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基于PT 1189.r号所记史事及其背景，这件书状当系964年肃州府主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致礼信函。综合如上讨论，PT 1189.r号所记河西地区几大部族或政权间的交涉史事，虽是一个颇为具体的历史断面，但却反映了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唐宋之际河西地区部族关系与护国信仰的概貌，足可通过这件书状予以管窥和探寻。PT 1189.r号以其多层面的史实信息，集中折射出当时敦煌周边诸多部族碰撞与交流，以及多元文化分异与融合的状况。此点见诸政治文化领域，便是不同部族或政权对于多闻天王信仰的共识和实践，以及对于“转轮圣王”观念的袭用或互鉴。作为政治名号的“天大王”衔称的文化渊源，在此意义上展现出深广的背景内涵和丰富的历史语境。曹氏归义军三代节度使自号“王”或“大王”的文化心态，非惟藉其据有一方而自大自雄这一浅层因素，佛教治国的政治理想和护国佑方的价值动机庶几更占重要地位。曹氏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的诸多史事，亦可循此路径获得较为通透的诠解。

附识之一：本文原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2014年）。发表以后，笔者对于译文和正文作过一些订正和补充。此后，白玉冬先生发表专文，对于PT 1189.r号的年代提出新的观点，刊于《丝路文明》第1辑（2016年）。此文指出：P 3272.v号《甘州使头阎物成文书》（967年）并未提及达怛、仲云参与会盟，故而不能作为PT 1189.r号的断代依据（第107页）；IKS 13号、P 2741号《于阗使臣奏稿》（924年）表明回鹘、达怛、仲云常于途中劫掠前往甘州的使臣，而且达怛、仲云与甘州回鹘系盟友关系，鉴于PT 1189.r号与这一背景存在相似之处，故而此本的年代应在曹议金自号“大王”的931—935年（第117—120、123页）。笔者认为：IKS 13号、P 2741号所反映的部族关系格局，实为唐宋之际河西地区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尚不足以作为断定某一写本具体年代的切实依据；与此相反，P 3272.v号所记“诸部盟誓”这一史事，以及“西州离乱”这一背景，仍是目前可资取信的唯一断代坐标。因此，本文原有结论不变。

（记于2018年6月）

附识之二：最近，陆离先生发表专文，对于PT 1189.r号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再作讨论，刊于《藏学学刊》第19辑（2018年）。此文基于白玉冬先生的断代之说，主要观点如下：P 3272.v号《甘州使头阎物成文书》（967年）以及相关写本表明，曹元忠掌政时期，归义军已经不能控制肃州，此时甘州回鹘完全领有肃州；PT 1189.r号明言肃州属于“阿郎大王（归义军节度使）城垣”，同时甘州回鹘对于肃州事务仍然保有相当的干涉权，肃州府主为求庇护归义军辖境来的窃贼，未将窃贼交予甘州回鹘；P 3272.v号与PT 1189.r号所记并非一事，故而后者的年代应在931—935年（第67、69—72、83—85页）。笔者认为：基于PT 1189.r号藏文原文和前后语境，其与P 3272.v号所记仍为一事。PT 1189.r号所谓肃州属于“阿郎大王城垣”，实为居于甘、沙两强夹缝下的肃州府主对曹元忠的一种说辞，这与肃州实际依属甘州回鹘并不矛盾。至于窃贼，当系西州“逃人”及其所纠合的“诸处贫下”，并非全系归义军属民。因此，本文总的结论不变。

此外，陆离先生强调，PT 1189.r号中的Thyen the'i wong（天大王）衔称完全出自汉地传统，并举P 3882. 2号《张元清邈真赞》称曹议金为“承天托（拓）西大王”为例（第66—67页）。他将“天”视作“承天”的省称，尚有未尽周致之处。汉地政治传统之中，确实存在“天王”之号。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君主称号，通常经过“王”→“天王”→“皇帝”这一不断抬升的过程，亦有因故将“皇帝”降为“天王”的事例。及至唐宋之际，仍有类似事例。根据S 1563号《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914年），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894—914年在位）911年败于甘州回鹘以后，国号“金山国”改称“敦煌国”，王号“天子”降为“天王”。然而，通观PT 1189.r号以及相关写本，当时不同部族或政权对于政治名号的袭用或互鉴蔚为风尚。笔者认为：“天大王”与“天王”并无本质不同，这一衔称难保不受突厥回鹘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可以释作“天”与“大王”的合体。汉地传统中的“天王”即便古已有之，此时恐已突厥-回鹘化了。

（记于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