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文化:社会化·生态化·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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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文化回响

01 设计的“再设计”:跨太平洋议程

◎Barry M. Katz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先给大家看一张精美插页,它来自1667年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一书,描绘了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与中国同行徐光启,正在交流对世界的见解。我认为这很好地诠释了IXDC的主题:中西设计师通过合作,求同存异,共创美好事物。

今天,我想讲讲21世纪跨太平洋的设计问题。在我看来,人类在过去200年间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技术平台的演变。

200年前,蒸汽机被发明了。这可不仅仅是个新事物、新产品、新技术,更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平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100年前,电力出现了。下图坐着的是尼古拉·特斯拉,他正在等埃隆·马斯克出现,用“特斯拉”命名他的汽车公司。

然后是五六十年前,二战后,计算机出现了。慢慢地,数字技术又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讲这些是想指出,这200年来设计师一直在应对新技术——有挑战,有机遇,也有危险。有时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有时也会失败。

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大规模生产,现代设计应运而生,我们不再是只做物件的工匠,而是变成了设计师,绘制设计图后,由其他人远程执行。

100年前电力出现后,设计师开始思考,电器应该长什么样子,该怎么用。这是全新的问题。工程师和科学家负责发明,但怎么让电器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得靠设计师。

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出现,数字产品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和工作场所,并逐渐变得不可或缺。那么,如何操作这些产品?这些产品有什么用途?用户体验应该如何?这些不再是工程问题,而成了设计问题。

以上就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那现在呢?我们貌似进入了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所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想一下:过去十年中出现的根本性创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都要多。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难以想象的变革。而这一次,设计师有机会把握主动权。当然,工程师有自己的任务,艺术家也是。而设计师的任务,是在被新现象吞没之前,率先抓住它们。

大家想想:十年前,Google就宣布要开发一款不需要人工操作的汽车。而今,每个汽车公司无不在争先恐后地研发无人驾驶。

十年前,乔布斯宣布苹果公司要卖手机。现在,iPhone已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产品。

十年前,区块链还不存在。今天,它正在颠覆着经济交易的根本。

十年前,P2P经济刚刚萌芽,“社交网络”也只是个时髦词儿,对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而今,每天都有数十亿人在使用。

还有云计算、CRSPR基因编辑技术……变革的步伐快得超乎想象,所以设计师现在更需要去理解这些变革,去引导、塑造它们。

100年前,芬兰建筑师埃里尔·萨里宁(Eliel Saarinen)建议:“始终要把设计放在下一个大时代背景里来思考。”在这样一个技术大规模变革的时代,这句话对设计师尤为重要。我们不能再满足于仅仅设计一个物件、一幅图像或建筑内部格局。我们必须扩充维度,思考设计对我们自己、文化和地球会有什么影响。

这就是设计发展的历史:设计师要解决的问题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而设计师的维度也越来越宽广。两百年前,目标是设计第一把能量产的椅子;一百年前,是要设计第一台电器;五十年前,是要设计第一台数字计算机。下一次要设计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不过,德国数学家和设计理论家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的话启发了我:“好吧,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解决所有简单的问题,所以现在,设计师得开始解决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也是我要给大家提出的挑战。我也是在教学、写作和工作中这样挑战自己的,即抓住霍斯特·里特尔所说的“棘手问题”——难以定义的问题、没有明确起点或终点的问题、不容易衡量成功或失败的问题。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设计师们正在努力解决的、真实的“棘手问题”。你们可能知道,IDEO是一家全球设计和创新咨询公司,在全球九个城市都设有办公室。我想借用IDEO最近的项目,为你们新一代设计师提出7个挑战,它们是7个待解决的棘手问题,是7个超越设计简单事物的挑战。

第1个挑战:重新设计机构。

世界上没有哪个机构不需要即刻被重新设计。例如,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但是医疗保健系统惨不忍睹。还有,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前提是你能负担得起——你准备好了25万美元供孩子上大学了吗?更别提监狱、警局、媒体、政府等机构……作为一个设计问题,改革机构的任务非常有趣,也异常宏大。

第2个挑战:重新设计民主。

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不自称为民主社会,即使是最不民主的体制也愿意自视为民主体制。民主是指人民控制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但在这个时代,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这让我想起了1994年在南非索韦托镇的一张航拍照片:人们在排队投票支持纳尔逊·曼德拉。之前黑人完全被排除在集体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你看,在南非灼人的大太阳下,他们站了几个小时,就是为了投上一票。反观许多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很多人甚至懒得在选举日出来投票。

所以当IDEO接受委托,要帮美国最大、最多样化的选区洛杉矶,重新设计一台易于投票的机器时,我们就把这作为重新定义民主体验的机会。设计师们正开始思考这些宏大的课题,让我叹为观止。

第3个挑战:重新设计城市。

每个花两个半小时从北京东边开车到西边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在IDEO,我们挑战自我,重新设想在一个新的城市环境中,人们将如何生活、工作;在一个无人驾驶的时代,怎么单独通勤、运输货物、移动空间以及集体通勤。再回想一下埃里尔·萨里宁的话,就知道这任务不是设计单独的物件,而是重新设计整个城市系统。对于设计师而言,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挑战!

第4个挑战:重新设计AI。

围棋大师柯洁输给了谷歌阿法狗。人类发明现代计算机,是因为梦想有一天它能“增强人类智能”。但目前我们却不像是被AI增强了智能,倒像是被AI打败了。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得思考如何利用AI增强人类能力,而不是反被AI取代。我们亟需搞清楚如何将AI人性化,在它控制我们的生活、主宰我们的行为之前。

第5个挑战:重新设计生命和死亡。

你们都熟悉摩尔定律:1965年,英特尔的创始人预测,集成电路中晶体管的密度大约每年翻一番,随之计算成本也会每12~18个月下降一半左右。1984年前后,计算机价格一路下滑,跌破了商界、各大政府和机构的门槛,跌进了中学生的书包和裤兜里。接下来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我们也都看到了。

我认为同样的事情,将发生在基因组学上。卡尔森曲线追踪了DNA测序的成本变化。2001年,当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时,一个碱基对的测序费用约为一亿美元。今天,只需花49.99美元买一个套件,17小时内就能完成测序。

现在有几百家公司,开始向大众售卖基于DNA技术的产品。例如,为你追溯血统,推荐最适合你的食谱或你最可能喜欢的葡萄酒。这其中的很多公司,可能一年后就不存在了。但回想20世纪70年代,那十几家计算机公司不也一样,其中很多再无人听过,但有一家,脱颖而出成为了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说不定,这些DNA技术初创公司中,未来就有一家会成为基因界的苹果公司。

我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现在也要问你们:当基因组技术成为大众商品,像计算机一样被人们天天使用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该怎么办?等到这一切发生,才着手应对?那就太晚了。所以,设计师请时刻关注即将出现的下一个大挑战:你准备好重新设计生命甚至死亡了吗?这不是传统的设计挑战,但正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

第6个挑战:重新设计我们的未来。

这是什么样的设计任务?首先,我们永远不会接到这样直接的要求。没有客户会敲敲我们的门问:“你能帮我重新设计未来吗?”但这正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思考世界将如何从线性经济转向可再生的循环经济。线性经济就是从地里挖出原材料,加工成产品,然后再挖另一个洞,把用完的产品扔里面埋了。而可再生的循环经济,是把上一代工业产品作为养分滋养下一代产品。

最后一个挑战:重新设计设计。

设计师要应对如此多大规模的挑战,唯一方法就是重新思考设计是什么。你们大概都认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他因研究决策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说:“每个制定行动方案、优化现状的人,都是在做设计。”西蒙认为,我们设计师不应该再自认为是高高在上的精英。重新设计机构、民主、城市、AI、生命、死亡和未来这样大规模的问题,需要集体智慧,需要男性和女性、年轻人和老年人,还有在太平洋两岸的你和我。

Barry M. Katz
斯坦福大学设计教授

Barry M. Katz博士是第一个IDEO研究员,他也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际交往者。在IDEO之外,Barry是旧金山加州艺术学院工业与交互设计教授、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系设计组顾问教授。他是六本书的作者,其中包括与蒂姆·布朗合著的《通过设计改变》(Change By Design),以及最近出版的《创新:硅谷设计史》(Make it New: The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 Design,MIT Press,2015)。Barry将他在历史和设计理论方面的专业知识用于他与IDEO项目团队的工作,在那里,他从事MRI成像、信用卡、药品等项目的前端研究。他的“叙事原型”通常是为设计团队提供简报,为客户做演示,并协助各种形式的写作和编辑。他认为,无论是技术性的还是未来主义的,没有一个项目不能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丰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