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最初的两个月
狱中第一课
进了那黑色大门以后，那两个特务便把我领进一个办公室里去。有一个坐在桌旁的小职员，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从那厚厚的玻璃里仔细地向我端详了一番，便打开他的簿子，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年纪多大等一大堆的话，然后一一记下来。另外给那两名特务写了一个收条，条上写着“今收到犯人余某某一名”，盖了一个红色的椭圆形的图章，那两个特务没说一句话就转身走了。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不但是被特务抓起来，而且正式有了“犯人身份”。在这里的手续完了之后，这“近视眼”就叫了一个看守来，对他说：“把他领进去。”我想我得进监牢了。
我踏进这监房的头一道铁门，远远地就瞥见立在前面桌旁的一个人影，五尺高的身材穿着军服，显得挺健壮，使我大吃一惊，原来真是谢士炎，他先我一步到了。我们彼此望了一望，没有说什么。看守兵就开始搜查他，叫他脱去上衣、军裤、鞋袜，拿下他的手表、自来水笔、日记本、皮裤带，和皮鞋上的带子。他很不耐烦地抗议起来：“我是国家的一名将官，我对国家有过不小的功勋，你们这样子地对待我吗？”我知道他很年青，又是那么的高傲，自尊心素来是极强的。当然这种侮辱谁也受不了。我碰了一碰他，因为这些话说也无用。虽然这样，我的心几乎痛苦得使我晕倒。他被搜查完了，紧接就轮到我，我咬着牙齿，瞪直了眼，让他做他愿意做的一切，取去他愿意取去的东西。不过，麻烦从此开始了，没有鞋带还不打紧，没有了裤带这可难坏了，而且我们的裤子是特别的大，现在裤脚已经踩在皮鞋下，我非用一只手提抽着裤子就不能走动。看守在给我们登记着一切东西。谢士炎直溜溜地望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我们找不出一句话来。他向看守要了两支刚被扣去的香烟，点着了火，递一支给我，默无一言。等到登记完了，我们就被送进了两个监房。
到了这时候，“犯人”当上了，罪名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今天干我的这一手儿，自然是非同小可。从王冶秋、谢士炎的情形来看，这一网下的范围相当广，倒霉落网的一定还不止这些。而我呢？自知是完了！新事件且不说，单就过去，一本旧账，件件都是铁案如山，特务们想下手，已不是一天的事，尤其那个流氓头子对我。此刻还有什么可说可想的，大丈夫生有时，死有地。流血！那，太光荣了！
过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一个看守把门打开说：“你出来，那边去‘问话’。”我想：“法庭开得好快呀。”我被领到办公室旁的客室里，里面摆着三只沙发椅子，一张镶着玻璃的小圆桌，有一个长得白白胖胖操着湖南口音的中年人，看样子象是个军事机关的文职人员，他用一种狡猾的谦虚语调问我：“你就是余先生吗？请坐，请坐。”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案子吗？”我说：“不知道。”我反问他：“究竟为了什么案子呢？”他支吾地说：“行辕有一个人被捕获了，有一件事牵涉到你，请放心，我们等着行辕的公事一到，便请你回去。”忽然电话响了，他就出去接电话，他在电话上“呕，呕”了两声，便挂上了听筒，但也没有再回到这间客室来。随后走进来一个人，说着一口地道北平乡间话，是个黄面孔黄牙齿鼻孔朝天的非官非兵的家伙，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监房里的“看守长”。他对我说：“请你仍然回到监房里去！”我就跟着他去了。我猜想刚才的事，也许是孙发觉我被特务抓去了之后，便去和李宗仁（当时的北平行辕主任）商量释放，后来不知道有什么人从中作梗，经过了什么波折，就决定了把我囚禁起来。
过了约有半个钟头，“看守长”打开了我的房门，手里拿着一套黄色旧单军服向地下一扔，板着他那冰冷而带杀气的面孔对我说：“你把衣服脱下来，换上这一套，回头好去‘问话’。”做了囚犯，当然要穿囚衣！北方的秋末，天气是多么寒冷，我望着他那一身散着温暖的棉衣服，脱下我的夹袍，脱下我的绒衣，脱下我的西服裤，换上单薄的囚衣。今后监狱就是我的课室，法庭就是考验我的地方。
谈到这所“课室”，里面除了墙壁、门窗、地板和角落里一个粪坑外，一无所有，我象一只刚被捉进铁笼子的野兽一样，烦躁而痛苦，蹲一会儿，站一会儿，沿着墙走一会儿，有时用肩头去抵一抵墙，有时用拳头去捶它几下，再抬头从位置很高的窗子向外瞧，窗外的天变得比碟子大不多少；那面围着的高墙，象是插在云霄里。据说：这是日本人在占领北平的时候，为了囚禁抗日分子特别建筑的。一切的设计，都是出诸一位日本建筑监狱的专门工程师的心裁。在建筑上说，真是做到了坚固、严密、科学的地步，比一般中国式的监房高明得多多了。在这些方面，毕竟日本人高出一筹。
这座监狱很大，周围圈着灰色的高墙，墙上竖着岗楼，岗楼上的兵不断地在墙头上来回逡巡着。他们夜间换班查哨时问口令的吆喝，会叫你的心跳动得更加剧烈起来。
对着门是看守所的办公室，前后两层院子。院前有一条环形的汽车道，特务们的汽车常是彻夜不断地在这上面跑，这跑的次数愈多，会叫你感到苦难又落在更多的朋友们身上去了。
办公室是两用的，特务们审案子也在这里。这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刑具，大概古今中外，应有尽有。这些都是考验一个革命战士的设备，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只有两个法宝：一是“利诱”，一是“威胁”，除此之外，别无高妙。
形式上这里是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其实警备司令部另外还有十几个看守所。这里是特务们大规模关人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建筑特别好，所以把重要的“人犯”，都关在这里。
监牢是“厂”字形，中间是甬道，两边对着大小不同的监房。监房的门厚重象一扇城门，门的上半截，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孔，上面按着一块铅铁盖子，盖子上有插销，这是为牢头禁子和看守长们窥视里面犯人用的。门的下半截开着一个方形猫洞，传递饭和水。
一只象铁道上的搬闸钉在门上作拉手，一把铁锁象巨熊之掌，禁卒们常常抛出那把钥匙打耗子。门开关的时候，响声特别大，尤其在夜里，打开门象什么人撕裂你的心一样。
监房里的窗子安得很高，站着举起手也摸不着下沿。窗子的下沿是坡形，为的是防备犯人攀登去挖窗户越狱。窗上里层是铁沙，中间是玻璃，外面是铁条。靠甬道的墙角下，还有两个漏斗形的窗子，这是为窥听犯人的谈话设置的，虽极细微的声音，也会传出去。
监房的一角有一个水泥做的便坑，坑底通到墙外一个大坑，这样掏粪便的人，就无从与犯人接触，后来有人发明借着这粪坑与隔壁的人谈话。
在敌人面前
我多半天没有吃一点东西，感到饥寒疲累。在下午两点钟，那门上的铁拉手和钥匙开锁声突然响动了。门打开了，一个操着山西口音穿着军服的瘦长个儿的中尉看守员对我说：“请你去‘问话’。”我猜着现在是真正开庭了。我要遭遇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只有天知道。我踏着沉重的步子随着他走进早晨去过的那一间客室。劈面碰到一个三十多岁淡黄不带血色的面孔，脸上肌肉的纹络里，透露出一付残忍的表情。嘴里有两个暴牙，好象一只凶狠豹子的嘴，两只眼睛下视象黑夜的猫头鹰，身材不算高，一望就知道不是善类。后来许多难友告诉我，这小子残酷到没有人性的田地。他问案时候，开口就骂，动手便打，牙关一咬，恨不能一下子就打死人。自然还有许多鹰犬在替他用刑。如果你把案子招认了，他会给你个冷笑，这是唯一可以看见他的笑脸的时候。如果你想抵赖，他把眼皮一翻，声音象夜间的一只饿狼嗥嗥地吼着：“你不承认，我非打死你不可，我审过两三千人，什么样的汉子都碰到过，谁都得给我老老实实地供出来！”大家给他送过诨号——“剥皮阎王”。他冷冷地立在那里，这面孔对我似乎很熟识，我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我认得你！”我冲口说出来。他好象吃一惊似的，不自然地答道：“我……我是你的学生，你是我的校长。”“你是我哪里的学生？”他回答说：“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你在山西汾阳主持铭义中学的时候，我在那里读书，不过时候很短就离开了。”我不等他说一个“请”字，就在沙发上坐下来。他也在我的对面坐下，“离开学校以后是不是立刻参加了军统局的工作？”好象我不是一个被审讯的犯人，和他谈起家常来。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我原来也是做地下工作，被捕以后，戴先生（指戴笠）把我强拖过来，现在我虽然干这工作，也是不得已的。”这些话自然是在欺骗我。正式的审讯，终于在这种不自然的形式下进行了，他先递给我一支三炮台的香烟，给我打着火，把声调放得很低，很温和地说：“我们查到了一个电报，是你给周恩来、叶剑英打的。给孙主任接洽合作的问题。”这话好象在我的头上响了一个雷，我才明白这次被捕的真实原因。不过这个电报是怎样被查出的呢？因为那是四五个月以前的事，而且电台也决没有保存这电稿的必要，况且那电稿仅仅是写在三炮台纸烟盒子上的，这样的一块烂纸头，怎么会被保留着惹出事来呢？我沉吟了一下向他说：“这件事有什么凭据？”他打开皮包拿出用打字机打的一份文件，我一看心头好象被炸药炸碎了似的，原来是关于我那个电报的前因后果，一份中共北平地方干部的检讨会议记录，内容还有中共中央给他们关于这个电报的几项指示，这个记录不仅牵涉到孙，还牵涉到鹿钟麟，因为他也是这个案件中的主角之一，结论说我这个电报是华北的一个重要军事行动。这一来倒使我非常地紧张起来。否认呢？的确有这样一回事。承认呢？害了朋友，尤其是孙。仓促间，我决定了不承认，决定和他拖。
我幻想着孙连仲不会把我的事置之不理，因为这件事，他和我是站在一个共同利害的立场上，他一定会想方法把我弄出去，所以这是我下“拖”的决心的原因，但从以后的事实上证明出来，这是我的幻想。一个不合逻辑的幻想。我愚蠢，我在作梦！于是我肯定地答覆我这一个“叛逆”的门生：“这个电报不是我发的，你可以问问电台的人就知道了。同时你也可以把电稿找出来对对笔迹，这记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详细地问一问他们，如果你们这次捕我是在算旧帐的话，那么我现在已失掉了自由，枪毙就请干脆一点，很可以不必绕弯子，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他望了一望我，自然他那一言不合，举手就打的一套，似乎还抹不下脸来用在我身上。他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的这件案子，我们已仔细地商量过，不敢冒昧从事，恐怕撞出别的乱子来，直到昨天接到蒋主席的电报‘一律逮捕’，我们才下手。你的事相当的麻烦，因为蒋主席不会忘了你过去的事情，特别是福建人民政府和山东政训处的那些事。据我的判断，恐怕你要失掉自由，并且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说完了这些，他就站起来：“最好你回去休息休息吧！”同时他就喊进一个人来对他说：“你给余先生预备被子、枕头，好好地招呼，他是我的校长。”但是，说这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放得特别低，好象不是给他说的，只是说给我听的。于是我便又被带进了那间寂寞的屋子。至于枕头、被子，都是鬼话，我象一棵吹落了叶子的树，在晚秋的寒风中颤栗着。
这小子的名字叫谷振文，是从一个看守口中偶然探听出来的，他本来的名字叫郭振同。
被捕的原因，总算是弄清楚了。现在最使我为难的，倒不是死的问题，而是怎样去应付审问。我判断我那“高足”不会再来审我，因为师生的关系多少会给他一些拘束。我平生最怕撒谎，平时说话做事，都抱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精神，但这件事却非撒谎不可。
撒谎是一种艺术，总要能扯得周到，前后不露马脚，并且显出所说的，句句是千真万确。我哪有这种天才呢？明知道再审时，不说不行。说吧，如何去虚构理由，这时候的脑子，乱得象一团麻。
外面的雨更大了，雨点由窗棂滴下来，这是我女儿的眼泪吧！风把屋子里的温度吹得更低，身上象被无数条的皮鞭子抽着，我前后左右地闪躲，愈闪躲，鞭子抽得愈厉害，就这样地熬着时间。熬过了下午，熬到了黄昏，没有人理睬我。只有那看守的小子们，每间隔一刻钟，把门上那长而窄的铁盖子掀起来，瞪着贼一般的眼睛向我瞟一瞟。其余的时间只有我那咕碌碌的饥肠在响着。
夜间，大约十二点的时候，我的门忽然“哗啦啦”地响了，这声音非常可怕，我猜想这不是拉出去枪毙，便是又要“问话”了。我低着头，跟着一个小特务，走出铁门。走到院子中泥泞的道上，深夜的雨点打着我，砭骨的秋风搠着我。我一面走，一面想，同时给自己打着气：“在敌人面前要坚强！要有硬劲！不要把骨头输给他们！反正是个死，死得要英雄啊！”心里这样地说着。等到我被带进白天两次到过的那间屋子里，早上那个白胖胖的家伙堆着满脸的笑容，请我坐下，递一支烟给我。这时候，另外走进来一位穿着军服，佩着上校肩章的中等身材的瘦子，一手拿着笔和墨盒，一手拿着一卷十行纸，在我的对面坐下来。这位就是所谓书记官吧。后来打听到审我的这位白胖子叫毛惕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副处长。他在审案子的特务中是唱鲁肃的，别人打人，用刑，他常常出来转弯子说好话，演双簧，骗口供。这家伙面善心恶，不是好东西。他和我一连缠了半个月，常常从夜里十二点左右缠到鸡叫。口蜜腹剑，疲劳审讯，是他的特别技能。那位写记录的是稽查处的一个科长，湖北黄冈人，他们两个人不仅仅是主审官与书记官，也好象是杂耍中的一对相声，一呼一应，一个敲锣，一个打边鼓。
审讯一开始，他总是笑嘻嘻地，带着狡猾的神气，问着我的口供。主要的题材，就是要我说明这个电报的动机，孙、鹿在其中的关系。其次问我在北平和各国领事间的关系，平时宴请他们的目的何在？以及和魏德迈谈话的内容。还问到在我被捕前两天请彭泽湘吃饭时为什么有两位孙的处长在里面（这些都是特务们一年来报告中的各项材料）。关于彭的事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他们对我说，派人抓过彭泽湘，但是他跑了，要追问我彭代表李济深在北平进行什么军事工作，究竟我和他是什么关系。等我出狱以后，有人告诉我，彭泽湘当时并未被捕，并且安然地在北平住了很久，那么他们问我这许多事情的用意又是什么呢？我现在还不明白。此外就打听住在北平的民盟的一个搞军事活动的张云川，和我的关连。最后的几天并追问一些关于我同吴晗（清华教授）的“勾结”，和他怎样把陈融生送走的。我料想是吴晗和其他的朋友在外面为营救我的事有所活动，被他们发觉了。在这一切的问题中，主要的还是要我承认那个电报，和另一件相当严重的一封从香港来的信。
我在一连的几夜中，不管他是怎样旁敲侧击，四面张网，我仍然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原则，和他推磨子。对于审讯的答复很坚定，很简单，电报的事我坚持着不承认的原则。和领事们的来往，因为我是个留学生，曾到各国去过，并且我参加了北平的国际俱乐部，常在那里碰到他们，他们请我吃饭，我也回请。与魏德迈的谈话，是他两次的邀请我才答应的，这件事美国领事可以证明，谈话内容，都是很平凡的，不相信，请去问他。彭泽湘是我的旧友，他在北平住闲，我请他吃饭，完全是尽东道主之谊，他的活动从没有向我提过，我丝毫不知道。张云川是否民盟，我不大清楚，可以向民盟的人士去打听。我和吴晗是个初见面的朋友，他的事我一无所知。这样的答案，自然他们不会满意。于是他就“引经据典”的在许多空隙中、漏洞里向我反复驳问，我也反复地向他解释，这就是长夜审讯的大致经过。
看情形他们对我用的刑法，是“疲劳审讯”，加上不给我衣服穿，不给我被子盖，每天只给我半碗米汤。夜间审讯，不使我有睡觉的时间，白天用种种搅乱的方法，使我不能休息。不过在这里我还得表示一下，我对于“鲁肃”的“感激”，每夜我一被带到他这间审讯室，他就伪装着很关切的样子说：“啊哟，你冷了吧？”就赶紧叫一名看守给我拿一件棉衣来（就是看守们穿的军用棉风衣），等到审问完了，他送我到门口，不断地给我说：“关于你的生活的事，是归另一部分人管理，我要告诉他们招呼你。”但我一回到自己的屋子，我这一件棉风衣便被拿走了。
这几天，整个的监牢，象一个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的工厂，全部机器，昼夜不停歇地开动着。铁栅栏的启闭，监房门的开关，掺杂着粗厉的吆喝声，询问声，带着悲痛的抗辩声；尤其在夜间，一个或几个人的脚步声，轻微的唏嘘和叹息声，使我的心，时刻地紧张起来。这次的案件，不知道究竟扩大到怎样的程度？数不清的特务们捕人的手，向这座古城伸出来，伸到每一条街，伸到好多人家，伸到许多人的身上，北平陷在恐怖中了。
一天下午，约莫三点钟，我正在昏迷地依着墙边，忽然听见一种带着泪的喊声：“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把我骗了来！我的二宝呢？我要我的二宝！”我知道王冶秋的太太高履芳捕来了。梁蔼然、丁行之、朱建国、石崞，都是这些日子捕进来的。
后来听说冶秋在我被捕以后，照着前一夜晚的约定，骑着自行车跑到我住的地方，要我一同去见孙。他一进大门，看见有许多汽车和带着枪的陌生人，知道情形不好了，这时想退出来也不可能，他只得推着车壮着胆向里去，在我住的院子门口，正碰着一个特务和我的一个勤务兵走出来，那特务问：“这是谁？”我的勤务兵告诉他“不认识”。冶秋一直向后门走，这时后门外也停了一辆汽车，另一个特务带着我的一个勤务兵坐在上面，当冶秋出来的时候，特务问着“这是不是王冶秋”？那个勤务兵照样地答复“不是”。冶秋跨上他的自行车，没命地跑了。
在第五个夜晚里，我隔壁的门响了，看守喊着高履芳的名字，她被喊出去不久，就回来了。紧接着我就被召唤，我不知道高履芳的被传讯，牵连到我的什么事。等我走到院子，我感到情形大大地和平时不同，院子里摆着六辆小轿车，卫兵们五步一个岗，雪亮的刺刀在星光下闪着寒光。那两个看守长和看守员，都换上了整齐的武装，皮带上挂着左轮枪，满满的子弹带围在腰间。就在那平常审讯我的屋子的沙发椅上，坐了两个我从未见过的面孔，墙边上倚着一根长有六尺的木杠子，还有一个约莫三尺长四寸宽半寸厚的板子。他们喊我坐下，面孔非常冷酷。那位“鲁肃”很慌张地在屋子里打了一个转身，匆匆地出去了。这两个人都佩戴着国防部的证章，一个穿军服戴着眼镜，一个穿着中山装，嘴上栽着一撮日本胡子。后面这小子，把桌上的一封信放在我的面前，说：“高履芳说这封信是你的。”我一看信封上写着“徐×先生”下面是“朱×自港寄”。我认得这笔迹，我在心里叫喊说：“天呀！你为什么这么残酷呢？”我那电报案子还没弄完，怎么这一封信不早不晚恰恰在这个当儿寄来？自然我只有一条老命，并且现在只剩了半条，纵然这几天，他们不枪杀我，这奄奄一息的生命恐怕也不能撑持多久了。这倒不打紧，最叫人可怕的是这信的内容，牵涉的范围太广了。
原来这封信上两个人的名字都是假的，里面却是真的，叫我从哪里否认？又叫我从哪里找出第二个同姓名的朱来？当我打开信一看，每一个字象一粒枪弹，粒粒都打在我的心上。我虽然强自镇抑，又怎能掩饰这惶恐痛苦的心情？那两个小子的四只贼眼，死死地盯着我，在这间不容发的瞬间，我把牙一咬，就打定主意，反正脑袋只有一个，他们倒不会杀出第二个我来。好在现在我的身体是这么坏，那旁边的杠子、板子一接触就会完事的，与其迟完事，不如早完事。今天晚上大概是限期到了。
信是朱蕴山写的，从香港寄出。内容共分五点：一、好久不通信，按着规定六个月见一次，现在是时候了，最好是我能到香港去；二、他正在筹资本，不久要到预定的第一个地方去，不成的话便去第二个地方；三、各方形势日益严重，应加速的请人入股，否则大家都完蛋；四、香港正计划大干，进展很顺利；五、催我赶紧写报告，大哥要等我的材料，好作全盘打算。信纸背后并附着李任潮先生在香港的通信处。文字中还有许多新的政治术语，有些句子，仓促间我也看不懂。
那个戴眼镜的家伙，后来听说他姓黄，是北平军统局的负责人。好厉害的家伙，他的舌头好象带着刺，这家伙一定干过很久的“地下工作”，或许是从一个革命阵营中叛变过来的。不然的话，他提的问题不会那么尖刻、毒辣，叫人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他开口问了：“这封信是你的不是？”我说：“是！”“朱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安徽同乡，多年的朋友。”我这么回答。“信中的事，你给我们解释解释。”难题来了。我放大了声音仿佛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解说，其实心里早就泄了气了：“有许多事我知道，有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信是他写的，也并不是答复我的什么问题。当我们在重庆的时候，常常谈着未来的问题，这问题纯粹是生活问题。我们想筹一点款子开一个书店，一方面可以糊口，一方面对于社会文化上还有些微的贡献。这样就可以不在政治漩涡中打滚，如果筹不到的话，我们打算回到安徽屯溪去开辟一个小农场，从此过归隐的生活。他所谓到第一个地方或第二个地方，也就是去筹款，筹款不成就去种田。”我说完了这些，他定睛地瞅着我，接着就冷笑了一声：“你这许多掩护自己的话，还想拿来骗我们吧？你是工作技术相当高的共产党员，你借着和这里上层的勾结来掩护你实际的行动，我们都有了确切的调查。”说完了就向那个穿军衣的摆了一摆头，看情形是示意给他向我下手，我想一顿毒打是免不了的了。那家伙摇摇头，随即给我说：“余先生，在军事上你是前辈，但我们是军人，象每天这样绕弯子，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是不能忍受的，我们是军人，只有用军人的方式来解决。”他停顿了一下，说：“周恩来有几个电报给你，今天我没有带来，明天晚上我把一切证据给你拿来，希望你考虑一下，直截了当地把你的事情，一件一件说出来。”说完了这些，那戴眼镜的家伙，又向他摆了一摆头，他还是把头一摇。沉默了一阵过后，他们就站起来，叫一个人把我送回去。
回到屋里，痛苦几乎把我掩埋了，我全身是汗，我全身在颤抖，我的眼泪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否则我会大哭一场，也许我的泪泉枯涸了。我记得在十七个月里，我没有流过一滴泪。
一连有三夜没有来麻烦我。可是在这三天三夜中，我所感到的痛苦，比刚一进监牢的时候还沉重！我倒不是怕乱子闹大了，只是这乱子牵涉的人太多，李济深先生在香港，冯玉祥先生在美国，我说出来也不会于他们不利，但陈铭枢、龙云的关系，我怎能吐露？我找不出任何辩护的理由，任何自杀的工具，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拖”。一到夜里我就作着准备，准备着更大的苦难来到，只要听到任何一个响动，或者是走过我门前的脚步声，我总以为审问我的时候又到了。但是许多次开门关门的声音，都是别的难友被提出去审讯。我的头愈感昏沉。饥饿的威胁，过分的疲劳，使身体渐渐地衰弱，站起来已经是大感困难的一件事。在漫长的白昼和黑夜里，我仰卧在地板上。冷，不断地使我四肢抽搐着，我的气管中断续着呛出微弱的咳嗽声，睁大了眼，眼前却是一片朦胧。我看到那片墙上臭虫血的斑迹，和那壁上灰扑扑的颜色，都变成了景物和人物的幻想了。这时唯一的愿望，是能快快地死去，或者就这样在饥寒中死去，或者他们把我拉出去枪毙！这个死的念头帮助我克服了许多痛苦。
我不复是一个壮年人了，我觉出我在衰老，“死”在呼唤我！
白昼，是一条抽不尽的细丝，
夜晚，飘流在无边的海上。
明明看的是一座仙宫玉宇，
原来是那面抹满臭虫血的墙。
一点微细的声音，
听来比春雷更响；
一行一行的纸上字，
象成群的蚂蚁上战场。
北风吹到屋里，
我就东摇西晃，
摸着胸膛的筋骨，
象铁打的钉钯一般样，
皮包骨的两只瘦腿，
恰好做了钉钯把，
搔落的头发，
比雪还光亮，
这一切的磨难，
只有叫我更倔强。
在一个夜里，呼呼的风吼中，一阵汽车喇叭响过之后，隐隐地听到汽车向院子驶进，随即马达声就停息了。这里审讯案子多半是在夜间，而且这些审案子的特务们，都是坐着汽车来的。我照平常一样的心境，准备他们叫我去“问话”。果然我的门响了，我又照样地跟着一个看守，走进那个惯熟的屋子，那两个厉害的家伙却没有看到，白胖子又站在那里等候我。今天他的面孔上没有了微笑，坐下以后，沉吟了一会儿，很严厉地对我说：“‘蒋主席’来了，对于你的案子他追问得很紧，我们都吃了钉子，因为一直到现在你还没有说出任何足以叫我们交差的口供来。事实很简单，我们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和这里的干部没有什么联系。但是电报是你打的，证据确凿，可以说人证物证都有。”我听到他说人证，我就反问他：“你说的人证是谁呢？”他说：“被破获的电台的负责人，他供出电报是你亲自写的，也是你亲自交给他的。你不承认，只是徒然地拖延着审讯的时间，这对于你太不利了。”我从他的谈话中听出一个漏洞来，那两个家伙为什么没有来呢？周恩来的回电和一些别的证据，为什么不拿出来呢？问话的语气又和那两个家伙不同，这到底是些什么原因呢？自然我猜不准这里头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在证据上除了那个电报和那封信之外，大概不至再有其他的线索了。我仍然照着我以前的原则答复他。在前一件事上他仍然无所获，便又转到朱的信上去了。他说：“我们接到中央局的电报，说朱是民盟对内关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个组织是搞军事运动的。”我对于这件事的说法，仍然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多加了些闲话。我看他直打呵欠，疲惫不堪，有时竟打起盹来，自然我的眼皮也象帘子一样垂了下来。这一天的夜里，我们就这样的结束了。
第二天晚间，我又照样被喊起来。到客室刚坐下，就看见另外一个陌生人，穿着中山装，灰色的面孔，带着凄惨的神情坐在那里，个子倒不小，骨架也很大，一望就知道是个北方人，以为他是另一个审我的特务，白胖子定睛地看着我对这个人的表情，等到发觉我不认识他，就开口说：“你们两位不认识啊！”我说：“不认识”。这个人就问白胖子：“这是哪一位？”白胖子说，“这是余心清先生。”他说：“久仰，久仰。”我没有回答什么。白胖子这时候告诉我：“他是李政宣先生。”我问他：“李先生在哪个机关做事？”白胖子答道：“他是中共电台的负责人。”我这才恍然大悟，那份检讨记录和许多文件都是从他那里抄出来的。白胖子随即问他：“你说余先生那个电报，是交给你发的？”他说：“是的，并且是余先生写的。”我这时候有点生气，心里说：“电报虽然是我的，却不是我写的，为什么你也帮助撒谎？”我便反驳他：“我们既不相识，我怎么能够把电报交给你？你又从哪里断定那个电报是我写的呢？我并不怕死，你若是一个革命朋友，你应当澄清事实。我倒不希望你来掩护我，但至少你不应当抹杀事实，曲意地来诬陷我。”他听了我这一番话，好象感到了什么刺激和惭愧，便转脸向白胖子说：“电报是有的，是陈融生转交的，是不是余先生亲笔写的，现在我不敢证明，请你把我的口供改一下吧！”白胖子听了就有点不愉快，似乎这出双簧穿插得不够巧妙。李紧接转过来对我说：“余先生你是我很佩服的人，你是个进步人士，我手中有过关于你三千多字的文件。”这几句话叫我确实冒火，我心里说：“你这无耻的家伙，你太浑了。”说到这里，白胖子就岔开说：“好好好”，然后对李说：“你先回去吧！”李走了之后，白胖子又开始那一套的审问，好象哀求我说：“余先生你总得把这个电报的事说个大概。”我在这时实在也没有再可申辩的。我对他说：“事情只有这样，你们该怎么办就赶快的办吧！延迟时日，徒然增加我的痛苦。”他听了又对我说：“我们希望你再考虑考虑，明天给我一个答复。”
蒋介石为什么这一次到北平来，我知道他的“自信力”极强，可是猜疑的心也同样地极深。这一次的案子，在他看来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因为除了我不算，单是少将头衔他要逮捕的就有五个之多，其余校官，空军干部，公务员，中共的华北负责人，以及各地的负责人，数目字也是非常惊人。现在除了中共的主力和他在各战场搏斗之外，我的工作在他认为是挖他的墙脚，挖了多少我不敢相信，然而对这样一个挖墙脚的人，他一定是深恶痛绝的。他玩了多少年把戏，把一个一个的杂牌军头目玩掉了。孙（连仲）也是杂牌军队之一，虽然效忠了他多年，但他总是象玩一只小豹子样地时时防范着他。当孙被派到北平来接收，他的直属部队三十军，沿着平汉路北上，在彰德附近，被解放军吃掉一大半，剩下的一个师，调到山西拨归胡宗南的指挥系统，而叫孙领着战区司令长官的头衔，耍着光杆的指挥旗。虽然侯镜如的九十二军与他有私人的情谊，但是这个部队，仍然是黄埔的系统。其余归孙指挥的队伍，大部份是胡宗南的部队，这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地不放心这只“小豹子”了。所以，那个电报至少是在蒋身上痛痛地打了一鞭子，他为了恨我，恨孙连仲，恨这许多他认为他训练出来的将校们这样背叛了他，该是他此来的一个大主因。所以要跑来看一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被捕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的半月了。这案子还是在拖。拖，对于我是痛苦的伸延，况且他们决不容许我再拖了！拖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拖就得明说；明说了，就不免影响到孙和鹿，我又何必为了要求速死而危害到朋友身上！为了革命，为了道义，我不能不顾虑这一点，这是我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反复考虑这件事以后，我决定了一个原则，宁可给敌人砍一颗脑袋，不叫敌人砍三颗脑袋。因此对这个电报，我决定承认，承担起一切责任，并替孙、鹿解脱，是为“缓兵之计”，好使他们在军事上立得住脚。从蒋的统治一贯的手法上看起来，孙是一个杂牌军队出身的，是冯先生（玉祥）的部下，他虽然心里想要把所有的杂牌军队的残余武力灭光杀尽，但在今天，于势尚不可能。因此对于孙，还不是下手的时候。说到鹿，他是一个西北军的宿将，虽然没有兵权，然而还有他的资望，为了一般的舆论的影响，也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在这一件事上给他任何的危害。然后我要把我对国内问题的政治认识，剖白一番，至少要申明我的政治立场，加重我的责任，减轻他们两人对这件公案所担负的责任。当第三天的夜里我把这一切我所决定说的统统地给白胖子说了之后，他并没有多问什么，好象很满意这一结果。他要我把方才所说的写出来，我答应了，只是我告诉他这只颤抖无力的胳膊，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写字，我将尽力地去写。回来的时候，我心里感到轻松！
我在那份供词上，写得简单明瞭，在结尾处我这么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全国的人，都不愿打内战，国家的人力财力也不许打内战，穷兵黩武，后患堪虞！见仁见智，非我所顾，年已半百，死当其时。”用我颤抖的手，悲惨的心，断断续续差不多整整地写了一天，我并没有存着任何的幻想，希望拿这篇东西去感化那个流氓，可是这篇东西他一定会看到的。
火的洗礼
一个性格高傲自尊心强烈的人，平日处世是“一言不合，拂袖而去”。碰到坏人，更是“嫉恶如仇，决不妥协”。今天这些特务小子狠狠的一脚，恰恰踢在这个痛处。
特务们用一对“阴阳掌”对付被抓到的人，所谓软硬两套：有时有软的，百般的侮辱，打击你的自尊心；有时换上硬的，使用各种酷刑，叫你伏伏贴贴地屈服，他们最头疼的是软硬不吃的人。
我自命是对坐牢有心理上准备的一个人，可是想象只是想象，现实却别有一番境界，虽说是你能“熬”，但其中滋味并不象想象中那么轻快啊！
当我与谢士炎先后被检查的时候，虽然劝他忍耐，其实我的心里又何尝忍得下！等到把囚衣穿上，心里的屈辱，比身上感到的寒冷更厉害，更难耐！
在我当年笃信基督教的时候，我曾经做过“禁食”的工夫。那是自动的，一方面固然“饥火难熬”，但另一方面却感到一种精神的安慰。现在被动地受着“饿刑”，境界是大不相同！饿的火焰在炙灼着每一个细胞，同时寒冷在刺着每一根毛孔，盼望着的那个“死”却远远地站着向我狞笑，它慢慢地移动移动……好把苦难的时间拉得更长……
有一天夜里，熬到了约莫破晓前两个钟头，忽然瞥见西面的窗子外，一块不大的天边，闪出一颗星星来，亮得象一只张大的眼睛，不移动地瞅着我。这时，我的灵魂顿时地苏醒过来，心里也立刻光亮了。
黎明，
天边，
一颗星，
睁大着眼睛，
穿过铁窗，
直瞅着我的脸。
啊！是谁？
她不是我已死的
那个女儿——华清吗？
怕我经不起，
这火的洗礼，
或者怕我过分悲伤，
会寻个狭道儿下场。
她冒着风霜，
冒着夜寒，
来和我作伴，
要为我守望。
啊！不是她，
是我现在的女儿华心，
一枝娇嫩的幼苗，
在溺爱中生长，
生命中的暴风雨，
这回，在她还是第一趟。
现在：爸爸铁锁鎯铛，
妈妈又远隔着重洋，
十二载童年的欢乐，
顷刻间烟消云散，
噩梦把她惊醒，
那透过泪痕的惊慌，带着泪的眼睛，
在怅惘，
在张望。
啊！不是她，
是烈士的幽灵，
要告诉我，
他们的经验。
一粒种子，
不死在泥土里，
累累的穗子，
就不会成长，
真理永不毁灭，
正义一定为群众欣赏。
啊！不是这样，
她是自由神，
用夜的沉默，
向我歌唱：
那里有奴隶，
黑暗，
争取到自由，
就有了天亮。
自由不是恩赐，
要用血交换，
烈士们的断头台，
后代自由的光芒。
在这座监牢里，一共住了两个月，读着各种不同的生活课本，认识增多了，体验也加深了。
当我被捕的第三日，那天是中秋节，忽然我被唤出去照相，我想这回是完了，因为监牢里有一种惯例，死刑以前，一定要照相。一个穿着挺神气黄呢军服的军人，拿着一个新型的“徕卡”照相机，给我照了一张相。照的时候，两个卫兵把卡宾枪端起来向我瞄准。照完了之后，我刚刚跨进头一道铁门，有一个看守向我叹了一口气，好象很怜惜地说：“唉！人生的一关……”。我走到第二道铁门，另一个看守照样这样地重复了一遍。我想大限大概是今天下午了。我在屋子里等候着，等候到日落，还不见有什么动静。我猜想，一定是不公开地把我杀掉，一定是等到更深人静，把我拖到荒郊无人的地方去解决。
死倒没有什么，遗嘱却不可以不写一通。我就紧敲着门板，把看守唤来，我向他要纸、笔、墨。他问我做什么？我说：“你们白天不枪毙我，要在夜里执行，恐怕那个时候，就不容易有功夫写个遗嘱。我现在准备先写好。”他回答说：“我们还没听说这么一回事。”我疑问着：“照相不是为了要枪毙吗？”他说：“为什么照你的相，我们不知道。”那么我只好做一个没有遗言的死鬼了。
最初的几天，一个最难办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每天的大便，虽然不吃什么，到时也要蹲毛坑，蹲上之后，善后却无法应付了。手纸没有，遍屋子也找不出一小片纸来，身上只有这么一套单囚衣，撕哪一块也下不去手。穷急智生，把袜子脱下来。第一次用袜底，第二次用袜面，第三次用袜筒的一面，然后再用另一面，等到两只袜面用尽了，再把它翻过来，这样节俭着维持了半个月。
在最初的一个月中，不但没有洗脸手巾，根本就没有洗过脸，我自然没有方法看见自己的“囚首垢面”，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抚摸着脸，只知道胡须长得颇长，手脏得和一个从矿坑里才出来的掘炭夫一样。那手指上长长的指甲，里面藏满了尘垢，我虽然不断地用另一只手的指甲把它剔出来，然而那些染房里的染缸，永远是带着颜色的。
最缺德是那一天两顿的“饭”。给你一个铁碗装饭，一只铁碗装汤，调羹没有且不说，吃饭也不给筷子。不知道这是从哪一国的监狱法的经典上传授给这些王八蛋的。在最后他们给我吃饭的日子，我一端起饭碗便想哭，自然我是不会哭的。我看着污黑的手，爪子一般，用它来把饭拨到嘴里，不等张开口就有点想呕吐了。后来我没有办法，想了一个主意，把一件衣服上的一个牛角做的扣子拧下来，就捏着这扣子，把饭拨进口里去。
提到了“饭”，我就想到了那残酷的人们。“饭”，是霉烂的军米做的，里面三分之一是谷壳，三分之一是稗子，其余才是米。煮得干饭不象干饭，稀粥不似稀粥，每一粒饭咬在嘴里，外面是软的，里面却是硬的。后来我向别人打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告诉我，因为管厨房的人要在米和煤火上揩油，为节省火力，煮饭的时候，同时放下一把碱，这样，饭就可以很快地“煮好”了。那些谷壳稗子，吃的时候就没法把它们吐出来，如果要把它们全部吐出来，那就等于不吃饭。
每隔三天吃一天小米饭，这小米饭里三分之一是砂子，没法咀嚼，因为咬到砂子就咬不到小米，只有把嘴张得大大的，把它一口一口地硬吞下去，象吞一个带核的枣子。吃了以后常常感到嗓子痛，我对于这小米饭，和对那大米饭具有一样的心情——憎恨！
身上穿的一套囚衣，不知道曾被多少人穿过，留下他们的血污和气味。过去在参观监狱的时候，常常嗅到监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总以为那是窗户不开，空气不够。我现在才知道，这种特别的气味，是因为许久不洗澡，汗和身体的各种分泌所融汇而成的。我这套囚衣上，就充满了这种令人发呕的臭味。穿上了三天之后，我的遍体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上面爬动，我还以为是生了疥疮呢（其实我的眼睛这时候已昏花得不会看见）。在两星期以后，屋里增加上一个伙伴，我请他打开来看一看，他大吃一惊叫道：“这么多的虱子啊！”
监狱里的另一种痛苦，便是一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没有人和你说话，也没有人可以商量点什么。这种寂静的生活，尤其是在这恐怖的天地里，就是一个最有胆量最有勇气的人，也会感到毛骨悚然。屋子显得更大，更空旷，里面的空气，都含着威胁恫吓的成份。时间在这里，更是难堪地煎熬着我！没有书报看；抬头永远是屋顶，环顾永远是四面墙，俯视永远是这块惨白的寂静的地板！一天的日子，不止象一年，简直是一个世纪。
有些日子，特别是那封“香港来信”的几天，我想尽方法要自杀，我把头撞过墙，不知道为什么头骨是那般硬，撞一个大包，撞昏了神智，却撞不死；我用过那块盖粪坑的盖子打过头，那板子太薄，分量不够重，不能来个痛快地脑浆迸裂！我仔细地找钉子，连一根牙签大的木签都没有。我多么希望“死”能被我一下抓住，象我被他们捉住一样。我心里不断地这样默祷着：
死神啊，
你来！莫迟疑，
我等候你，
象少女，
等候佳期，
生命似花朵，
有开有落，
那不尽的路，
留给活着的战友走去。
死神啊！
让我们握手，
在你那里，
我不再寂寞，
我不再发愁，
因为已死的烈士，
比星星还多，
一刀之后，
正好松松肩窝。
一件使我最怕的事，是怕我会疯了。我的脑子经常象一座战场，万马奔腾，万弩齐发，喊声震地，海啸山崩。思潮象洪流决了口，我自己失掉控制的能力，明知道需要沉静，但愈想沉静就愈纷乱！照这样发展下去，一定会疯狂的！疯狂了不打紧，给特务小子们看热闹，是多么可耻的事啊！
我背诵着《正气歌》，却忘了一大半；我数着一、二、三、四、五，不久就忘了数字；我愤激了，就唤着自己的名字，“余××，你是这般没出息啊！”
我走出牢门以后，有的朋友安慰我说：“坐牢是一种人生最宝贵的经验，这次你所获得的一定相当的多。”我叹了一声，回答说：“这种经验，代价未免太大了，我真不愿意获得它！”我在里面的时候，是抱着一种死的决心在忍受。但是今天回想起来，犹有余悸。
苦难的伙伴
“宁可错抓九十九个，不要让一个人漏网，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这是特务们办事的原则。这次北平案件，听说牵连了全国各地八百多人，沈阳、热河、兰州、西安、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都包罗在内。我被抓进以前，已有三、四十人进来了。当我被捕以后，一连十九个昼夜不断地有新的人进来，前前后后约有一百人，可是其中八十多人都是无辜被牵连的。
一天夜里，约莫两点钟的光景，我的房门打开了，送进来一个长得胖胖的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他仍穿着原来的长袍，左手夹着一床棉被，一声不响地摊开倒头便睡。这是我坐监以来第一个伴侣，当天夜里彼此都没说什么。因为我把握不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怀疑着他是特务们派来扮演“苦肉计”的“黄盖”，第二天我们才慢慢地谈了话。他姓马，他是燕大化学系的一个毕业生。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候的一个同学，到北平来在他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就走了。这个借住的人的一个朋友被捕了，日记本上有他住过的马家的北平通讯处，客人没捉住，主人被牵进来。
在这同一时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件：
我的朋友赖亚力的太太朱艾江跑了，把朱的日本籍的妈妈抓来了。
李政宣的小姨子，一位十八、九岁、刚考进大学的学生，也被抓来了。
一个厨子，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和他同院的一个小女孩在路旁哭，他善心地抱她回家。他被捕了，因为孩子的爸爸刚刚捉走。
有一对姓钱的兄弟，一个是从桂林的土木工程学校毕业，一个刚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兄弟二人，刚刚回到北平不几天，因为抓不到他们的姐夫，他们就被捉进来。
一个农民银行的小职员，有人对他说，他的表弟被捕了，他正在数着钞票，就请另外一个同事向表弟家中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一回事，电话被特务接着，两个人都被捕了。
李政宣为了掩护他在北平的电台工作，开了一爿无线电收音机商行，正在修饰门面，给他油漆门面的漆匠给抓了，设计门面的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也抓了。向李的铺子讨煤帐的小伙计也抓了。
后来和我押在一块的一位跑收音机买卖的掮客，他托人把从乡下刚来北平的一个十六岁的兄弟介绍到李的铺子里当学徒，进店不到一星期就被捕了。这位仁兄找着介绍人一块来打听情况。于是双双地捉下了。
还有一个过路看热闹的傻小子，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里面在捕人，他好奇地逗留在门口，也被捕了。
这样的人大概八十多名，都是因为这些不相干的关系，荣膺上“匪谍”的头衔，一跃而成了政治犯。
不管是不是地道的“匪谍”，一进了这只笼子，有的是苦头吃。当这些冤哉枉也的难友们，一被抓进来，有的在哭，有的喊冤枉，有的带着一种乞怜的声调，向那些看守小子们诉说他们不是共产党请求恩免的废话。那些小子们带着玩笑地回答道：“黄巢杀人八百万，在数在劫的都难逃。你们到这里，都是劫数，命中注定的，灾星一退，就无事了。”有的人就紧接着问：“我们的官司，什么时候能完？”“完，等着吧！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哼！看运气吧！”他们神气十足地边走边说。提到这些狱卒，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能打洞”。中国的狱卒一向是缺乏人性的，多少生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
在特务所统治的监牢里，这些狱卒们除了承受历代他们的师父、师祖们的遗产，现在又加上蒋介石和他一般徒子、徒孙们的衣钵，残忍、狠毒，可说是登峰造极，空前绝后。
这里“看守所”的所长姓周，是个彻头彻尾的特务爪牙，小米掺沙子，煮饭加上碱，都是他干的。别人说他信佛教，我从两个月的生活来观察他，要是佛教弟子们象他那样，我要念一声“阿弥陀佛”。
他手下的两员大将，一个是黄面獠牙的看守长，一个是眼皮下垂目光低视的老西——典型的特务看守员。这两个小子在日本统治华北时代，当过汉奸。等到国土重光，他们在什么“中美训练班”和类似的地方洗了一个澡，便派来担任这个角色。他们看犯人——我们这一群“政治犯”，好象屠户们看着那圈内圈着的一群猪。这其间，无所谓同情与怜惜，只是仇恨与报复。当然，这些家伙对政治犯，用屠户对猪来比喻还不顶恰当。
在监里的朋友，最喜欢唱的一出戏是：“四郎探母”。而唱得最起劲的，最感伤的一段就是：“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其实，关在中国式监牢里的囚犯，特别是关在特务们统治下的监牢里，何尝比得上“笼中鸟”。陷身囹圄的难友们，不过是这般狠似豺狼的匪徒们一种剥削屠杀的对象而已。我以为做囚犯苦，做中国的囚犯更苦，做中国的政治囚犯，尤其是苦中最苦的了！
每一个人进来以后，头一道关就是检查，在第一次坐牢的人，感到最痛苦的倒不是遍体的搜查，而是那副面孔和搜查时所给他的侮辱，平时的自尊心，这时给他们一扫而光。如果说“士可杀而不可辱”，那么，一进牢门就无法活下去。
女难友们被检查时，就更苦了。这里没有女看守，这些坏蛋，要她们脱去外衣、胸衣、袜子，还要她们脱去仅有的一条短裤。有的就不肯脱，并且带着号叫地抗议：“你知道我是女人吗？”蒋介石的“礼、义、廉、耻”，也在这里被奉行着！
女难友们，凡是长得漂亮的，那个山西籍的看守员，和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看守，就不断地打开那门上的小铁片，从那横着的长方孔里和她们聊天，用许多不堪入耳的调戏的语句，逗引着她们说话，恶棍们是四个钟头换一次班，夜间也是一样，这些坏蛋，在他值班的时候，常常深夜强迫女难友们坐起来，陪他们说话。这样他们就很容易地混过值班的时间。
开口骂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因为你挨了骂，决不敢回口。如果你回口的话，他会骂得更厉害，并且向他们的主子们报告，说你不守所规，企图暴动，那么，皮鞭子会叫你更痛苦。砸上脚镣，戴上铐子，那是轻而又轻的“处分”。
有一个难友，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头痛得抬不起来，仍旧躺在那里。看守便恶声恶气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起来？”他说：“我很不舒服，不想吃饭。”这家伙扳着脸说：“我叫你起来，你就得起来。”他回答说：“我实在不能起来。”于是这家伙就大大咆哮了，痛骂了他足足有三十分钟的工夫，骂完了以后，还对他说：“我今天罚你一天不许吃饭，也不许喝水，看你起来不起来。”
有许多年青聪明而活泼的难友们，他们把握着“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原则，对他们使上了“政治”，“高帽子”，“灌米汤”，“拉交情”，应有尽有的手段。有的还拜看守作“师父”，有的被称作“大帅”。
所谓“案件”，大致审理告一段落之后，他们每个星期可以给我们买两次东西，东西的种类，自然是有限制的，大概每次可以买些烧饼、油条、咸菜、香肠之类，这些东西买到了，看守老爷们照着他们的需要，先狠狠地抽上一次税。
据我的经验，各处监狱里面的看守们，无论由于他们怎么样的残暴，因而引起和苦难朋友们所发生的冲突，他们的主子们，从来没有一次派他们一个不是，而向难友们说一句稍微有点天良的解释。这就是法西斯头子统治天下的大道理吧。
挨板子，压杠子，这是最通常的见面礼。那些“问话”的特务小子们火气非常大，他们总是先让你坐着，一句话问得不投机，伸手就打。过后，又使你坐下，甚至递一支香烟给你。第二句话问的答覆不满意，又照样地如法炮制。可是第二次的刑罚，就更重了。那老虎凳，指头上夹筷子，指头上插竹签，“坐飞机”，就一样一样地搬出来。他们审案照例是在深夜，因为夜里的恐怖性对犯人特别大。我夜间一听见回来的人由鼻中所哼出来的声音，就大概能判断他是受的那一种刑罚。
在北平牢里第二个月，一般情形就比第一个月松懈了点。戒备也不是那么森严了，每天早晨我们可以轮流地被放出去洗个冷水脸。在洗脸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门上铁盖的斜缝中看一看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出来的人，这时候我看到了梁蔼然。近视眼，瞎子一般地摸着走，兜腮胡子长得象一个老头儿了。谢士炎的嘴上两撇胡子也有五、六分长，丁行嘴上是从来没有胡须的，不过他那姣如处女的细白面皮，变得多么苍黄。高履芳穿着一件棉军衣，背显得更驼了，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
牢里附设着一个诊疗室，有病的人可以由班长带着到那里看看病，有许多本来没有什么病的人因为想出去走走，就装着病去找医生。一位姓钱的难友，他告诉医生他的肋骨很痛，向医生要了些敷胸的白粉子，他把这粉子拿回来，用水团成一条一条的粉条，却不用在胸上。等它干了，拿来当粉笔在墙上写字画画，并且写出许多标语，标语的内容可想而知了。听说梁蔼然弄进一锭墨，他在墙上画起整幅的山水。我也用那些粉条，写出一些诗句。
我的屋子又加了几个人。从这时起，生活就比较地变化了一些，日子也比较地容易熬过去。我进来时穿的衣服，也还给我了，我的小女儿不知托了什么人，给我送来被子和一些换洗的衣服，到现在我才能够开始向那爬满我一身的虱子清算。
在我的女儿给我送进来的衣服中，还夹带一面镜子，这镜子是一位女友在出国时和许多东西一块托我存放的，却没料到这时候拿进来了！我看到我的头发白了，胡须长了，眼睛深陷了，脸苍老了！我不忍再看我自己，我也不忍再看这镜子。
已经是初冬了，西北风把树叶吹尽，把水吹成了冰，屋子象一座冰窟。手伸出来立刻就会冻僵，只好整日将身体缩在被子里。爬出来大小便，等于受一次刑法。一碰到早晨的太阳，从东边的窗子晒进来的时光，我们就坐起来，让太阳照在脸上，心上。我用这样的诗句歌颂着它：
你真是一个好朋友，
每天，
天一光，
你就：
跨过海洋，
跨过山岗，
跨过高墙，
跨过两道铁丝网，
向我探望，
我的心，
便立刻感到温暖！
虽然，那一只
黑色的魔掌，
有时把你我隔断，
但我相信，
这样的时刻，
不会久长，
明天，明天你会
更兴奋，
解放军的更光亮，
给我带来，
更多的希望。
我们为了要忘记许多痛苦，要混过这些日子，晚间就轮流着讲故事，但是避免谈个人的经历，因为谁同谁都没有很深的认识，谁能保住特务们不向同屋的人打听同屋的事，谁又敢保证这其间没有出卖朋友的哩！
会唱的人，这些日子也可以唱了，解放区的歌曲特别唱的多。那些只知道作威作福的看守小子们，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曲子的内容，也许会禁止唱，甚至加以惩戒的。有一天忽然听见很远的地方，一个监房的门，开了又关了，不多时就听到一个人在里面唱着英文歌，我非常感动而且佩服这位难友的英勇。他能在一进监牢就打开嗓门高歌，这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没有坐过监的人不会理解到这种心胸的伟大。这个唱歌的人后来同我一直关在军法局和特刑庭，他从东北解来，也是北平案子所牵上的，名叫陈斌。
有一天夜晚，忽然从监房的另一头传来了连续不断的“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命……”的声音，由缓而急，由高而低，我的心弦差不多给他喊断了。声音凄厉而惨烈，是四川的口音，从发音上判断，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后来打听到这个监牢的一半，靠西头的一段，划归“行辕”的“青训大队”做宿舍，里面有五、六百人，都是先关在这里，后来送到那里受训的。这“青训大队”在北平一共有两个，另一个属于“绥署”，有一千五百人，他们受着特务们的训练，生活上是比我们稍微自由一点。但同我们一样的睡在监房里。这个惨叫的青年，就是被环境刺激疯了的许多人里面的一个。他继续嚎叫有两天之久，他的嗓子，也许会喊破了，喊出血来了。我听见他的伙伴们问他：“你的裤子呢？你的褂子呢？你为什么把棉衣服扯得粉碎？”这可以猜想到他一定是裸着体在那里吼叫。在第二天夜里，他正在喊着的时候，一个带着命令口吻的人大骂了他一顿，他还是不住地嚷，那个人好象用什么东西刺了他一下，他哎哟一声，以后这种惨叫就再听不见了。
东面的窗子外边，是一个大空场，紧靠着窗子，立着一行枫树，多少棵，我数不清。枫叶在阳光里红得发紫，真所谓“霜叶红于二月花”。北风狂吼的时候，枫叶一片一片地被吹落，枝条被吹得来回摇曳，但这些英雄一般的枫树，依然地坚立在那里，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气概啊！
阴森森的铁窗外，
挺立着无数英雄，
一片一片的丹心，
被太阳照得更红。
狂暴的北风，
想把它们连根拔除，
可是，它们的脚跟，
站得那么稳重，
要在艰苦中，
撑过这一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