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红军长征的起因是第五次军事反“围剿”的失败，而这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就在于博古、李德等人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错误的思想路线开始在党内蔓延，才导致了战略转移。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深入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为全面确立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前四次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集结重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等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并改变了以往的战略与战法。敌变我亦有变，毛泽东提出外线作战以调动敌人的战略战术。然而“左”倾路线执行者只知进攻而不知适时的退却，反而以弱击强，致使军事节节失利。其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都受到严重的损失，根据地不断缩小。“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再次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重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是很有必要的。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革命根据地建设好端端的局面后来之所以丢掉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领导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正是他们不再使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把奉行这些正确战略战术原则的毛泽东等人排挤出党的领导机构，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在南昌设立行营亲自坐镇指挥，企图“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与之相邻近的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还从国外专门聘请了一位军事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67岁的退休将军赛克特。赛克特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战术”：以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一边缓缓推进，一边修筑碉堡，不断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将红军压缩在狭小区域内，聚而歼之。蒋介石深以为然。在赛克特的参谋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苏区。

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已发展至八万多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仍然是可能的。但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左”倾冒险主义者执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其中军事顾问李德就要承担主要的责任。1933年10月初，共产国际派来一位军事顾问——李德，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三年后毕业。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被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手下担任一名顾问。李德之所以被选中派往中国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经验，而当时统治中共全党的王明路线正在搞“城市中心论”“夺取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俄语、英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第五次军事反“围剿”开始时，李德正好来到中央苏区。李德是作为一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被派往中央苏区的。他在1973年写的《中国纪事（1933—1939）》一书中自述：“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2]但是，到苏区后的情形却远非如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据李德回忆：“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3]

那么，李德是怎么指挥的呢？据给他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也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4]

在第五次军事反“围剿”中，军事行动都是按李德那一套进行的，什么“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完全是一条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军事路线。李德不懂中国的国情，面对蒋介石和赛克特的堡垒推进，“步步为营”，他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以碉堡对碉堡”。结果，国民党军队步步推进，而红军在节节抵御中屡遭败绩，伤亡严重。据陈云同志回忆：“‘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分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5]

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和减员很大等情况，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从福建建宁地区迅速回师江西，会同新从龙冈地区调来的兵力，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国民党军“决战”。4月10日6时，国民党军开始向广昌实施进攻。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坚守盱江东岸大罗山、连福峰、白叶堡阵地，抗击敌河东纵队；红九军团和新从龙冈地区调来的第二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红三军团第五师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武装保卫赤色广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号召，依托阵地，向进攻之敌实施“短促突击”，连续打退敌人两次进攻，歼敌第三十三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官兵120余人。鉴于其河东纵队受阻，陈诚即改取以河东纵队在盱江东岸钳制中央红军主力，河西纵队向前推进。但是，博古、李德没有觉察到敌情的变化，仍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坚守河东阵地，与敌对峙。

4月27日，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的兵力开始会攻广昌，不到半天，便把李德所谓坚固的永久性工事轰平了，守备在工事里面的红军战士壮烈牺牲。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众敌夹击下经过一天激战，发动了多次突击，均未成功，受到很大伤亡。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退出广昌。在这场战役中，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1/4，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给尔后红军的反“围剿”带来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对于广昌保卫战的失败和部队遭受的重大伤亡，广大红军指挥员极为不满。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回忆广昌战役时曾说：“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当天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彭德怀和杨尚昆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彭德怀批评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创造根据地之不易，他说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6]红军在付出了伤亡几千人的代价后，终于被迫撤出了广昌。

广昌失守之后，博古、李德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继续固守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做法，这时中央苏区的生产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部队供给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已十分困难，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9月上旬，“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经极度匮乏，红军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进攻已经根本没有可能。当时，中央苏区一度执行“左”的查田政策，致农民“反水”。据陈毅同志讲，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地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孤立。[7]中央红军开始了更艰苦的防御作战，一味与敌人拼消耗，博古、李德等被迫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

然而，此时突围已非易事。面对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坚持“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只承认打而不承认走，实际上是不会走，当然就难以做到早走、快走，而在战略转移开始之初的一场大搬家式的军事行动，使自己处于处处挨打的被动地位，未能抓住一些有利时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至于在转移中继续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起初尚得益于与粤军签订的借道合约，中央红军才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湘军也打“小算盘”，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渡湘江时，没有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酿成了一次极为严重的损失。

从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兵力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及中央纵队力过湘江，被国民党军队阻隔在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据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亦减员很大。”[8]

此时，中央红军是继续执行数月前制定的既定战略继续向湘西，还是根据已经变化的敌情加以适时调整呢？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已命令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去往湘西的沿线构筑了多道封锁线，可谓凶多吉少。如红军一意孤行，无疑是以数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做赌注，是以中国革命的前途做赌注。许久隐忍未发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反对再向北走，在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支持的情况下，召开了通道会议，力主中央红军转入贵州。接着，在黎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接受了毛泽东向黔边发展的主张，否定了“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改向川黔边区进军，开始了正式的战略转移，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折。由于军事顾问李德几次干扰军事方针的实施，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限制了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为战略转移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1935年1月4日一早，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刚刚率全团渡过乌江，总参谋长刘伯承便命令他们作为前锋，向遵义急行军。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红六团就推进到团溪镇。1月7日凌晨，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紧张的酝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作用。

早在第五次军事反“围剿”过程中，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战略性建议，均被“左”倾领导者所拒绝。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一些同志明辨了是非，转变了错误立场。

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的是当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伍修权回忆说：“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9]

接着，毛泽东又做张闻天的工作。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有着相同的看法。长征开始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开始对他解释第五次军事反“围剿”中中共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据张闻天回忆：“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10]

在同毛泽东商议后，王稼祥出面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于是，召开会议的条件就成熟了。据耿飚同志1990年在纪念张闻天同志的座谈会上回忆，（在黄平县）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11]王稼祥将这个消息先后告诉彭德怀、毛泽东等同志。据聂荣臻回忆：“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