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广《记高昌碑》的文献源头

这篇《记高昌碑》出自胡广（谥号文穆）所著《胡文穆公文集》。按《晁氏宝文堂书目》记述嘉靖间藏书情况，即著录“《胡文穆公文集》旧刻”，^[1]焦竑《国史经籍志》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明清藏书目录均称胡氏《文穆集》为十九卷。^[2]然而这部十九卷的原刻本，“明末兵燹，集版毁没，仅有纸刻存留于家”，^[3]目前所见版本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胡文穆公文集》（索书号5823），此系乾隆十六年（1751）重刻本。该文集卷首分列乾隆十五年及次年米嘉绩和上官谟撰写的序文，以及后裔张书《重修文穆祖集序》。这部重刻本卷数为二十卷，“其原本一十九卷，仍前编定，其扈从诗四小卷未入卷内，兹将此卷合为一卷，足成二十”。^[4]所谓“扈从诗”是指胡广扈从明太宗朱棣北征蒙古时所作多篇诗文及日记，这些篇什此前或名以《扈从集》单行，^[5]至此勒为一编。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将此二十卷本《胡文穆公文集》列入存目类，四库馆臣已注意到这些碑铭的历史学价值，谓“惟《记高昌碑》有裨史事，《李元忠神道碑》所载事迹颇详，亦足备唐史之阙耳”。^[6]

以上就是《胡文穆公文集》的版本流传情况。该书收录的《记高昌碑》涉及上述六种西域历史碑铭，就其具体来历，胡广自称“近年朝使往西域回，摹打高昌旧碑六本来进”，写作时间署“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庐陵胡广记”。^[7]胡氏所言“朝使”指谁呢？

我们都知道，永乐年间最为著名的通使西域者当数陈诚。^[8]据陈诚《狮子赋》记述，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戊子，“发酒泉郡，出玉门关，道敦煌、月氏，经高昌、车师之故地，达蒙古、回鹘之部落”。^[9]陈诚于是年三月初一日至火州城，此地即麹氏高昌都城旧址及唐朝伊西庭节度使管辖重镇。陈氏叙述其见闻说，该地“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日人烟虽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东边有荒城基址”。^[10]同时作诗云：

高昌旧治月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遗迹尚存唐制度，居民争睹汉官仪。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征马不知风土异，隔花犹自向人嘶。^[11]

陈诚使西域还朝的确切时间为永乐十三年十月。^[12]胡广《记高昌碑》恰好写于当年十二月初十日，这与陈诚出还西域的行期亦正相合。最为关键一点的是，陈诚临行之际，永乐十一年秋八月既望胡广为其作《送陈员外使西域序》云“子鲁宜考其山川，著其风俗，察其好尚，详其居处，观其服食，归日征诸史传，求有合焉者，则予言为不妄也”。^[13]这样看来，胡广与陈诚（字子鲁）素有交往，并嘱托陈氏在出使途中要留心西域山川风俗。据此判断，陈诚路经火州故城注意到当地残存“僧堂佛寺”及“梵宫”，高昌麹氏四种碑铭均与捐施佛教寺院有关，或拾获于此地；“神道荒凉卧石碑”盖指大唐《李元忠神道碑》。综上所述，胡广所称“朝使”当指陈诚，途径火州城时摹拓了这六种高昌旧碑。

[1]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上《文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4页。

[2]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集类·别集》，万历三十年刻本，叶68b。黄虞稷著《千顷堂书目》卷一八《集部·别集类》，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9页。

[3]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首《重修文穆祖集序》，乾隆十六年重刻本，叶1a。

[4]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首《重修文穆祖集序》，叶1a。

[5]详见杨士奇著《东里文集》卷一二《故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赠荣禄大夫少师礼部尚书谥文穆胡公神道碑铭》，刘伯涵、朱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76页。

[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集部·别集类存目二》，中华书局影印浙本，1965年，第1553页上栏。

[7]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九《记高昌碑》，叶31a、叶37b。

[8]参见王继光《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3—151页。

[9]陈诚《陈竹山先生文集》内篇卷一《狮子赋》，雍正七年刻本，叶39b—40a。

[10]陈诚《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0页。

[11]陈诚《陈竹山先生文集》内篇卷二《哈密火州城》，叶6b。

[12]《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九，永乐十三年十月癸巳，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8册，第1884页。

[13]陈诚《陈竹山先生文集》外篇卷一《送陈员外使西域序》，叶3b—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