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军上下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城内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历史终将赋予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贡献。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13]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对博古的这一结论，大家都不同意。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当时白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争薄弱，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大家认为，这虽然也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期，各根据地也是处于被分割状态，根据地的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小，白区开展的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很有限，但是红军都取得了胜利。
博古还强调，由于中央根据地的后方工作、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这更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事实上，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中央苏区的支前工作做得是很出色的。当时，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号召下，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尽管战争激烈，条件艰苦，但红军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障。说支前不力，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博古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后来，他在中共七大上说：“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14]
博古报告结束之后，周恩来接着作报告。周恩来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了军事问题，他检讨了“三人团”在战略战术方面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做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李德、博古。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贡献。毛泽东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这次会议之所以开得很好，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也说：“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15]
接着，张闻天发言，他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作的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张闻天发言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惊。他说：“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反‘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16]张闻天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即李德）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接着，张闻天批评了博古的错误领导：“博古，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使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17]据参加遵义会议的杨尚昆回忆：“我当时是三军团政委，与军团长彭德怀一起列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18]
张闻天的“反报告”，使与会同志们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一下迸发出来。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对他当面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显然张闻天的报告完全出乎意料。虽说他预想到同志们可能会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未想到是这样彻底地否定他。
张闻天讲完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遗憾的是，毛泽东发言的原始记录迄今未查找到。毛泽东在陕北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在当时发言的基础上整理的。毛泽东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据周恩来回忆，毛泽东的发言用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毛泽东概括的这三个“主义”，颇为深刻、准确：先是冒险主义，指的是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继而是保守主义，指的是广昌之役，阵地战，堡垒对堡垒；然后是逃跑主义，仓促突围，实行逃跑。
王稼祥因负伤是坐着担架去开会的。毛泽东讲完后，王稼祥激动地发言，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据伍修权回忆：“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19]后面这句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收入了《朱德年谱》。[20]另一些资料提及朱德在会议上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21]朱德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
由于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总在夜间举行，16日、17日又接连开了两个晚上的会。1月16日，刘少奇和李卓然从棉山关赶到遵义参加会议。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出席了16日晚的会后匆匆赶赴前线——因为会场所在的柏公馆的主人柏辉章率师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围剿”军团第六师，战事紧迫。据伍修权回忆：“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22]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3]
遵义会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集中讨论军事路线问题，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判，认真开展了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开始负责军事工作，从此开始改变了错误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上，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的革命问题，这成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原则上的让步。对此，张闻天深有感触：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24]
2月5日前后，红军转战到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做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经过周恩来做工作，博古正式交出了中共中央负总责的权力。后来，周恩来谈及这一过程：“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25]
在博古准备交权时，凯丰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把象征“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这样，博古结束了自1931年9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个月的领导地位，张闻天接替成了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走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2月6日，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镇，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从2月6日开到2月8日，史称“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共分14节，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是在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遵义会议决议太长，不便于以电报发往各处，张闻天对决议加以压缩，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1935年2月8日发出。
决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军事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议强调指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中，在敌人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部分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这就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致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继续与敌人拼消耗，从而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26]。
军事路线是否正确，要经历革命战争的检验。四渡赤水就是对遵义会议成果的一次真正检验。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战役，是一场3万多人对40万人的悬殊较量。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改变了以往呆板的军事打法，恢复了过去军事指挥上的灵活应变，根据革命战争的实际，敌变我亦变，在变化中寻找战机。此时，敌强我弱，又没有后方根据地的保障，怎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呢，只有虚实结合，实行大范围的机动作战，灵活用兵，才能在机动中歼敌，只有兵不厌诈，才会从被动走向主动。为此，毛泽东领导红军队伍时而声东击西，时而忽南忽北，时而即打即离，反复迂回曲折，不断纵横穿插于敌方重军之间，把国民党的作战部署打乱了。红军一渡赤水，轻装向西；二渡赤水，占领娄山关、遵义，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三渡赤水，虚晃一枪；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将计就计，红军出兵石鼓渡口，百转千回，出奇制胜，终于突围成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终于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游击战、运动战的成功应用，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决策，扭转了形势。通过遵义会议，党领导的红军又恢复了以往正确的军事领导和路线，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的军事思想的正确。刘伯承回忆四渡赤水时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27]
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基本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确立了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具体来讲，它总结了过去在军事、思想等方面的错误，进行了组织上的新的安排，例如取消了原来的军事“三人团”，选举毛泽东为常委等，确保了正确的决策和意见在党内的实行。另外，这次会议以民主的形式解决了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增进了内部的团结，同时也发扬了党内的民主和集体智慧，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体制，完善了党领导军队的体制。3月11日，红军转战到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又成立了一个指挥机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28]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苟坝会议上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毛泽东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对于毛泽东而言，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
此时，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出现了“一股小小的余波”，他们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为此又召开了会理会议，平息了这种抵触情绪，确定了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任务，统一了领导核心和高级干部的认识，维护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维护了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
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次明确肯定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29]。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了党自己的问题。从盲目服从共产国际到独立自主，是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转折，这是从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实现的伟大转折。陈云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