我不是没有看过朱彦夫的事迹，不是对这位共和国老兵没有一点了解，但我怎么都无法想象：一个失去了手脚和一只眼睛的人，怎么能够创造出生命奇迹？想不出答案的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叩问、翻滚、奔突。
9岁时，还是一个孩子的朱彦夫就亲眼看到日本鬼子如何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吓晕了母亲，他自己的肩头也被日本士兵挥起的军刀砍下了一块碗口大的肉。从此，他心里就装满了铁砣一般沉重的仇恨！
11岁时，八路军来到他的家乡。他要当兵，要找日本人算账！但是八路军嫌他年纪小，没收。
14岁时，他又听说部队在招兵。因为年龄不够，报了名还是被劝退。他不甘心，就翻山越岭悄悄跟在队伍后面。身上揣了一兜子地瓜干，饿了就啃，渴了就抓把雪往嘴里塞。他是非要当兵打仗不可。
16岁时，已然成了一名“老兵”的朱彦夫跟着解放军打济南，过长江，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一个人炸飞了敌人的三座碉堡，之后火线入党。从此，党的形象、信念牢牢地扎根在他心里。
新中国成立后，战火突然烧到了中朝两国的边界鸭绿江。朱彦夫加入了抗美援朝的部队，在长津湖边的250高地阻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南逃——山头被飞机轰炸得如同被翻耕了好几遍，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和最后全连剩下的52名战士都被炸得粉身碎骨。朱彦夫被炸昏迷后被埋进了零下35摄氏度的冰雪中，全连只有他一个人死里逃生……
就是这样一位“因为要报仇”而走向革命的“老兵”小战士，被部队找到后送进了野战医院。他先后经历了47次手术，昏迷了93天，但等他终于奇迹般地醒来时，本能地去抓枪，却发现手没了；本能地要站起来，却发现脚没了。因为严重的冻伤、溃烂，野战医院的医生不得不一次次、一截截地锯掉了他的手脚和四肢。至于那只左眼，先是被飞机的弹片崩出，昏迷在冰雪中偶尔被疼痛刺醒的他，因为连续多日粒米未进，误以为从脸颊滑到嘴边的那颗眼球是吃的东西，便吸溜一下吞进了腹中……
高大勇猛的汉子，忽然变成了一截身高不足1米的“肉轱辘”，朱彦夫疯狂地喊叫：“不！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
医生护士们陪着流眼泪，说：“你能活过来已经是生命的奇迹。”
但他继续喊：“不！这样的‘活过来’，不能上战场杀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
伤情稳定之后，国家把他安置在荣军休养所，但朱彦夫打定了主意，不能就这样一辈子靠国家养！他要回家，“与其腐烂，不如燃烧”。于是，朱彦夫毅然回到了山东沂蒙山老家，一遍遍练习自己穿衣吃饭，拉屎撒尿，穿脱假肢，拄拐行走。几年后，又被乡亲们选为村支书，从此便带领乡亲们打响了“整山造地、打井引水、高山架电”的三大战役，在田头地垄、山顶沟壑，他拖着沉重的假肢，无数次把自己摔伤，但就是这样，无论酷暑严冬、泥里血里，他始终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不死就不下火线！先让乡亲们吃饱饭，然后又使张家泉村从一个没有耕地、没有水、点煤油的穷村子，变成了“山顶松柏戴帽、山间果树缠腰、山下粮丰林茂”的美丽新乡村。
这一切不是神话！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
多少年来，当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你一生多次面对极限绝境，是如何一次次顽强地活过来，又如何一次次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朱彦夫总是这样回答：多灾多难的生活，战争的磨砺，给了我不畏艰难、坚强不屈的品格；共产党领导下的正义战争锻炼并培养了我，给了我视死如归的豪气、百折不挠的胆识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性。还有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战友们用他们的死换来了我的生，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一切就都无从谈起……
岁月年轮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对外宣布：日本已经接受《波茨坦公告》，将实行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舰船主甲板上举行。9日上午，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在中国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14年的抗日战争也宣告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就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彻底胜利，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重要时刻，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当时对于要不要“以身犯险”，中共内部意见不一。但毛泽东主席为民族大义计，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重庆谈判”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两党“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一线曙光，柳亚子当时还写诗盛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但《双十协定》达成不到一年，国民党就单方面撕毁协定，大肆向解放区进攻，共产党被迫反击，这就有了之后共产党“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解放战争，更有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国力羸弱，民生未健，东邻朝鲜再起战火，支持韩国的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叫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并轰炸我国丹东地区。彼时彼刻，唇亡齿寒，战火即将燃烧到鸭绿江边……
一 饥饿如影随形
在山东沂蒙山，有个名字听上去很清灵的小村子——张家泉村。
那里有山有水，有树有景，有良田沃土，有世外桃源一般的美好生活。但如此这般的描述只是人们的想象，朱彦夫对自己家乡的形容是这样的：
“山，倒是绵绵连连，可不秀不美，荒而贫瘠；水，根本就没有，靠天吃饭，十年九旱。老一辈人讲，这村子原本是叫张家庄，旱极了，穷极了，人们这才满怀希冀地把它改叫作张家泉，是盼着有一天能泉水叮咚，粮丰囤满。”
1933年的夏天，暴雨如注，山洪肆虐，不分昼夜，沂水河泥沙俱下，势不可当。一声声闷雷从红崮山山顶滚滚而下，擦着张家泉村的上空，把灾难甩给了这个人口不到600人的小山村。
在山洪咆哮短暂停歇的空隙，村子里死一样地寂静。
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用树干支起摇摇欲坠的屋顶，又在上面铺了一条草席，一边捋着满头的雨水，一边踩着满屋的淤泥，一步跨到了土炕前，低头去看媳妇刚刚为他生下的孩子。这孩子是个儿子，小脸儿先憋得发紫，同时拼命地用脚蹬踹，终于发出了一声洪亮的啼哭，大声宣告着自己来到了这个人世。
后来朱彦夫总是对人讲：“我的出生，就是伴着一场灾难而来。”
那一年的洪水，把全村的庄稼几乎冲了个精光，很多人家的房子也塌了，6个乡亲不幸被洪水卷走，更令人绝望的是，没了庄稼，就断了全村人生存的希望。村里好几户人家不得不携儿带女，泪流满面，一步一回头地从红崮山山脚下一条狭窄的小路外出，去逃荒、要饭，去寻找可能的生路。
爹娘抱着小彦夫，喜一苦九，在这样衣食无着、贫困交加的时刻：“儿啊，你不该出生，你来了，让爹娘可怎么把你养大成人？”
事实上，朱彦夫刚一降生，娘干瘪的乳房就挤不出一滴奶水。小彦夫上面还有个8岁大的姐姐艳花。一家四口得吃、得喝，可没了庄稼，顶梁柱子的爹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站起身，心一横，决定到外乡去打短工。从此家里的每一口吃食，就靠一个字——讨。
讨饭的日子不好过，每天天还没亮，姐姐就挎上一个小篮子，光着脚，挨村挨户去乞讨。但大灾之后，家家户户都没有吃食。8岁的艳花就只有翻山越岭，去更远的地方。稚嫩的小脚上，没有鞋也没有袜，经常被山道磨得鲜血淋漓。娘心疼地抱着女儿说：“就到近处去挖点野菜、摘点树叶子吧。”但近处哪还有野菜，树上的叶子也早被人摘光了。懂事的艳花就说：“娘，您别心疼，我的脚没事，磨多了就能起茧子。娘要是光吃野菜，哪里有奶水喂大弟弟？”
挨到冬天，小彦夫半岁了，娘把他用一件破夹袄紧紧地裹在怀里，又找来一些破布条子把姐姐的脚缠起来。娘开始带着一儿一女外出讨饭。从此这番情景仿佛永驻了，尤其是大雪纷飞天，老天爷用铺天盖地的雪花染白了村庄、山道。朱家母子三人，总是“娘抱着我行在前，姐姐挎着篮子跟在后，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没有尽头的雪地上……”。
沂蒙山的雪啊，一下起来就没完。
姐姐手脚被冻裂的口子，总是不断地出血、出血。朱彦夫长大后，两个同音字：“雪”和“血”，就这样一白一红，深深刻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永远相伴。
有一次，他们走到了离家八里远的刘庄，艳花讨来了半块地瓜，握在手里，还有些温热，让娘快吃下去。可是娘接过地瓜，看着女儿冻得青紫的脸蛋和皮开肉绽的小手，眼窝子里都是泪，说：“闺女，你这地瓜俺咋能吃得下去，你吃吧，好孩子，听娘的话，你吃饱了，才能给娘和弟弟去要饭。”艳花却说：“还是娘吃，娘吃了，弟弟才能不饿，才能活。”
还有一次，他们走到一户还算殷实的人家，朱漆大门外的一根石柱子上，放着一块不知道是谁吃剩下来的烙饼。朱彦夫后来听娘说：“你姐眼尖，看到有吃食，大叫一声，就赶快跑过去，伸手要拿那块饼。但或许是太急了，柱子又高，她两只脚想踩上去要抓那块饼，谁知脚下一滑，就摔倒了，两条腿正好磕在石柱子旁的台阶上。”8岁的孩子，当然会疼得大哭，但眼睛看到了烙饼，又连忙高兴地说：“娘，是烙饼，是烙饼！”
回家的路上，娘怀里抱着小儿子，手上拉着受伤的大女儿，在山道上踉踉跄跄。
艳花脚下一瘸一拐，越走越慢，已经不像她平时走路的样子。娘停下脚步，艰难地蹲下身，这才发现女儿的膝盖早已磕烂，一道血口子翻着皮肉，血顺着小腿流到了脚上，又渗透了裹着脚的破布条，清晰地印在一路走过的雪地上。娘心疼得直哭，连忙从自己的夹袄上撕下来一条黑布，压住了姐姐的伤口……
最初听朱彦夫讲小时候的故事，我也曾奇怪，通常农村家庭里不会出现姐弟之间差8岁的情况，爹娘生养得都会比较密。后来我才知道，在朱彦夫前面，其实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因为家里没吃没喝，最后没有熬过每年必至的严寒风雪，夭折了。朱彦夫之后，还有一个比他小5岁的弟弟，叫朱彦坤。父母总共生下了6个子女，最终活下来的却只有3个。从此，这个五口之家相依为命，“爹除了在村子里种着三亩多的山岭薄地，每年都要到外乡去打工。娘在家里照看弟弟，我和姐姐每天上山挖野菜，外出去讨饭”。
那时计划采访朱彦夫，我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您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可不可以说始终被饥饿追赶着，如影随形？”
相信朱老一定会说：“是的，真是这样。”
家乡的每一座大山、每一座小梁，朱彦夫是熟悉的，而且每一寸土地都被他稚嫩的脚丫踩过。
哪一天你不出去“讨”，就没有饭吃。“讨饭”倒变成了“家常便饭”。人活着，“吃饭”是比天还大的事，什么事跟“饿肚子”比，都不算事。
小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一路讨饭长大的他看到了人间的不公，命运的不同。在他幼小的心里，一颗“反抗”的种子，靠饥饿之土、欺凌之土、绝望之土逐渐“养大”。当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破土、长大，天生就带了坚韧倔强、不屈不挠的基因，长大后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如今的孩子，已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饥饿。而对朱彦夫来说，他的童年、少年，甚至包括他14岁开始追赶队伍当兵打仗，饥饿始终如影随形。最惨的时候，他四天四夜粒米未进。在战场上饿极了，咬棉被、吃棉套，“断肠”的滋味让他刻骨铭心。日后，朱彦夫之所以能够频频创造出“生命的奇迹”，做出一个又一个常人根本不可能做出的壮举，即使站立在人生的极限之巅，依然能越挫越勇，越苦越强，是因为他的基因土壤里天生含着“苦难”与“绝境”，后天党的教育，更使他用“不屈”和“反抗”一遍遍把土地夯实。到了党和时代需要自己的时候，能够“吾以吾身为吾国”，为战斗、为胜利而闪闪发光！
二 “爹让日本鬼子给杀死了！”
在苦水里泡大的朱彦夫长到9岁时，个头不高，但身心都积攒着一种早熟的力量。这时姐姐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娘不放心再让她外出行乞。朱彦夫便挺身而出，挎上讨饭篮，开始一个人爬坡过岭，淘换一家人的“口粮”。
娘对他当然也是日日担心、天天嘱咐。不过他说：“俺不怕，俺什么都不怕。条条山路俺都熟了，光着脚都能走到40里以外的蒙阴县！”但娘担心的并不是他会不会迷路、摔倒，而是外面的世界太混乱，有土匪，有日本兵，后来有了国民党。
说起日本人侵略中国怎么会来到山东沂蒙山的大山深处？那是1938年年底，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带领着省政府机构人员，驻扎在鲁村，忽然听说日本人已经打入沂源县了，便赶快携枪带马迁到了离张家泉村仅仅40里地的东里店。
1939年6月7日，日军出动飞机，对东里店进行狂轰滥炸。省政府驻地一片火海。国民党守军仓皇出逃，转移到了临朐。三天后，鬼子在东里店建起了炮楼，设立了据点，此后便频频向周围的村庄进行扫荡，弄得老百姓鸡犬不宁，东躲西藏。
有一天夜里，朱家来了一位陌生人，爹有点一反常态，神神秘秘地不断嘱咐家人：“以后要是有人问起你们，就说来人是咱家的亲戚，生活困难，在老家待不下去了，投奔咱这来了，啊！”第二天，这位“亲戚”就跟着爹上山砍树、抱石头，要帮家里盖一间新房。
晚上，朱彦夫被一泡尿憋醒了，下炕要去小便。他看到院子里白天刚盖好的那间小草屋里好像有些动静，有人还压低了嗓门在说话，他吓得一激灵，那泡尿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紧接着，爹从里面走了出来，借着月光认出是儿子朱彦夫。小彦夫也认出来了是爹，而且看到爹的脸上泛着一种平时没有见过的光。
爹把儿子领到屋里，然后点上一盏灯。那位“亲戚”也在屋里，就坐在白天他们用茅草铺成的“铺”上。“亲戚”把小彦夫拉到身边，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彦夫，我早就听你爹说过，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是这个。”说着，“亲戚”用手比出了一个“八”字。
“八路军？”朱彦夫脱口而出。
“亲戚”赶忙“嘘”了一声，提醒彦夫：“小声点，这可是个秘密。”
朱彦夫心里突然感觉到一种惊喜，他说他外出讨饭的时候，早就听说了八路军。乡亲们都说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抗日的天兵天将，什么都不怕，还会飞檐走壁呢。所以老百姓即使自己吃不饱肚子，也愿意给八路军送吃、送喝，八路军不要，老百姓就一个个自觉自愿地给八路军送信、掩护伤员……
“对，乡亲们说得对。八路军就是打鬼子、为人民的。”
“这样好的神人，今天让俺给碰上了！”
小屋里一派暖意。不过爹说八路军不是神，就是“亲戚”，但是八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不怕牺牲，抗日抗得不要命。爹说这些话时脸上除了兴奋，还有一层朱彦夫从未见过的严肃和庄重。
朱彦夫的爹，大名叫朱青祥。朱家在张家泉村属于外地迁来的独门独户。朱青祥一辈子为人正直，古道热肠，乡亲们谁家有了难，他总是看到眼里，一刻不缓地伸手相助。
那么娘呢？大名叫郑学英，本是蒙阴县人，后来因为逃荒，来到了张家泉村。朱彦夫的爷爷看小姑娘一个人孤零零，怪可怜的，就收留了她。
爹和娘本是同一根藤上的苦瓜，后来结合在一起，共同过着苦日子。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夫妻两人心地善良，明辨是非。
后来朱彦夫长大了，明白了他爹是常年在外乡打短工时遇到了八路军和共产党，一颗本来就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心从此有了依归。他带回家的那位“亲戚”，其实是八路军的一位侦察员。“他利用我们家做掩护，四处为队伍侦察敌情。”
有天晚上，朱青祥和那位“亲戚”又悄悄地出去了，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回来。郑学英和孩子们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担心，只是以为两人或许是路走远了，过几天就会打回转。但是一连几天过去了，两个人都没有回来。
“娘就开始急了，打发我到外面去找找。”
小彦夫当时还很高兴，觉得自己终于被娘派了“任务”。他像承担了什么重要的责任，立马挎上讨饭篮，一溜儿小跑地窜上了村东的山路。
然而，还没等朱彦夫想好去哪找人，便在山腰里看到一伙子人影影绰绰地走来了。当中还有人骑着高头大马，举着明晃晃的刺刀……朱彦夫立刻警觉：“啊，是日本鬼子！”
他忘了找爹和“亲戚”的任务，急忙返身往村子里跑。见了娘就立刻指着身后说：“快，快，躲起来，鬼子要进村扫荡了。”
娘一边喊艳花带上弟弟赶快进山躲避，一边又吩咐彦夫：“赶快把东屋里那个‘亲戚’的东西藏起来！”娘说的“‘亲戚’的东西”就是八路军侦察员留在他家的衣服、茶缸和皮带。娘果断地说：“赶快把那些东西都藏到咱家屋子后面的小树林去。”
但说时迟那时快，鬼子这会儿已经进了村。而且彦夫发现，他们直奔自己家来了。
彦夫心说不好，立刻从树林里跑回来，他担心爹、担心侦察员，但此时此刻，他更担心娘。等他跑回来的时候，鬼子已经涌进了他家的小院。
朱彦夫一眼认出鬼子兵身后有几个中国人，应当是汉奸。他们抬着一个人，鬼子一挥手，汉奸“扑通”一声就把那个人扔到了娘和自己面前。
“那人正是我爹。”
朱青祥血头血脸，胸膛处也有一片血迹，身上的褂子早就被撕烂，裤子只剩下半截，血顺着腿一直流到了脚面，而且已经是黑乎乎的干血。
“啊？爹死了？爹让日本鬼子给杀死了？”小彦夫看到娘登时吓白了脸，扑到爹的身上号啕大哭，他也本能地一步上前，扑倒在娘的身上。
这时，几个汉奸上前扯起娘，连拖带拽地把她扔到了鬼子脚边，边用脚猛踢她边说：“这是你男人？他敢领着八路去侦察皇军的据点！该杀！你说，八路是不是就住在你家？现在还有什么东西留下？快说！”
仇恨是什么？在此之前，朱彦夫从来没有品味过。但当娘挣开汉奸的手，抹了一把头上淌下来的血，一把把儿子拉到身后，眼睛里迸发出一股怒火，朱彦夫明白，这就是因仇恨爆发出来的骨气和胆量。
鬼子嘴里“八格、八格”地乱吼着，突然抽出刺刀，“唰”一下架在了娘的脖子上。小彦夫急了，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一下挣开了娘的手，把娘护在自己身后，用冒火的双眼紧紧盯着面前狰狞的鬼子。鬼子的大刀“哗”一下抽出来砍下去，朱彦夫只觉得右肩膀一阵钻心地疼，“扑通”一声倒在娘的脚前，便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等朱彦夫醒来的时候，鬼子已经走了。他躺在院子里，浑身是血。那时，他能意识到自己的血是鲜红的，而爹身上的血，已经不新鲜了。
鬼子逼人不得，也没有找到“八路”留下的什么东西，气急败坏地一把火把房子点了，干透了的茅草顺着风呼呼地烧得噼啪作响。
朱彦夫看到大火蔓延，使劲喊娘救火，但他肩膀疼啊，一动就更疼了。仔细一看，那里被鬼子生生砍去了碗口大的一块肉，骨头茬子露出来，白森森的……小彦夫再一次昏了过去。
三 “俺要当兵，要报仇！”
当时因为天热，朱彦夫的伤口不断地感染、化脓，娘只好一次次用剪子剪开他的皮肉，挤走脓血，抹上草木灰，再给他包扎起来。娘心疼的泪水夜夜不断，“天天守着我，也不能出去讨饭了”。
朱彦夫再次从昏迷中醒来时，姐姐正守着他。他们的家已经没了，这会儿他正躺在邻居张婶家的炕上。小彦夫问：“姐，爹呢？娘呢？”
姐姐开始不语，就是哭。被问急了，她怕弟弟的伤口再裂开，只能实情相告：“咱爹死了，娘和张婶这会儿正领着人把爹埋在咱家屋后的小树林里……”
看着泣不成声的姐姐，失去爹爹的事实让朱彦夫近乎本能地明白了什么是“仇恨”的滋味。不过眼前的问题是吃食。他清醒地意识到饿了，一种他非常熟悉的连肠子都要搅到一起的饥饿感，让他不得不正视现实。
爹死了，剩下的朱家人还得活下去。人活着，就得吃饭，不吃饭哪能长大？哪能替爹报仇？
一连好几天，朱彦夫一次次昏睡、醒来，再昏睡、再醒来。有一天他忽然反应过来：“哎，咋一直没有见着我姐？”他急忙问娘：“姐去哪儿了？又去讨饭了吗？可别让俺姐遇上鬼子啊。”
但娘只是一个劲地抹泪，朱彦夫急得一骨碌，要爬起来去找姐姐。娘这才说了实话：“你姐姐，唉……你们的爹死了，你又伤成这样，弟弟还小……没办法呀，娘是真的没法子了……”
“俺姐到底怎么了？”
弄清了原委，朱彦夫气得一拳能把炕砸塌——娘把姐姐给卖了。爹死后没人出去讨饭，娘无奈……他不能怪娘，不能怪！他只恨姐一个黄花大姑娘，被卖时只换了两斗谷子——“两斗谷子啊！那能救一家人几天的命！”
弟弟彦坤还小，拼命吃着用姐姐“换”来的粮食。可娘却在一边哭：“儿啊，你可知道你吃的这不是谷子，是你姐姐的肉啊！”
泪水哗啦啦地灌进了朱彦夫的肚子，他不知那变成了啥，浇灌了啥。除了眼泪，朱彦夫知道自己应该找点事做。
姐姐被卖后，弟弟彦坤也被人拐走了——娘的6个儿女，此时此刻就只剩下他一个。娘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丈夫没了，女儿卖了，小儿子也……她突然精神崩溃了，要么号啕大哭，要么疯癫地大笑，口中常常大喊：“闺女啊，你回来！”“彦坤啊，你在哪儿？”……
转眼之间，朱家家破人亡，小彦夫在那一刻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他在心里打着主意，必须要替爹、替娘，还有前途未卜的姐姐和弟弟做点什么。
1944年3月25日，八路军鲁中军区主力部队在以鲁山为中心，纵横100多里的战场上，向盘踞在沂源县境内的国民党吴化文部发起了全面猛攻。4月20日，歼敌近万人，解放了村镇上千个，沂源县到这个时候，大部分地区也一一被宣告解放了。
朱彦夫家所在的张家泉村（后隶属山东淄博市沂源县金星乡），为了迎接“解放”，乡亲们纷纷找出红布条，扎在腰上，扭起了秧歌。没有锣鼓，大家就敲盆敲桶。“村里有一个吹唢呐的，在过去，那唢呐都是外出讨饭时才会用的玩意儿，解放时也拿了出来，第一次吹起了欢快的调子。”朱彦夫后来这样回忆。
当年他人小，但也加入了欢庆的队伍。“唱够了，跳累了，又和乡亲们一起涌到村头翘首盼望要来村里休整的部队。”但那时他并不太明白“解放”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只知道“解放”就是从此穷人有了依靠，不再被人欺负，将来说不定还能过上“吃饱饭”的好日子。
乡亲们拿出本就不多的口粮要款待八路军，还腾出了房子让八路军住。但是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他们不去打扰老百姓，也不要老百姓的粮食，更不住老百姓的房子，就宿营在朱彦夫家后面的小树林里。
朱彦夫忍不住好奇，要去“看队伍”，听战士们说话、唱歌。但他不大敢靠近，就在一棵小槐树下坐下，目不转睛地望着八路军出神。
“啊，多么威武、多么神气！我要是有一天也能穿上军装，当上八路，那该多好！”小彦夫心驰神往。就在这个时候，朱彦夫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对，我要当兵，要打仗！要跟上八路——只要手里有枪，就能给我爹报仇！”但是当时他委实太小了，刚刚11岁，天底下哪有这么小的娃娃兵？！
正当小彦夫望着八路军羡慕不已时，一个穿军装的叔叔走到了他的面前。叔叔说：“小老乡，你在看什么？”
望着叔叔亲切的面孔，听着叔叔和善的问话，朱彦夫一下子想起了爹，想起了病重的娘、被卖掉的姐姐，还有被拐走的弟弟，他嗓子眼儿憋着一股山洪，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哇”的一声在叔叔面前大哭了起来。
“我要当兵，我要报仇！”他一边哭一边指着八路军栖身的小树林，说：“大叔您看，那就是我爹的坟，我爹是让鬼子给杀死的……”
叔叔拉住朱彦夫的手说：“孩子，你要勇敢。你爹是因为杀鬼子牺牲的，死得光荣。你们家的苦难也都是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我们八路军就要坚决消灭这些反动派，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说话的时候，叔叔的眼里也泛起了泪花。
小彦夫以为当兵有希望了，但紧接着又听叔叔说：“但说这当兵，你现在年龄太小了，我们要行军、要打仗，生活很艰苦，你受不了。这样吧，等你长大了，再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听了叔叔的话，小彦夫心里尽管暖暖的，但他并不甘心。第二天，他又去了小树林，还是想求八路军把他带走。但是小树林里已经空空荡荡，连个人影也没有了。“这是咋了？八路军的队伍走了？”
回村一打听，还真是，这支队伍忽然接到了紧急任务，半夜时分已经悄悄开拔，上战场了。
唉！朱彦夫要当兵的梦想就这样意外地落空了。他真后悔，后悔昨天不该离开。可是……家里还有一个病重的、疯了的娘……11岁的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包含了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无奈，也包含了太多太多与他的年龄根本不相符的沉重。
四 荣立战功，火线入党
1947年，朱彦夫终于长到了14岁。
他那时还不知道“重庆谈判”、国共合作、老蒋翻脸，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业要奋起消灭国民党，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他知道仗还没有打完，沂蒙山的大山之外还有咱穷人的队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公然挑起了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1947年5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一举歼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打破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而扭转了华东的战局。
很快，“孟良崮大捷”的消息传到了朱彦夫的家乡，沂蒙人民又掀起了一波参军、参战、全力支前的热潮，滚滚洪流中很多年轻人都去报名参加了华东野战军。朱彦夫认为：“机会又来了，这一次我断不可再次失去！”
于是他刨、锄、割、担，收拾好了家里的三亩薄田，给娘加固了炕，劈好了柴，担足了水，又在兜里揣上了一捧地瓜干，就到30里地外的区政府招兵站报名去了。
好不容易挤到了登记桌前，他还虚报了一岁年龄，但部队还是觉得他太小，不批准他入伍。对这个结果，朱彦夫早有准备。于是队伍开拔时，他悄悄地跟在后面，三天三夜，部队走他也走，部队停他也停，年糕一样地黏着。最终被一位好心的连长发现，他把自己的身世“哭”给那位连长听，发誓再也不会离开部队，还告诉连长他最最担心的娘也有政府照顾，有乡亲们帮衬。“我娘饿不死，她会等着我回来。眼下我不得不跟娘分离，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母子平平安安地守在一起……”
14岁的朱彦夫感动了这位连长。他看到这个孩子心中燃烧着的熊熊烈火以及蕴藏着的无穷力量，他请求部队首长收留了朱彦夫，让他正式加入部队，穿上军装、扛起了枪。从此，行军、打仗成了朱彦夫青春生命的全部内容。只可惜，朱彦夫还没来得及打问到那位帮助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连长的姓名，那位连长就已经牺牲在解放鲁西南的战役中了。
朱彦夫当兵以后，先后参加了攻打兖州、攻打济南、渡江战役、解放大上海等战役。一次次跟着老兵冲锋陷阵，连长、排长、班长，一个个在他的面前倒下，又有新的连长、排长、班长和新的战友们前仆后继。
在攻打兖州的战役中，敌人的机关枪火力凶猛，交叉射击形成了扇面，“那一串串火舌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好像连盆水都泼不进去”。班长扔出了缠在一起的两颗手榴弹，翻身跳出掩体，但还没有端掉敌人的机枪，就被凶猛的火舌击中了，他的头上汩汩地流出鲜血。当时的情景，被掩在一百米开外的朱彦夫看得清清楚楚。
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冲破“固若金汤”的火舌，不知谁大喊了一声“共产党员跟我上！”。这是一声大喊，也是一句口号，但又不仅仅是一声大喊、一句口号，因为随着这一声大喊，趴在地上、掩在树后、卧在坎下的战士们竟像一支支同时被射出来的利箭，全部都冲了上去。
朱彦夫不明白共产党员是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这句话比“命令”更有指挥力量，他只觉得那一声大喊、那一句口号极有震撼力，已经超越了阵地上的任何爆炸。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就是由一个个共产党员组成的，这些人专门领着穷人杀敌人、闹翻身、争自由。他们不怕死，不怕苦，一心想着老百姓，随时可以牺牲自己。如果你也能这样地勇敢战斗，一往无前，杀敌立功，那么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家里穷得吃不上饭，连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朱彦夫，第一次开蒙，没想到竟是在战场上，在枪林弹雨、鲜血横飞的杀敌课堂上。从此，“共产党员”这四个字就深深地扎根在了一个少年的心中，一天天发芽长大，一天天在胸中激荡。“鼓舞着我勇敢地投入一次次的战斗，不怕流血牺牲，任何困难和挫折更难不倒我，让我踏上了一条自己认准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了。此时，15岁的朱彦夫已然成了一名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他有勇有谋，年龄小却不莽撞。在攻打周村的战役中，敌人的火力把他们一个连压在了一条马路的一边。马路有七八米宽，敌人在对面占据了一座二层小楼，墙上布满了枪眼儿，敌人向四面八方疯狂扫射。部队怎样才能跨过这条马路？
朱彦夫迅速爬近班长，说自己有妙计。说完，他不等班长同意，就钻进了敌人之前逃跑时留下的一个汽油桶。他身上裹了三四套浸湿了的棉衣，腰里揣上两包炸药，滚过马路，滚到对面的沟里。朱彦夫凭借残垣断壁做掩护，钻出汽油桶，辨别了一下方向，三跳两跳就冲到了敌人占据的二层小楼的楼下。一声巨响，他把半边楼给炸上了天。但他的右腿也让弹片撕开了一道口子，血水直往下流。就是这样，他还是把手中最后两颗手榴弹扔了出去，然后重重地摔倒在了敌人的阵地上。
之后的渡江战役，朱彦夫心里只装着战斗、胜利，一次次受伤，一次次轻伤不下火线。最后到了解放大上海，蒋介石绞尽脑汁要死守住这座城市，构筑了坚固堡垒和现代化的防御攻势。朱彦夫所在的部队，任务就是要打破敌人所谓的马其诺防线，为后续部队的进攻杀出一条血路。
当时在上海的近郊，到处是一座座坟包，纵横无数，密密麻麻。
敌人的主碉堡火力凶猛，很难接近，同时还有众多的子碉堡，大都建在上海近郊密密麻麻的坟包当中。子碉堡的杀伤力十分厉害，让解放军防不胜防，一个连冒死推进了不到500米，就已经牺牲了80多人。
朱彦夫仔细地观察了半天敌情，看清了敌人射击的规律。他跟连长请求：“让我去吧，我行！”说着，他跳出掩体，尽量避开子弹。身后的连长高呼“掩护”，战友们的机枪旋即炒豆般地炸响。
等到朱彦夫冲到离主碉堡十几米处的一道土坎后，他仰过身来，先放下胳肢窝下的炸药包，甩出了一颗手榴弹，趁着浓烟和敌人机枪短暂的“哑巴”，他一纵身冲到了主碉堡跟前，拉响了炸药包。计划中必须端掉的三个主碉堡让他炸飞了一个，但子弹又一次射中了他刚刚伤愈的右大腿。
连长让他赶紧撤下去，但看到身边的战友一批批倒下，朱彦夫只能对自己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会停止战斗！”他还是那句话：“连长，我能行！”于是又忍着伤痛炸飞了另外两个主碉堡。
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为了解放你，一个饱经磨难的山东苦孩子——朱彦夫，在党的培养下、在战斗的洗礼中，一步步成长，终于火线入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就是党的怀抱，”朱彦夫后来由衷地讲，“就是这个怀抱，为我遮挡了爹娘所遮挡不住的风雨，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了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领着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时时刻刻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勇气、刚强的品格、超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至死也不愿相离。”
五 “这样的‘命’我不要！”
解放战争打出了红彤彤的新中国，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退守台湾，但是“美帝好比一把火，烧了朝鲜烧中国，中国邻居快救火，救了朝鲜就是救中国”！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枪。朱彦夫一个月后随部队入朝，他所在的连队奉命在东线作战，任务就是抢夺位于长津湖以南，连绵群山当中一座没有名字但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250高地。
这一仗打得惨烈，像上甘岭战役一样，应该占据人类战争史的一页。
一开始，山头是被联合国军占据的，志愿军首长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而后是守山，又不惜一切代价要坚守，等待大部队，阻断联合国军南撤的通道。
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异常悬殊，山上是美军和韩国李承晚伪军的一个营，全部是美式装备，飞机、大炮、坦克，机枪弹、手榴弹，火力横扫，泼水般倾泻；山下的志愿军，除了几挺轻重机枪，就是战士们手中的冲锋枪、步枪和手榴弹。
但是经过浴血奋战，250高地竟被朱彦夫所在的连队夺下来了。当时全连伤亡已达40人，到守山时，包括能作战的伤员，全连只剩下官兵52人。
不相信失去了高地的敌人后悔自己的轻敌，更不甘心令人脸红的失败，开始组织疯狂反扑。连续3天，朱彦夫和战友们粒米未进，入朝时因为走得很急，部队也未配发棉衣，当时朝鲜的气温已经低至零下35摄氏度，战士们仅靠一身单衣来抵抗严寒、断炊，身上有伤的战士还要扯下裤腿包扎伤口。大家实在饿得没法，就撕烂了棉被，咬被套来充饥。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大家宁可战死沙场，保家卫国，也不愿意投降。
敌人的十多辆坦克和十几门重炮先一遍遍向高地猛轰，接着，飞机将成批成批的炮弹扔下，250高地被削平了山头，爆炸声震耳欲聋，灼热的弹片尖叫着飞进雪层，吱吱作响地把掩体工事炸塌，碎石、树枝、枪支以及人的残体、皮肉被炸得满天横飞。52名官兵变成了19名，然后变成了5名，5人当中还有3人的双腿已经受伤不能动弹。
为了保持战斗力，战士们重新修筑掩体，没有工具，战友们就用双手去挖、去扒、去抠，没有双手的、被炸断了胳膊的，就用双脚去蹬、去踹。
最后连长死了，指导员也死了，排长、班长都死了，朱彦夫成了全连最后一名还活着的战士，但他的背、头部、双腿都被炸伤、烧伤、烫伤，左眼的眼球被弹片崩出。更糟糕的是，因为昏迷被埋入雪中，他的手脚很快被冻得僵硬，既拿不起枪，也走不了路，肚子上一片血肉模糊，一尺多长的伤口鲜血直流，一团肠子眼看着就要流出来了，但他根本无法自我包扎、止血，也无法把流出来的肠子再推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
志愿军战士不怕死，但“不怕”并不意味着“死”比“生”要轻松。面对一个人孤守的高地，面对战斗结束后被大雪层层覆盖成一片死寂的血染的山头，不知昏迷了多久的朱彦夫醒来之后发现“都死了？都死了！”
为什么老天不让他跟战友们同去！他拼命地刨着雪窝想找枪，但刨出来的都是战友们的残肢，被冻得硬邦邦的胳膊、大腿。等他终于找到了枪，自己的双手已经冻成了冰拳，他想对准自己开火，但手指展不开，根本无法扣动扳机。
就这样，他在血红雪白的阵地上痛不欲生，刚刚还和战友们一起杀敌，但转眼……他想死，但有一个声音阻止了他——“你没有权利！你还要代表咱们全连去迎接大部队！”朱彦夫大哭，哭够了，就“命令”自己不许死，他要勇敢地挑战生命的极限，去找部队，找到部队再跟狗日的干，为自己的战友们报仇！
93天后，他在长春的一家部队医院慢慢睁开了仅存的右眼，记忆也在慢慢地恢复。他记起最后他的腿动不了了，只能爬。先爬到阵地最北头的悬崖，让自己一骨碌摔下去，然后又顺着山坡滚到了一片平缓的雪地，向着自己心中认定的部队所在的方向，倾着上身，双膝、双腕用力，一拱一屈，像只蚯蚓一样，慢慢地爬行在茫茫雪原，直至昏迷，醒来；再昏迷，再醒来。他终于爬到了一条小河边，挣扎着坚持到有战友发现了他这一条冰棍……
回到祖国，在他昏迷的93个日日夜夜里，他先后被做了47次手术。
面对这样的重残英雄，医生们既感动又为难，想尽了一切办法要把他救活。但残酷的现实是，朱彦夫的手脚因为受伤，又在雪地里冰冻时间过长，缓过来后便不断地溃烂，不及时截肢便会危及生命。一开始，医生尽量少截一点、少截一点，但一次次截肢、一次次再烂，最后……
1947年，14岁的朱彦夫离开了沂蒙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娘。娘没有生他的气，只是天天站在自家屋东的土崖上，用昏花的双眼，远远望着儿子远去的小路，相信有一天儿子能够回来。
但是望着望着、盼着盼着，有一天，盼来的不是儿子朱彦夫，而是一张由国家颁发的革命烈士“阵亡通知书”。
儿子死了吗？！娘的天塌了。不，他没死。他被医生安排在了太平室，跟医院的太平间无论在概念上还是位置上都只有一步之遥。但医护人员绝不放弃，一名叫宫行珍的资深护士专门特护朱彦夫，93天坚持给他打针上药，擦身洗澡，清屎接尿。只要朱彦夫不咽气，医生护士们就要让英雄的生命在死神的世界高悬起奇迹的旗帜。
最早发现他醒来的是宫护士，3个多月的日夜护理，人们都期盼着奇迹的发生。看到朱彦夫睁眼的那一刻，宫行珍感情难抑，像迎接一个刚刚落地的小生命一样，几乎把朱彦夫拥入怀中，一边用湿毛巾轻轻地给他擦着眼睛，一边激动得泪水滚滚而下：“朱彦夫！朱彦夫！你醒啦！醒啦！这里是祖国，是祖国！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你这一觉睡了整整93天。你真是好样的！你是战神，是我们志愿军的战神啊！”
然而，战场上不怕伤、不怕死，能打善战的朱彦夫，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自己”。刚满18岁的大小伙子，突然间就没有了手脚，身体被截得还不到1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肉轱辘’”！
崩溃，如同身体里一直隐藏着的一头猛兽，他开始发威，几近疯狂地不吃不喝，双腿乱踢，双臂也在空中狂舞，他用嘴拼命去撕咬自己胳膊上缠着的绷带。
医生护士流着泪守在他身边，一遍遍地安慰：“冷静点，你冷静一点！为了保住你的命，我们只能，只能如此……”
伤口一次次化脓，又引起一次次持续的高烧。每次高烧，朱彦夫这头“猛兽”会暂停发作一会儿，但只要一清醒，他就又开始吼叫：“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但你们不懂，不懂！这样被你们救过来的‘命’，我不要！”
他说：“没了手脚，我还怎么去行军打仗？不行军打仗，我怎么对得起全都牺牲的战友？！”
他开始绝食，也不吃药，甚至趁护士不在身边，几次努力爬上窗户，想从楼上跳下去。他想自杀，但他发现“我不但没有这个权利，更重要的是，没有这个能力”。
见好言相劝不管用，有一天，医生心一横，真动了气：“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才挽回了你的生命，你现在居然想死。要早知如此，当初我们就不救你了！”“死，不叫勇敢，你想死，无非是怕遭罪、怕丢人，这对一个战士来说，难道不也一样是懦夫？是自私？”
激将法使朱彦夫的心，一个已经冻成了冰坨的心，开始融化——“是啊，我这样寻死觅活，难道不也一样是懦夫？是自私？我这样对得起医生护士们吗？他们想救我，那是代表着党、祖国和人民对咱的不舍啊！”
250高地的争夺战结束了，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朱彦夫个人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除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他要开始面对生死之战、自理之战、有用之战，他不该只想到死，不该只选择逃避，做一个逃兵。过去，他可以完全依着自己的性子决定怎么活、走啥样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但现在，他没得选！
不能死，就得生。他还要再一次站起身，去迎接生命的另一个极限。
六 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1952年，身体状况基本稳定了的朱彦夫被送进了山东省泰安市荣军休养所。在那里，他得到了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每天有人给他喂饭、穿衣、洗澡，端屎端尿，穿脱假肢。除此以外，还经常有人陪他聊天，讲故事，哄他开心。
但是难堪的折磨依然像一把匕首，剜着朱彦夫的心，好痛。用他自己的话讲：“一个大男人，整天让护士喂吃喂喝、解裤擦腚，那份痛苦，比死了还难受！”
朱彦夫的情绪低落到了谷底，他恨自己成了一个“无用的人”，更无奈于自己的“这般无用”。
不，他不能就这样让人侍候到死，后半辈子就在休养所里成为一个寄生人。他寻找一切机会锻炼自理，偷偷地练习穿衣下地，用嘴拱着吃饭，自己上厕所……但医生护工心疼他，这也不让那也不行，他们的保护反倒给朱彦夫平添了锻炼的障碍。
暖房太暖，温床太温。连续两年的专护生活，使朱彦夫最终清醒地认识到：只要住在休养所，就永远是一个造粪的机器，肉体上的伤口在渐渐愈合，心灵上的伤口却越撕越大。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要回家，回到家乡养我育我的土地，重新找回‘再生’的本领，独自磨炼，自受艰难。成则生，不成则死！”朱彦夫自重残以来，心底升起了一道新生命的曙光。想到要回家，他甚至感到自己终于找回了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不屈的冲天豪气”。
人的一生永远不能倒了信念，有信念就会有战斗的目标。此时此刻，朱彦夫的“战斗目标”是什么？是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他的人生已经不像正常人那样有千万种选择的可能，他现在只能选择“被人养着”和“自己养自己”，换句话说，就是选择“死”与“生”。
朱彦夫要为“生存”而再次上“战场”了。不过，一想到要回家，他走到镜前，看着自己左眼塌下去的瘪瘪的眼窝，看着四根秃秃的像棍子一样的四肢，他的心又忍不住难过起来。“自己这副样子怎么去见娘啊？娘苦了常人的三辈子，就盼着有一天儿子能回家，照顾她，替她老人家养老送终。可我，哪是要来照顾娘？回家以后恐怕只能让娘来照顾我！”
朱彦夫短短20岁的人生，在战场上杀敌，在病床上与死神搏斗，没有一次是容易的。“共产党员跟我上！”此时，他再一次想起了战场上的这句话。在自己绝望的时候，这句话像冲锋号一样响彻在耳畔，一股力量油然而生。他不能让自己再犹豫。他找到了所长，请所长支持他。
所长的眼里满含热泪，默默地冲天点头。临行前还一遍遍地嘱咐：“先回村去试试，不行就再回来。”朱彦夫嘴上道着谢，心里却在想：“我不会回来，我死都不会回来。”
由于没有提前送信，朱彦夫的突然回家不仅吓坏了娘，也吓坏了村里的乡亲们。人们明白了这个没手没脚的“肉轱辘”真的就是朱彦夫，朱彦夫没有死！人们又惊喜又悲痛，围着他又哭又抱。尤其是娘，“死”去的儿子又“活”回来了，更是哭得昏倒在地。而后，娘就寸步不离地守着他，全方位地伺候着他。
“唉，这咋行！”朱彦夫回家就是要摆脱休养所的特护，锻炼生活自理。一回到家，娘还是要给他穿衣喂饭，端屎端尿，那朱彦夫的自理“战斗”何时才能打响？何时才能取胜？
他耐心跟老娘讲着他的“目标”，娘不出去他就不吃饭。没办法，娘只能由着他，然后悄悄地透过门缝偷看。
自理的冲锋号好吹，那是指决心，但真正做起来，一开始，根本就不可能！先说“拉”，因为解决不了“拉”，就不能多吃饭。事实上，朱彦夫回到村子以后，他的发小、民兵连连长猛子，邻居张婶，还有其他的乡亲都不断地给他送好吃的，鸡蛋、煎饼、面条、糊糊，这些都是大家从牙缝里给他挤出来的，但他只道谢，不吃。为什么？就是不想增加上厕所的次数。但总是这样饿着自己也不是个事，那要出现“非战斗性减员的”。苦思冥想，他设计了一种专用高凳，尽管每次使用都很麻烦，但不用旁人帮忙，这对朱彦夫来说简直是解决了天大的问题。
接下来是吃。他得自己能取放碗勺和食物，然后靠嘴、靠牙，靠两副残肢与嘴牙的配合，把饭弄进自己的肚子。比如说吃煎饼，他得先用嘴咬住煎饼的上头，用膝盖压住煎饼的下头，撕下一口咽下去，再用膝盖把煎饼向上窜窜，然后再撕下一口，直到用嘴叼起来就能吞，这还是相对容易的。难的是用碗吃饭，他得弯下腰、低下头，伸长脖子，先用嘴咬住碗沿儿，然后用嘴将碗平缓地叼起来，再用两截断臂把碗搂住，跟着嘴唇左右摆动，像吹口琴一样地吸碗里的汤食。这种吃法的难度在于他的嘴必须在吸咽了一次之后，马上将碗再次紧紧地咬住，否则稍不留意，碗就会摔到地上。有时他本能地用两只残臂去扶碗，如果身体掌握不好平衡，人就会“扑通”一声从炕上摔下来。
接下来是第三个基本功：装裤套，安假腿。自己不会干这件事，就得永远瘫在床上，所以想下地、站起来，就必须练习。这又是场硬仗。他先用嘴扯起裤套，尽量地高高扬起，然后分别翘起两条腿，努力精准地把腿伸进裤套，再伸进假肢。腿伸进去了，还需要锁住假肢，那么问题来了——没有手，锁皮带的扣怎么扣？尝试了好多天，坐着穿不行，那就试着仰面朝天，先用嘴将皮带扣的环卡竖起，再用牙咬着皮带头轻轻地拉到环卡的另一头，跟着用舌尖送，一点点慢慢地把皮带送入卡孔。这个方法是唯一可行的，但就是得一遍遍地练……
战场上多少难攻的碉堡，他靠着有勇有谋，一次次给拿下来了，尽管没有一次不受伤，但最终他都成功了。因此，面对自理这场“战斗”，他也要靠这四个字——有勇有谋！
不过，朱彦夫在决心锻炼自己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面对自己的重残之躯，哪怕要完成在常人看来根本就不算事的一个小动作，在他这里，都无比笨拙与艰难！
一次次地练习，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盘子、多少个碗，也不知道把自己摔倒过多少回，更不知道失败究竟是应该用百来计，还是用千来计。
终于，娘在门外听到咣当当乱响，是朱彦夫又把盘子碗摔了，把自己也“咕咚”一声摔下了炕。娘实在心疼得看不下去了，破门而入……爹死后被卖出去的姐姐，后来找到了。姐姐知道弟弟回家了，经常回来帮忙照顾，看到他摔得狼狈，姐姐心疼得一次次哭成泪人。
但既然是战斗，一个人的战斗，朱彦夫就得一个人勇敢地面对。他谢绝了娘，谢绝了姐姐，告诉她们在自理这件事上，谁也帮不了他的忙。
娘和姐姐不忍，好几次不想说，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说：“要不，你就回休养所吧，这样也太苦、太苦了。”为了说服他，娘甚至“拉脸”：“你不回去，这是让俺来伺候你，还是像你说的回家来伺候娘？！”
朱彦夫想出了一条绝计——有一天晚上，他跟娘承认：“是啊娘，您说得对，俺这样锻炼也太难了，俺还是回休养所吧，不然不要说照顾不了娘，娘和姐的身体也得让俺给拖垮。那明天一早，俺就叫所长把俺给接回去。”
娘信以为真。第二天清早，她发现朱彦夫独住的小东屋安安静静。她寻思这是儿子已经走了，就没进屋细看，小东屋从此就没了动静，夜晚也从不见亮灯。
然而，一个多月，朱彦夫就在娘的眼皮子底下把自己给藏了起来，他要彻底摆脱亲人的帮助，他把自己扔进了绝境——每天，他在屋里悄悄练习，从穿衣脱衣、上炕下炕到吃喝拉撒、装卸假肢……小屋里事先储藏了一些饭菜，屋子的墙角还有一堆地瓜干和一坛水。
30多个日夜，朱彦夫反复练习自己设计好的动作，摔了自己摔了盘子，那是必然会做出的牺牲。后来饭菜让他给吃光了，盘子和碗也统统被他用嘴拱到地上摔碎了。再后来，发霉的地瓜干也被他吃光了，唯一的一坛子水，基本喝光了，当他举起坛子喝最后一口水时，一不小心连坛子一起打翻摔烂了……
怎么办？呼救吗？可自己的本事还没有练到家。那么就坚持。饥饿、伤痛，他很熟悉，这点饿和这点痛，跟战场上比，不算什么。所以不坚持到最后，他绝不让娘开门。
残肢的截面，由于一个多月得不到认真的清理、消毒，不断地感染、化脓，长期的营养不良，也让他的视力、体质直线下降……
到最后，本事练得差不多了，他觉得自己可以出来向娘和乡亲们宣告自己的胜利了，但身体突然就虚弱到没有力气爬到门边，甚至没有力气呼喊出声。
天哪！怎么会这样？老天爷不公！老天爷真的不懂得感动？！
差不多就在朱彦夫已经进入昏迷的危急时刻，荣军休养所的领导刚好进村来看望他，乡亲们质疑：“唉，朱彦夫不是已经回到你们休养所了吗？您怎么……”所长说：“没有啊，没有人看见他！”
啊？坏了！人们顿时紧张了起来。娘赶紧打开已经落满了灰尘的门，还没找到人，就闻到小屋里一股酸腐和臊臭的气味。朱彦夫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已经没有了反应，被摔碎的盘碗还有坛子铺了一地——“啊！儿啊，你原来没走！你骗娘，你这样折磨自己是何苦？又是何苦来哉的啊？！”
啥也别说，先救人吧！
等到朱彦夫再一次获救，他一点儿也没有大惊小怪。相反，稍稍缓过来以后，看到身边有那么多亲切的面孔，知道自己这一次没有当逃兵，又像坚守250高地一样，一个人战斗到了最后，他很高兴，开始跟众人开玩笑：“别担心，我扛饿，几天几夜不吃不喝，我也死不了。”听得娘、所长和闻讯赶来的乡亲们不知是该喜、该羡、该夸，还是该骂……
一个多月，朱彦夫靠毅力、靠信念，也靠智慧，让自己不拖累家人，不拖累休养所，也不拖累国家——这一仗，他打胜了。
2021年春节，我想给朱彦夫拜年，他唯一的儿子朱向峰接了电话。我问他：“你们几个孩子，怎么看待爸爸的这份坚强？”向峰说：“其实小时候我们从来没觉得爹是残疾，他就跟正常人一样，刷牙、洗脸、挤牙膏、刮胡子，样样都靠自己。”
在朱向峰降生后，他的爹——朱彦夫已经“什么都可以靠自己”，不拖累人了。
看着渐渐恢复了体力的儿子脸上终于露出了踏实的笑，娘也高兴，说：“好，这下你可以平静地过日子了吧，别再强求自己，也别再折腾自己了。”
朱彦夫嘴上乐呵呵地答应着娘，但心里却非常清楚：“这才哪到哪啊？拿下生活基本自理的这一仗，万里长征我才迈出了第一步！”
他要干什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朱彦夫练好了一个人的生活基本自理能力，接下来就要迎接另一场战斗，一场身残志坚、发光发热，让自己变得有用，能用正常的大脑、思维去做事，让重残的人生活出一番崭新意义的战斗——他又准备为自己“吹号”了。
七 摔出“吉尼斯世界纪录”
1957年，朱彦夫被上级批准，成了张家泉村的党支部书记。全村老少无一不为他的吃苦精神所感动，但要选一个没有手脚的“肉轱辘”当村支书，能行吗？他能给大家做什么？
故事还得从朱彦夫结婚的喜事说起。
朱彦夫不轻易向命运投降，身残志坚，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钢铁达人”。他那山一样的品格，山一样的坚韧，山一样的胸怀深深地打动了一位年轻的护工。这位护工有一次在医院里跟朱彦夫巧遇，听了他的故事，感动得彻夜难眠。她跟自己的家人说：“我要来到他的身边，不仅跟他结婚，这辈子还要做他的眼、他的手、他的脚。”
这位身体健康的年轻护工叫陈希荣，后来真的成了朱彦夫的妻子。
人逢喜事精神爽，自己自理的“战斗”也刚刚攻占了最难的“山头”，有一天他跟新婚的妻子说：“我要干一件为村里人发光发热的事。”妻子问：“啥事？”他说：“给村里建一个图书室，让乡亲们先提高文化水平，这样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才有勇气和门道改变家乡的贫困。”先不管别的，妻子无条件支持。
朱彦夫自己一天学都没上过，在部队也只上过几天速成班。陈希荣给他买回来一本小字典，他一边回忆，一边查对，一个字一个字地自己先学了起来。
两截齐刷刷、硬邦邦，木棍一样的胳膊，要去翻弄一本小小的字典，难度可想而知。朱彦夫把字典放到被子上、枕头上，每天撅着身子，把脸凑近字典，然后伸出舌头一页一页地去舔。因为受伤植过皮，他的嘴很不听使唤，最尴尬的就是口水没遮没拦，顺着嘴角流到书上。往往是一个字还没有查到、学会，字典已经被他弄湿了一大片。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时间，朱彦夫已经认识了上千个汉字。对他来说，查字难、认字难，但和写字相比，它们就显得容易得多了。他用嘴叼着钢笔写字，笔杆子会滑，叼不住；咬重了，笔尖会把稿纸戳出一个大洞，或者突然把笔咬破，墨水、口水便弄得纸张一片狼藉。
然而，“难有所尽，苦有其酬”，这八个字是朱彦夫自己说的。他不断地自我鼓励：“再怎么难，跟战场上的流血牺牲都不能比。”何况他自己会认字、会写字，目的是要去教乡亲们，于是就咬牙坚持。
建图书室的决心已下，朱彦夫首先得找个地方。村里提供不出场地，他就说服娘把她老人家住的房子隔出半间。这样，“卧室+图书室”在山村可成了新鲜事。
不过有了地方，书架子呢？没有书架，将来买了书都放哪儿？他又开始着急这件事。
“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共产党人的哲学！朱彦夫盯上了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伐了它能出点木材！”于是就请人动手——砍树。但是一棵树出不了多少木材，怎么办？他又想到家里的饭棚子里还堆着一些板材，那是娘为自己准备的寿木。
“这个可敢动？”陈希荣提醒他。
朱彦夫一开始也觉得不应该，但他想了想还是找到了娘，跟娘说：“咱这孤儿寡母的，这么多年，多亏了邻居百家的照应。我身体残废了，没有法子报答，就想着让乡亲们能学点文化，长点知识，也算是尽咱的一份心意。”
娘说：“你就说吧，要干啥？”
朱彦夫只好承认他看中了娘的寿木：“反正眼下您身体好好的，也不用，以后咱有条件了，我再给您买。”
明辨是非又善良的娘，一边抹着泪，一边向儿子点了点头。朱彦夫赶快找来了民兵连连长猛子，由他领着人七手八脚，锯木板、做书架，还做了一些简单的桌椅和板凳，供大家坐下来读书。
啊，心想事成啦！朱彦夫可高兴了。但是，图书室是建起来了，图书呢？
朱彦夫因为重残，国家每个月给他发二三十块钱的抚恤金。他丧失了劳动力，不能去队里挣工分，这点钱，除了一家人吃用，还要给他买药治伤，再加上三天两头接济村里的贫困户，几乎所剩无几。
他又盯上了家里的一头小猪，已经养了百十来斤了。但是他知道，这头猪是陈希荣过门之后养起来的，他曾经向妻子许下过诺言：“到了春节，卖了这猪，一定给你扯块布料，做一件新衣裳。”
这回不用他为难，陈希荣看懂了丈夫的想法。她凑到丈夫身边，柔声说：“娘都把寿木拿出来了，我眼下又不是露皮露肉的……”
说老实话，朱彦夫听见妻子这样说，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她。本来人家一个正常人，嫁给了咱这样的重残，就有说不出的苦，现在还拖累她跟自己过得这样艰难。但是大事要办，这大事是顶天的正事。张家泉村世世代代受穷，荒山枯水是一个原因，没文化、精神上的贫困，更是基础的问题。
终于，卖了猪，三凑两凑，共筹出来172块钱，他让荣军休养所的孙所长帮他精心挑选了200多册既实用又通俗的图书，很快寄到了村子里。
开天辟地啊，张家泉村第一间山村图书室开张了，村民们蜂拥而至，有看书的，有看热闹的。孙所长还给大家寄来了一台会说话的“木匣子”，那叫矿石收音机。20世纪50年代末的沂蒙山区，封闭、落后，电影、电话、广播离人们都相当遥远。人们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带旋钮的“木匣子”，怎么会有人在里面说话，还唱戏？
小小的图书室把乡亲们都凝聚了起来，但朱彦夫的目的可不是只让乡亲们聚一聚，凑个热闹，他想教乡亲们认字。大家不认字就只能听他讲书，尽管他也是现学现卖，但总会有办法。如果大家都有学文化的积极性，可不可以在村里办一所学校？
“图书室”战斗的“升级版”来了，朱彦夫要请村干部们出面，给村里建一所夜校。他是学生，也愿意来当老师。朱彦夫的想法还真得到了村干部们的支持。很快，人们把南山四队的一个仓库挤出来了一间，拼凑、垒砌出一些石板、石凳，还打了一块小黑板。乡亲们推荐朱彦夫做名誉校长，张家泉村的第一所“农民夜校”要正式开学了。
每当夜幕降临，朱彦夫就拄着拐，按时来到夜校给大家上课，乡亲们也从各家各户走出来，手里擎着一盏或明或暗的小灯笼。这样，无数盏灯笼，朱彦夫后来自己形容：“就像无数颗星星，更像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闪烁着，眨动着，照亮了街巷，照亮了全村，也照亮了家乡曾经荒僻愚昧的土地。”
上课时，粉笔不能用嘴咬，一咬会碎、会化，朱彦夫只能靠两截断臂抱着。抱松了，粉笔会掉，写不成字；抱紧了，又常常会折断，啪嗒一下摔到地上。为此，陈希荣托人到县里一盒一盒地往回买粉笔。
尽管夜校离朱彦夫家只有两里多地，路也让他走熟了。但朱彦夫每一次去上课，陈希荣的心都被揪得紧紧的。要陪他，也不让。有一次，在一个下雪路滑的夜晚，“学生们”左等右等，还不见“先生”到来。村主任张明喜和民兵连连长猛子就小声嘀咕，觉得事情有点不对，然后起身去找。果然，因为路滑，朱彦夫在山坡上失去了平衡，一下子摔在了雪窝子里，两只假腿也被摔“折”，飞出去老远。
摔，对朱彦夫可不新鲜，或者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他摔出来的跟头已经数不胜数，而且花样翻新，简直可以去参评“吉尼斯世界纪录”。只是这一次，假腿被摔出去太远，如果找回来再自己套上，不知要花多少工夫。好在路都已经走了一半了，他想干脆爬着去。当然，“爬”也是他的看家本领，只是此一刻雪大路滑，朱彦夫撑起胳膊，努力向前，有时嫌“爬”得慢，遇到下坡就干脆让自己“滚”起来。
摔、爬、滚——就这样，真是连滚带爬，等到村主任和猛子出来迎接他，大家都慌手慌脚，心疼得不行。朱彦夫却说：“没事，没事，快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你们想帮我，就回去帮我找找我的那两条假腿，哦，还有我的拐杖。”
夜校年年办，天天开，乡亲们也认真学，很多人靠着夜校扫了盲，因此大家说：“是彦夫给咱办的这大好事，他是咱的主心骨，也能成为咱的主心骨。”这才有了后来村民和领导都认可他当村支书的事。朱彦夫自己从另一个角度也觉得要感谢村民，因为“是乡亲们对我的信任，给我鼓励和期待，让我感到了一项神圣而沉甸甸的使命”。
有所作为，不甘寄生。这本来就是朱彦夫的理想，想不到它来得这样快，这样真实。
人们选他做村支书还用找什么更特别的理由吗？
不过朱彦夫到底是身体重残，他将如何面对担任村支书这场更大的“战斗”，他能打胜吗？
八 地、水、电——三大胜利！
朱彦夫勇敢地挑起了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按照乡亲们和上级领导的要求，他只要在家里听听汇报、做做“战略部署”、动动嘴就行了。但是打仗，哪有指挥员不到前沿阵地的？
从此，乡亲们经常看到朱书记拖着17斤重的假肢，右手胳肢窝下拄着拐杖，左臂的残肢上搭着一块毛巾，在田间地头、坡坡坎坎、山山梁梁，一拐一拐艰难地走着。他要察看庄稼、进度、水肥、品种，要和村干部、乡亲们聊聊议议，谋谋划划。在他的战斗规划中，“改变家乡面貌，要让乡亲们先吃饱肚子”是最实际的蓝图。尤其1961年，人们把能吃的东西都吃了，野菜、树芽、树叶、树皮，甚至树根、观音土，但是越吃越饿，越吃越肿，很多人脑袋硕大，浑身像充了气的皮偶，胳膊大腿一按一个坑，一按一个大青窝子。张家泉村有人熬不下去了，打算举家外出，逃荒要饭。
要饭？想起要饭，那真是朱彦夫打小的噩梦。他的童年，饥饿如影随形，每一天都跟在他的身后寸步不离。家乡弯弯的山路，在他的脑袋里，被画成了一张讨饭的大地图。每到冬天，皑皑白雪铺天盖地，雪花覆盖住讨饭人的脚印，不管他们是踉踉跄跄还是只差半步就可能成为“路倒”……
不，不能让乡亲们出去讨饭！坚决不能！朱彦夫给自己，也给全村人下了死命令。可不出去，大家吃什么？天大的问题，也不比让乡亲们吃饱饭更重要！
他分析着“敌情”，想着出击的办法。后来听说邻村已经有人用过去当柴火烧的地瓜秧子做文章，把地瓜秧子粉碎了冲成糊糊吃。他立刻拿出所有钱，求过去认识的老领导帮忙买回了粉碎机。就这样，全村人没有一个人饿死、病死，外出逃荒。
然而，第一轮战斗打下来，朱彦夫陷入了深思，并明确地醒悟：“张家泉村没有足够的土地，没有余粮，仅有的土地也不连片，根本种不出好庄稼。这次饥荒侥幸度过，那万一再赶上，万一再遇上荒年，那连能吃的地瓜秧子都没有了……不行，我们得闹地！老天爷不给——咱自己造！”
张家泉村的地理位置，属两山夹一河，山高坡陡，没有天然的优势。村集体手里的土地十分贫瘠，产量极低。大部分田地跟打补丁似的东一块、西一块，一块块挂在山坡上。这里常年有山洪泛滥，洪水渐渐把田地冲出了三条大沟，仿佛三条长长的巨蟒，沟内乱石如阵，寸草不生，多少年来就那么一直荒着。
朱彦夫一次次爬上山观察、琢磨——他决定向荒沟要地了。具体“打法”是发动村民用石头先把三条大沟“棚”起来，在山洪肆虐时，让大水穿沟而下，然后在沟里填土，使其变为良田。这样不仅不怕每年的山洪，而且沟边原有的“补丁”也能连缀成片，和新土形成大面积的农田。张家泉村共有108户人家，种庄稼的地多了，生产队完成了公粮，家家户户也都能有富余的口粮。
朱彦夫拄着单拐，站在山头，戴着墨镜，像将军一样。一开始，对他的敢想敢干，乡亲们都睁大了眼睛：这样能行吗？这不是“改天换地”“沧海桑田”吗？但这些都是说书人嘴里的“花花词”。朱彦夫指挥若定，他的“痴想出土地”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这就像打仗，盲目地冲锋可能会白白送死，但如果知道怎么“冲”，就能成功，就能把敌人的碉堡一个个炸到天上去！
三个冬春，朱彦夫带领乡亲们破冰凿石，挥汗如雨，硬是将村里的三条大沟——“赶牛沟”“舍地沟”“腊条沟”重新改造，人为造出了110多亩土地。所建造的良田在当时解决了村民的吃饭问题，直到现在仍给村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结束了“向荒沟要地”的战斗之后，朱彦夫指挥的下一场战斗是“向大地要水”。
说到水，张家泉村的人都知道，村里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早年有个秀才，赶考时途经张家泉，他贫病交加，奄奄一息，倒在了村西南的龙王庙里。张家泉村那时还不叫张家泉村，而是叫张家庄。村里人生活艰辛却宅心仁厚，立刻把秀才抬回村，精心调养，直至病愈。后来秀才做了高官，难忘救命之恩，就以金银回报村民。但村民们不要，说：“如果你执意要感谢，就在我们村子周围的荒山上给栽些树吧。”秀才立刻差人满山满坡地种树，但到了来年，除了一棵，其他树苗成片成片地枯死，那场景很吓人——从此，村民就得出了“地脉相克”，张家庄不宜种树的说法。于是，村里有泉有水，就成了张家庄的一种空想。
共产党员朱彦夫当然不信什么“地脉相克”“不宜种树”之说。与其被这些“老理”吓倒，不如好好地研究地理。他反复思索，为什么满山满坡的树都因为缺水而荒死了，独有一棵，却能存活？
于是，他请来了水利专家进行勘探，专家说：“不错，你推算得有道理，这棵树能活，就说明此地有水。你们放心地打井吧，打不出来我爬给你看！”
为了打井，朱彦夫接连召开全村党员干部大会、社员大会，反复讲道理、讲科学，告诉乡亲们，一棵树为什么能够独活？就是因为栽树的地方恰在三面是坡的一块凹地，山上的雨水常年汇聚在此。因此，只要有水，荒山就会变成绿林，甚至变成花果飘香的果园。
张家泉村一支治山造林的队伍不久宣告成立。沉寂了无数年的荒山秃岭也随着一声声“开山炮”从常年干旱的旧梦中惊醒了过来。
朱彦夫行动不便，乡亲们不让他每天跑到沟里来，他就白天不来夜里来，经常一个人趁着月光出来察看。当然，摔得人仰马翻还是常事。有一次，他摔下了一个深坑，灌了一嘴土，右眼被迷得睁不开不说，一条假腿被自己压在了坑底下，另一条假腿则横在坑沿。他挣扎着跪起来想爬上去，好不容易爬到坑沿，又连人带土塌了下去。无奈，他只能等妻子来救。妻子陈希荣有个习惯，如果哪天过了掐算得差不多的时间还不见丈夫回家，她一定会满山遍野地去找。可是这一次，屋漏偏逢连夜雨，朱彦夫等了半天不见救兵，原来是家里也出了事——两岁的儿子朱向峰因为感冒发烧，突然浑身抽搐，没一会儿工夫，孩子就陷入了休克，不省人事。陈希荣顾得了孩子，顾不上丈夫，她没承想，偏偏就在这时，丈夫摔了一大跤！
水井越打越深，出不出水可是事关军心。好在苍天不负有心人，水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外渗。
为了鼓舞士气，也为了早日取得战斗的胜利，朱彦夫不顾阻拦，也出现在井下。他知道打井不能只靠自己干，自己每天挖几锹不仅困难而且根本不出活。他这样做榜样，就是为了发挥“共产党员跟我上”的精神。他相信，哪怕自己只铲出了一点儿，就不仅仅是铲出了泥水，而是铲来了群众对共产党人的信任，铲来了大家对脱贫致富、改造生活的信心。
苦干了整整一冬，张家泉村一口深6米，东西宽24米，南北长33米的大口井终于造成了。没用几年，村里漫山遍野，绿树成林，果树飘香。乡亲们看着欢喜，一个个眉开眼笑，谁都不会忘记，数九寒冬，朱彦夫铁制的假肢在井下不断被泥水浸泡。由于断肢，他的身体是渐渐地由痛变麻，等到他想把假肢卸下来缓一缓时，就得费上半天劲，用牙咬，用断臂砸，或者将假肢往井壁上磕。那假肢就像长在了朱彦夫的腿上，纹丝不动。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因为井里的泥水、断肢磨破之后流出来的血水，把假肢和断肢冻结在了一起。妻子和乡亲们心疼，苦苦求他不要再下井。尽管情况都糟糕到了这种地步，朱彦夫还是开着玩笑安慰大家：“好了，这下可好了，要是假肢能够永远地和我的真腿连在一起，我每天就不用费劲地又穿又脱、又脱又穿了。”
后来，张家泉村“改天换地”的做法不知怎么被外界知道了，县里也开始推广他们的经验。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便不住地问朱彦夫：“当初您怎么敢下这样的决定？这可是大手笔啊。”朱彦夫总是回一句：“被逼的，当年我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知有多少种打法，如果光考虑遇到的敌人比我们实力强就不敢打，那就没有一场仗能胜利。”
事实上，战天斗地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尤其在几近绝望的时候，朱彦夫的思绪总不由得回到战场，回到250高地。
那时，他们一个连刚刚冒死攻下了山头，敌人的反扑就一次比一次凶猛地如潮水般涌来。一开始全连还剩下52人坚守，后来只剩下19人，最后只剩下5人。连长像父亲一样呵护着朱彦夫这个还只有17岁的兵娃子，但他自己，腿被炸得直流血，满身满脸都是伤，没有绷带，就扯下裤腿角和衣袖胡乱地包扎一下。
阵地上不时一片火海，山头又被敌机给炸翻了。突然，黑压压的鬼子又冲了上来，密集的子弹打得阵地上碎石横飞。连长眼看着敌人就要冲上来了，他一把按倒了朱彦夫，然后右手抓起一个炸药包，拖着断腿狠命地一使劲，一下子跳下悬崖，同时拉开了导火索——啊！连长这是要干啥？他是要和敌人拼命了。
……
每每想到战场上的这番残酷，朱彦夫都热泪横流。相比之下，在和平年代，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这样的苦还算个苦？咋样的战斗都必须赢得最后的胜利！
最后的胜利——有了地、有了水，还有一场恶战，那是什么？电——朱彦夫还要为村里架电。
九 “三杆子”挑战生命极限
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任何一场仗打不赢，你就笑不出来。
架电是与造田、引水并排在一起的，是张家泉村改变家乡面貌最基础的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战。
说起没有电，说起家乡的落后，朱彦夫从来不觉得“回避就是最好的办法”——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父老乡亲们都知道有一幅共产主义的蓝图，都听说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是，什么是电？张家泉村到了20世纪70年代，家家户户还在点煤油灯，人们依然不知道“电”究竟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1971年，朱彦夫做村支书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他日益强烈地感觉到乡亲们解决了温饱，下一步还要发展，还要奔向更加富裕美好的新生活。但这一切都离不开能源。他要架电，千难万险，路途漫漫，但怎么都得拿下这“三大战役”里的最后一战。要想架电，张家泉村首先得从15公里外的公社驻地接线。一开始，他还比较乐观：“不就30里地嘛，埋几根杆子，扯几根电线，电就来了。”
但20世纪70年代初，“文革”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左”的东西。他这个被红卫兵揪出来的村里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很清楚，所有工厂几乎都只抓“革命”，不顾生产，架电所需的器材奇缺。朱彦夫一拐一拐地去到县里，找到供电部门，工作人员一开始跟他翻白眼珠子：“您就保护好自己吧，别再让人家从批斗会的土台子上把您给抬头撅腚地摔晕了过去！”但转念又想：“这老朱何苦呢？没手没脚，还缺了一只眼睛，他这样做，为了村里架电忙活，他图个啥？”于是工作人员深深地被感动，便找了一张白纸，悄悄地给他密密麻麻地写下了一大串架电要准备的器材、材料，然后说“什么时候您凑够了，就给我们打个报告”。
从此以后，7年时间里，朱彦夫凑钱、找人、备料。
他在张家泉村总共做了25年书记，从来没有从村里领取过一分钱的工钱，相反，他用自己微薄的抚恤金，不知接济过多少父老乡亲。然而，架电，为全村架电，要花的钱可不是小数目。为了节省下差旅费，他总是一个人外出，去南京，到上海，赴西安，挤汽车，爬火车，排队买票，上楼下楼，行程2万多公里。他出门常常不住酒店，就睡在要联系的单位的楼梯拐角，或干脆在街边休息一会儿。
后来他的儿子朱向峰向父亲学习，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担任张家泉村新的支部书记；再后来，朱彦夫的孙子朱帅宗大学毕业了，依然回到张家泉村，成了沂源县建在张家泉村“党性教育中心”的一名普通讲解员。
朱帅宗在一次参加淄博市“百姓宣讲比赛”时，以《接过爷爷手中的“枪”》为题，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说，还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他讲到他们祖孙三人一个“梦”：“我爷爷当年心中的‘梦’是让村里人吃饱饭；父亲的‘梦’是带领乡亲们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而到了今天，我的‘梦’是让朱彦夫的精神闪亮在咱农民致富的小康路上。”说到动情时，他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那时，朱彦夫为了村里架电的事，有一次外出“求援”来到了淄博。在人民广场，因为走路累了，朱彦夫依着一根电线杆子坐了下来，他卸了假肢枕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那一刻他完全不知道路人会怎么看他，谁会知道这位残疾人是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铁血战士？但人们或许是看到了他身上背着的已经洗得发白了的解放军挎包，又或许是看到了他裸露的残肢截面正在一层层地往外渗血，总之，当他醒来后，发现身边多了一个纸盒子，里面一分钱、两分钱、五分钱、一毛钱地已经被放了很多的“心意”……
朱帅宗说：“爷爷铮铮铁骨，多难的场面都不会落泪，但此刻，他泪流满面。因此后来他常说：‘张家泉村能引来电，那是靠着很多好心人的捐助。’但村民们却明白这里面最辛苦的是老书记——对张家泉村来说，朱彦夫就是一盏灯，一盏照明的灯、引路的灯——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村民带来了光明。”
1987年7月的一个深夜，县民政局的两位干部突然敲开了朱彦夫的家门，说：“有个好消息，您的一位老战友指名道姓地要来看您。快快，快穿好衣服，我们这是专程来接您去县里的。”
“老战友？我的战友还有谁呢？在朝鲜战场，在250高地，战友们都死了，都牺牲了。”
朱彦夫万万没有想到，要来看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我们国家的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迟浩田。迟浩田来到山东蒙阴参加“孟良崮战役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后，他想起了朱彦夫，专程赶到沂源来看望他。
第二天清早，两位年轻的军官扶着朱彦夫来到了迟浩田下榻的接待楼楼前。朱彦夫只觉得眼前模模糊糊有一个人向他走来。接着，朱彦夫被迟浩田紧紧地拥抱住。迟浩田高兴地说：“看看，看看，你再仔细地看看我是谁？解放大上海的时候……”
“你是迟政委？”朱彦夫凭直觉猜着。
“是我，是我啊！咱们都是九兵团的战友，还都是山东的老乡呢……”
迟浩田知道了朱彦夫1982年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也没有闲着，他这个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迟浩田说：“整山造地、打井引水、高山架电的‘三大战役’干完了以后，你又在干什么？听说你在写书？”
“是啊，是在写。我不能不写。”
30年前血红雪白的战场，连长刘步荣和敌人同归于尽，指导员高新坡身负重伤，胸膛、大腿根都在往外冒血，当朱彦夫在壕沟的拐角处发现他时，指导员的身体和阵地都被染红了。朱彦夫急忙撕下自己的半条裤腿儿，折叠了几下，给指导员捂住伤口。但指导员说：“不用了……别……别再……”然后忍着疼痛，拼命从嘴里挤出来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一个连的阵亡，可能不算什么，可你……一定得想办法把这一段悲壮……记录、记录下来。要告诉我们的后人……这样，我们死，也瞑目了。记住！一定要想办法……这是命令……”
因此，朱彦夫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后，虽然身体衰弱，脑动脉硬化所造成的大脑迟钝与健忘更是使他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但他并没有躺下来好好地歇一歇，他说他要完成指导员临终前下给他的“命令”，开始回忆和写作，写战友、写战场、写战争的残酷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无比坚强的信念、无悔的青春选择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迟浩田知道以后连连夸奖，说：“好好，真为你骄傲、高兴。我等着，等着做你的第一个读者。”
但是，放下枪杆子、放下锄杆子，现在又要拿起笔杆子，这对朱彦夫来说，谈何容易？有时睡梦中，他会有些恍惚，自己突然爬起来，一阵呆愣，又一脸茫然地躺下。有时半夜三更，他觉得自己回到了过去，在枪林弹雨、冰天雪地的阵地上跟战友们一起冲杀，他嗷嗷叫着从床上滚下来，爬出门，甚至自己都浑然不知……
朱彦夫把写作当成了另一场战斗，一场特殊的战斗。而长时间地抱笔触磨，他的两个断臂创面常常被磨破溃烂，流脓流血，疼痛难忍。
儿女们看着不忍，一次次提出要“由他口述，孩子们代笔”。可朱彦夫总觉得那样不行，那样就“隔”起来了什么，边写边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也会因为受到这样那样的阻碍而表达得不痛快、不准确，那就对不住死去的英烈。
所以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场面一个场面地回忆。有时混乱了，颠倒了，漏掉了，重复了，还要翻阅前面已经写好的稿子。这个动作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但对他来说却十分艰难。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要写的人物、情节、次序都分别写好，让妻子陈希荣用胶水把一张张纸片粘在竹竿上，再固定到床边的墙上。这样，他的书房，也变成了“战场”，挂满了笔记和重点，像“万国旗”一样地飘来荡去……
同样作为写作者，我知道每篇文章、每本书的千字稿费可能是50元、100元、200元，但朱彦夫的每一个字值多少钱？那是字字含泪，字字千金啊！
像他架电一样，又花了整整7年，朱彦夫再一次挑战了生命的极限，写出《极限人生》《男儿无悔》两本书，整整60万字，没用电脑，没有人代笔。
书里有他年轻时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有如何从给爹爹报仇到明白了国恨家仇，有如何认识了共产党、党员、党的队伍，有上百场战斗、三次荣立战功，更有他的战友们，一个个有名有姓，前沿阵地，音容笑貌，怎样勇敢战斗，怎样流血牺牲……他用生命完成了指导员临死前交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他问心无愧，像是又赢得了一场大的胜利。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春节拜年时，我没能跟朱彦夫实现视频连线，向峰说：“对不起，我父亲今年的情况不太好，还是由我代为……”同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父亲这一生，最难的事情就是‘站起来’，最大的信念就是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此外，还要为家乡做事，为乡亲们做点事……”
多么朴素的语言，多么含金量置顶的表达！
“你们呢？你们六个兄弟姐妹从小都跟着父亲长大，你们觉得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你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向峰又说：“爸爸永远都在‘战斗’，永远都向着‘胜利’，他是我们的榜样、骄傲！”
……
250高地，七八架敌机轰隆隆地掠过了山头，扔下了无数的炮弹、燃烧弹，志愿军战士还在死守、死守。
连长说：“大家排队，一个死了一个上，谁最后剩下，谁就是最后的战地指挥官。”
指导员临死前说：“现在我不行了，我任命你，朱彦夫，现在由你来做战地的指挥……”
“作为一名战士，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泯灭了自己始终追求更大胜利的渴望……命运虽然给了我太多的苦难，但所幸的是我始终都能用战斗的姿态去面对这些苦难……”
这段话摘自朱彦夫自己的书。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想这样问：“除了苦难，您这一生，有幸福吗？”
朱彦夫默默地回答了我，回答了这个世界，也分外鲜明地给了自己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