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被捕的清晨

命运的安排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命运。我，就是我的命运的主宰。

在我不算太长的生命中，遭遇到同样危险的事，不知有过多少次。只是时间上没有这么长，痛苦没有这么深罢了。

所有的遭遇，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排的，革命只有一条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

干革命不是一种赌博，投上一笔赌注之后，不是赢，就是输。因为革命家决不象赌徒似的，在赌桌上捞胜利、投机、取巧、找便宜。如果把我这次坐牢狱，比做一个猎人，没有把老虎打死，反倒被老虎咬上了，那是再恰当没有的了。

事件爆发的前夜

我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到北平的，到被捕的时候，恰是一年零二十四天。在这一年多当中，中国的问题，有着很多重要的变化。当我离开南京的时候，正在马歇尔九上庐山的当儿，这以后马歇尔的回国，军调部的撤销，张家口、延安的被占，一连串的事件，使得独夫和好战分子们，更放心大胆地进行大规模内战，“戡乱令”也应运而生，各地的民主运动，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大规模的逮捕，成了报纸上常见的新闻，北平的政治情况，急转直下地恶化下去。

在我被捕的前一个月，北平的特务们，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深夜逮捕。许多文化人、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以及给叶剑英治过牙齿的牙医生——那位从来不过问政治、彬彬有礼的公务员，也被捉进去了。这是暴风雨的前奏曲，也是我被捕前的一个信号。

不过，这些现象，在革命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在黎明之前，“夜”总是分外黑暗，历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凡是向时代开倒车，想“残民以逞”的独夫们，不过都是在努力给自己掘坟墓。这时候的蒋介石，正趾高气扬，以为他“得势了”，“得时了”。他深深地了解了“干爸爸”的意思，搭上了这根做奴才的线，便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你等着罢，蒋介石！垮台的戏在后头呢！曾有一次我看到了风筝摇曳在高空，我就想到了蒋介石，我就这么写了：

不要炫耀你飞得高，

若不是那阵西方的风，

你怎么会爬上云霄？

当心断了那细麻线，

看谁从高空里——

翻筋斗，摔跤！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我正在北平一个很老的饭馆——东兴楼——吃午饭，刚刚拿起筷子，就有一个茶房进来对我说：“您有一个电话。”当我去接听的时候，“绥署”一个旅级先生告诉我说：“孙主任（连仲）要和你说话。”我心里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时候找我？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沉重而急促，这好象预兆着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王冶秋现在在哪里？我要见他。”他问我。

“有什么事找他？”我反问着。

这时候他吞吞吐吐地说：“我要请他替我写一篇文章，希望愈快来愈好。”我告诉他今天早晨我请他和周范文（“绥署”少将参议）给许多大学教授们送八月节的礼物去了，现在他在谁那里，很难说定，并且，在城外有两个一定要去的地方，“清华”和“燕京”，可是那是没有方法用电话找到的。他们回来，最早怕也要到黄昏。

当天下午约莫三点半钟的时候，我在一个国际俱乐部里打网球，忽然有一个仆役来告诉我：“孙主任有电话请你说话。”这时候我心里便嘀咕起来，感到了老大的不快。

“请你立刻到我的家里来！”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急促。

我放下耳机，匆促地披了一件西服上身，便跑到东城角他的公馆里去。他的副官告诉我：“孙主任因为等不及，到‘绥署’去了，请你到那里去。”这时我更怀疑起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到了“绥署”，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一张沙发上，涨紫了脸（遇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的脸就变成了猪肝色）。他请我坐下，好半天没有开口，当他猛然抬起头来，就命令他的副官：“你们走开！不要站在我门口！”这时我意味到事态的严重。我便问他：“你有什么事吗？”他劈头就说：“王冶秋出了麻烦了，这几天破获了共产党在北平的一座电台，抓到了很多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和许多重要文件。其中抓到一个女的，是个重要角色。她在北平非常活跃，打通了各阶层的关系，搜集了各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里面，有一部分是王冶秋供给的。是属于经济方面的，这个女的已供认她和王冶秋的关系，但她并未承认王冶秋是个共产党，仅仅只供给她经济情报。所以我要当面问问他，并要把他送交张家耀（李宗仁‘行辕’第二处处长，管情报的）处问话。”停了一下，他叹息地说：“这次电台的破获，查到的文件太多了！”

我当时相信王冶秋不会有什么“绥署”的军事情报泄露出去，因为他与军方毫无接触，所以我便对孙说：“这是不是一件诬陷的阴谋？而王冶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你如果把他们送去，来一个苦打成招，是会造成冤狱的。”他说：“不会的，叫王冶秋安心，如果和中共没有什么关系，问问话就可以回来的。”其实这是废话，特务不抓人则已，一抓便不会轻易放过。不过要抓一个少将头衔的参议，在形式上总须打个招呼。也许特务向孙说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样，则孙给我说的，就是真的了。当时我在心里盘算，在五个月前，我的那个电报是否也在这次破获的文件之中。我们沉默下来，各人都在打点着自己的事，彼此的外表象很沉静，而心里却在忐忑着。

沉默，象沉重的铅块似的，重压着会客厅，我终于站起来告别，他送我到房门口，我们握了一握手，谁知道一个严重的节目，就从这一握手间开始了。从此，我和孙连仲之间，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政治关系上，也永远地分手了。

我为了急于要知道王冶秋与这件案子的关系，即刻跑到了他的家里去。不巧得很，连他的太太高履芳也不在家。我留下了一个便条，请他在回来的时候，一刻不耽误地来见我。恰巧在路上碰见了高履芳，我便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了她，希望她等冶秋回来的时候，尽速作个打算，并约好晚十点以后在我家里会面。

当天晚间，我应苏联驻平领事的邀请去吃晚饭，座中只有我们主客两个。这位领事说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和华语，我们在不断地碰杯中谈了不少问题，谈到第三次大战问题的时候，他问了我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的晚餐延续到十点钟。最后喝过了咖啡，道过晚安便告别了。

我回到家里，差不多是十点半钟，冶秋还没有来。经过了一天波动，这时候疲倦得上眼皮离不开下眼皮，“冶秋为什么还没有来？是不是已被抓去了？”不然，这个时候他该到了。十一点钟了，静静的院落中，风吹下几片落叶，沙沙地响着，却没有冶秋的脚步声。

我困倦得不能再支持，便脱下衣服睡下去了，可是心里万分不安，象大祸将要临头似的，十一点半钟，冶秋终于带着他的太太走进了我的客室！我揉着疲困的眼睛，披上一件棉袍，光着脚走出来，我们彼此脸上都被一种忧郁的表情笼罩着，好象泰山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我问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他说：“办完了事就去找王倬如一同下小馆。”（王倬如也是逮捕对象之一，因为他很机警，在特务抓他之前，已经躲开了。）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和一个中共的女同志发生情报的关系？”他说：“我的女朋友你也都认识，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女朋友，只是有一个男朋友曾经向我要过冯先生在美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我更进一步地问他：“你还有其他的活动没有？因为这个时候，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应当考虑对策。”他坚决地告诉我决没有其他活动。我之所以这样问他，他之所以这样答复我，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经过。他是冯先生（玉祥）的秘书，但冯先生出国的时候，他并没有随着出去，我在南京碰到他，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告诉我没有任何打算，但为了生活的压迫，已把两个儿子送回安徽老家交给他祖母去抚养，另外两个较小的孩子交给太太带到北平，他希望她能在北平找到一个工作岗位，解决母子三人的生活问题。因此，他自己向南、向北尚未决定。当时我对他说：“我现在是要到北方去，你最好也能同来，我相信能够给你设法找到工作。”他劈口就答应到北方来和我一起工作，只是他要先回安徽老家替他母亲做了寿才能动身。我到了北平就和孙连仲谈到他的工作问题，希望孙能用他作一个随从秘书，给他讲一讲国际和国内的情势，拟一些演讲和会见新闻记者的谈话稿子等等。孙当时满口的应承，所以我就打电报把他约到北平。当我介绍他和孙见面以后，有一位孙的军法处长徐惟烈便当面从中破坏，说他是跟冯先生颇久的人，思想上恐怕有问题。胆小的孙连仲听见这两句话，便立刻动摇起来。我因为对朋友信用的关系，非常恼火，向孙一再地保证他决没有问题，这样勉勉强强地让孙下了一个手令，任命他做“绥署”的少将参议。后来还有人不断地说些闲话，于是孙就不能把他留在身边了，到差不多一星期，就把他派到我负责的“设计委员会”来服务，我便请他主持资料室工作。

提到徐惟烈，他是冯先生一手培植起来的一位军佐，而且有一个很长的时期表现过对冯先生特出的忠实。一个瘦削的白面书生，脱发的前顶，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灼灼的两眼，不时左右扫射着，充分表现了他的机警、酷辣和一种显露的聪明。一九二九年韩复榘在河南的叛变——这是西北军最初崩溃的信号——他是促成的因素之一。当冯先生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代，他思想变得很“左”，他做过托派张慕陶的干部，我还和他开过玩笑，说他是“典型的红萝卜”——外红内白，把他气得拍桌狂叫，说我太看不起他，侮辱了他。以后蒋介石的特务对他盯过梢，宋哲元把他拘押过，韩复榘在济南坚决地要杀他，我为了友情，挺身救了他一条命。孙到北平之后，他被目为孙的智囊，却没有想到这位“智囊”现在和我站到敌对方向，做了我的对头！伟大的时代，真是一座“洪炉”，把许多人烧成灰渣，同时也把许多人炼成金子。

因为有了上面这一段经过，所以我愿意清楚地知道冶秋真正的活动是什么，这样不但他可以作准备，我也可以作准备。可是冶秋矢口不承认有任何活动。他的太太并且向我解释说：“余先生，如果我们有那样的关系，我们瞒别人，还能瞒你吗？明天早晨，请你陪着冶秋一块儿去见孙，希望他不至把冶秋送到特务那里。”我说：“只要我们确实能把握住这一个问题，就没有什么严重的案件能给特务们发掘出来，那么我想不会在安全上出岔子的。”谈话就这样告一段落。我将他们送到门口。冶秋推着自行车，他的太太一旁低着头走着。我望着他们的两个背影，消逝在夜的黑暗里。我们真是太天真得象一群孩子，警觉性木头一样地迟钝，在被捕的六小时之前，我们还这样地欺骗着自己，愚弄着自己，安慰着自己，而不自觉！

急骤的敲门声

我在北平住的地方，是孙（连仲）替我预备的。这个房子坐落在北平铁狮子胡同，隔壁就是“绥署”——当年北洋政府时代的海军部，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曾屠杀过一大批学生造成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据说这个胡同在明朝时是阁老的官邸区，陈圆圆也在这里住过。到清初的时候，是蒙古王公府。民初不知道经过了一个怎样的手续，就转移到张宗昌这长腿将军的名下，当他从山东督军卸任以后，就住在这里，把所有房间都编成号码象大旅馆一样，分配给他自己也记不清的姨太太们居住，直到他在山东被杀死的日子。后来宋哲元使华北特殊化的阶段中，他向张宗昌的遗族手中，买了这座房子，作为他们的俱乐部，即“进德社”，里面现在还挂着当代冠盖人物所送的丈二长的歌功颂德匾对。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代，因为隔壁那座海军部做了冈村宁次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而我所住的这座房子，也就成了冈村宁次的官邸。有人说这是一座凶宅，谁住这里谁倒霉。我住在这房子的西跨院内，中间几座宫殿似的正厅，就用作为“设计委员会”的办公室。

一年的时间，在这座房子里，开过不少秘密会议，也举行过多次的专家座谈会和各门各式的座谈会，为了教育孙，要他进步，要他转变，请了不少知名的大学教授来，和他一道讨论国际问题，朋友们很热情地帮助这一工作，知道这不是甚么“捧”和“巴结”的事。一些革命的朋友，在这里住过，联系过。中共方面的徐冰常常突然闪到这里和什么人接头。后来我同许多地下工作者，也在这里接线。

我在这里的日子，军事政治形势，一天比一天显着严重、恶化，工作的进展又是那般地迟缓，效果更是微乎其微，尤其是作军事工作，比赶牛车还费力。这些显赫一时的“将领”们，他们知识是贫乏的，思想是反动的，能力更说不上，简直是一群“草包”。他们的自私观念和野心却是很大的，都以为自己不可一世；其实不过是兔子充老虎，蚯蚓冒蛟龙。他们对于现状不满，很少是由于认识，而是为了个人利害！我们明明看到了他们是燕处火堂，鱼游沸鼎，他们还想乘机会捞一笔横财。浪费了时间，无限的苦痛藏在我的心里。但是为了工作，为了整个的革命前途，不能不耐心地和这般家伙熬火候。中共的大军，正进行着革命的主力战，我所能做的，只不过在挖挖蒋介石王朝的腐朽墙脚，挖多少，算多少，即使让这蒋流氓的部队将领，丧失一点点作战信心，也是好的。

为了挖墙脚，那么，力之所及，就无所不挖了。在军队里挖，在大小头目中挖，在美国人中挖，这也是我和魏德迈在北平见面的主因。学生们不断进行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运动，同样是在挖，只要挖去了这小子一点墙基，就是革命胜利了一点。

五月里由于沧州的解放，平汉路的“剁鳝鱼段”的攻势，促成我给中共打了一个电报，电报是由孙的一位外交处副处长陈融生转发的，在我以为这是工作上唯一的收获，却没有料到陈因此而悄然离平，我也因此而落入虎口。

冶秋夫妇走了以后，我回到屋里，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支烟，瞅着天花板发呆，我担心冶秋这样地回去，有没有特务们在后面盯梢呢？会不会今夜就被捕呢？明天早晨他要来，我是不是陪着他一同去呢？孙要是把他交给那个姓王的特务，我又怎么办呢？

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也考虑着，既然电台被破获，又搜到大批文件，我的那个电报怎样？香烟盒上写的东西，该不会留着吧！不会，决不会的。我这样地宽慰着自己，“万一被搜到了怎么办？”我反问着自己。那就乱子大了，事情也不可想象了！因为我刚把他——孙——领上路，他现在还在摇摆中，如果这时候出事，胆小的他，也许一下就倒下去；一年来的工作，等于白费，整个打算，功败垂成，华北的问题，从此也就大变了。

蒋介石不抓我则已，一抓起来，新帐且不说，旧帐也算不清，坐牢、枪毙，用不着问是连着的，死后的事怎么了？孩子呢？妻子呢？老母呢？一连串的问题赶集似地堆上心头。“管不了许多，怕死的就不造反，造反的就不怕死。”把牙齿一咬，站起来就躺倒在床上。

我沉沉地睡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一阵急骤沉重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我很奇怪，以为是什么朋友带了和昨天事件有关的紧急消息来，才这样敲门。“这总不是生朋友吧！”我赶紧地从床上起来，穿着睡觉的那一条短裤和毛线上衣。开了房门，喊起那招呼我的工友叫他快快去开门，等到工友把门打开，一个陌生的大汉快步地走进来，右手里握住一支左轮，食指紧扣着扳机，我就感觉到事情的不妙。后来才知道这大汉就是北平“警察局刑事警官队的大队长”、专门捕捉重大案件的顶顶大名的马快李连福。紧随着就是“绥署”第二处的处长王耀先，他是来当向导的。在他的后面又拥进来四个穿西装和中山服的特务。

我请那一位王处长到卧室外面那间客室里坐下，同时我也穿上了一件夹袍（这件夹袍在牢里我一直穿着它），袜子还没来得及穿上，我就坐下问他：“你们有什么事，这么严重地来看我。”他脸上浮起一丝冷酷的微笑！眼睛睨视着我：“我也不知道什么事，他们拖我一同来，听说有一点小事要和你谈谈，请你穿好衣服，跟我们一块儿去。谈完话便可以回来。”我原来想问问他究竟是些什么事，但是这多年听说过特务们捕人的方式，万变不离其宗，先软后硬，抗辩也无用，拒绝也无用，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一套的实地表演吧。我说：“好！我跟你们走！”我便穿上了袜子和鞋子，那个大汉寸步不离地站在我旁边，那双豺狼的眼睛，盯着我每一个动作，也许是怕我会从口袋里掏出能致他死命的“那个”来吧！我们就这么样站起来了。我用沉重的脚步走出了房间，回头对我的工友老张说：“你给孙主任打个电话，中午孩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好好地招呼她。”

这时候，我想到冶秋，他一定是先我被捕了。他的家庭负担是那么重，孩子们又是那么幼小。做事的时候，已经不能维持，今后的生活怎样过下去？现在他内心的痛苦，将是怎样的沉重。

从卧室走出大门，要经过几座大厅，我看见每一座房子里都站着几个端着手枪的陌生人，这是他们认为捉老虎必需的一种排场吧！

就这样被牵走了

在我的大门口外，停着四部颜色不同的轿车。对于这么多的汽车停在我的门口，我并不感到惊异，并且我知道这许多汽车，也许有我平时熟人的汽车在内，因为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我发现了这个秘密；有一天我向一个熟人的太太说：“前天的晚会，为什么他们请你，你答应了来，结果你没有来！”她说：“很对不住，我本想来，因为车子不在家。”我带玩笑地问她：“你丈夫不在家，车子干什么去了呢？”她很天真地告诉我：“那天晚间他们抓人，车子借出去，一夜不能回来，所以我没来。”听她说完了之后，我打了一个冷战：“原来你们一家都是特务啊！”这对我也是一个不小的教训。因为他们夫妇平常表示对我很友善，谈话中对于现状也深表不满，自然我不会同他们谈到任何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只是我不会怀疑到他们是特务。

这时，我们来到一辆红色轿车前面，那个大汉把车门扭开，那位王向导先进去，让我坐在中间，大汉坐在我的右边，他那一支左轮手枪始终紧紧地握在右手里，在汽车夫的旁边，坐着另一个矮矮的特务，把右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姿态颇为安然。车子开动了，出了胡同的西口，转向到沙滩附近的一个胡同，在一棵大树对面的朱漆大门前，停下了车。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弓弦胡同十五号，戴笠的纪念堂，特务的机关部。大汉和矮子先跳下车，好象熟练的侍从副官似的，小心地开车门在恭候着。这位姓王的就领着我进了院子中的一个大客厅，客厅里放着五套沙发椅，里面坐着十来个人，这十来个人，有穿西装的，有穿军服的，还有的肚皮凸凸的，好象猪肉铺的老板，有的象跑街的小店员，还有两个象卖油条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家伙，大概都是进行各种各样“勾当”的特务们吧。从前我想象中的特务，只是些鼻歪眼斜、面带杀气的副官型、流氓型的一批，没有想到还有这一般从不同的职业部门中挑选出来的牛头马面。

姓王的指给我一个沙发椅子，我便坐下，他转身由客厅的另一个门里走了，从此我再没有看见他，直到今天。屋里的人，都向我投了一个好奇的眼光，他们互相间在耳语着，大概是在问：“这捉来的是一只獐子，还是一只虎？”等到那大汉进来，对一个穿少校军服的瘦小子耳语了一句什么，就走了。于是这瘦小子死死地盯了我一眼，然后脸上浮出一种愉快的神情，“把你捉住了。”好象他心里在说。

没有五分钟的时间，一个特务走到我面前说：“请你到后边屋子去。”我便跟着他走，那是第二层院子，在左跨房里摆着一个长台子，一个沙发椅子上放着一床棉被，大概是捉了什么人夜里把他禁闭在这里，看守的人所用的。地上抛满了烟卷头，领我进来的这个人，要我坐在他指定的一只椅子上，他坐在对面的另一张上，两个人默默不交一语。过了不大工夫，忽然听到有人在院中说话，操的是湖南口音，声音很熟，“我的朋友谢士炎也被捕了吧！”窗户上接着很厚的帘子，我没法看到外面，只听见两三个人的脚步向外走，“大概是把他解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心里一沉。

约莫坐了一个钟头。在这么一个沉重而孤寂的空间里，我的神经好象麻木了似的，什么也不想，可是我在心里冷笑，笑着我的命运，笑着我身旁的那狗爪子。你们今天抓我，哼！小心，不久的将来，有人会把你们照样抓起来。

早晨起床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立刻先喝一大杯凉开水，今天这习惯是没法继续了。但喉咙非常干渴，因为昨天晚上喝了酒。桌上放着一个茶壶，我和在家里一样举起就要倒，那看我的小子把眼一瞪，狠恶地说：“不要动！”我望望他，把手缩了回来。

院子里又传进来边走边说的声音，这声音对我并不陌生，而且是我安徽家乡的声音，我知道这家伙就是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手下的大将倪超凡，他是陈的稽查处长，我在一个宴会上碰见过他，还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下。他好象下命令似地告诉另外一个人，似乎是说把我解到另一个地方去，然后要他到办公厅碰头。又有十分钟的工夫，走进来两个人对我说：“请你出去。”我就跟他们从侧门的一个夹道里走出去，上了一部黑色的小轿车，车在朦胧的朝雾中向前走，路上很少看到行人，细雨在飘着，深秋的风在吹着，身上感到微寒，心里感到凄凉。车又走过了我的门口，我扭转头来向前看一看，两扇铁门，象伸开的两只手掌，仍和平时一样的在等待着我进去，只是我不能再进去了，我只留给它最后的一瞥。

“绥署”的大门口，还是站着那平时的两个岗兵，昨天我从这大门里走出来，今天我却要从这个大门外走进去。那位朋友仍然是里面的主人，不知道在我被捕以后，他还是不是朋友？他是不是能把腰杆子挺起来，和我一样地干到底？这一切只有留给事实来考验吧。

这时候，我对于生命倒没有什么顾虑，只可惜事件来得太快一点，把我的许多计划打破了。

一件使我惦念和不安的事，就是我的小女儿，她跟我由重庆来到北平，现在还在一个初中里住读，今天是星期六，她照例是十二点半回来，我被捕了，把她交给谁？朋友们是否还能和平时一样亲切地照顾她？她一定会哭的，谁给我去擦干她的眼泪？

车一直向北驶，走过了北新桥便掉头向东，又曲曲折折穿过了好几道胡同，好象是在雍和宫附近，我虽然是在北平住过了不短的时间，但是这些地方，我从来没有到过。司机忽然向坐在他旁边的家伙伸出左手，意思是问，是不是向左方开去？那家伙摇摇头，把右手向前一伸。我猜想他们在这一个区域中，一定有不少秘密的窟穴。那么，左边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现在把我向一直的方向送去，这又是个什么地方呢？从一条泥泞的路上，又转了一个弯，看见了一排高墙，我隐约看见墙边挂着的一块牌子“河北军人监狱”。我以为他们要把我放在这里，但是车还是向前驶，在这一排高墙的尽头，连接着还有围着一所院落的高墙，远远地看见墙上有岗楼，和一扇铁皮包着的黑门，门上还有一个小门，这时汽车喇叭尖声地叫响了，一个兵从门上的小方孔中伸出头来，望了一望，车上那个特务向他打了一个手势，于是这黑色的大门打开，车子就开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