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发展到了唐代，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成千累百的诗人在那一时期先后出现，他们以各有特色的诗篇，从多方面来反映那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使后来的读者真如置身山阴道上，但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应接不暇。在那众多的诗人之中，白居易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白居易的诗歌，不仅在数量上比其他任何唐代诗人流传下来的都要多，在内容上反映社会生活也是较为广阔的，而在艺术创作上更显示了他自己的特色。
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不仅流传于他的朋友之间，在宫廷和民间、甚至在国外也曾经广泛地流传过；在唐以后的历史上各阶层的读者中间也有广泛的影响。在今天，白居易的诗歌也还有不少的篇幅博得了人民的喜爱，人民把它当作祖国文学中的瑰宝，珍视着它，热爱着它，并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作为滋养料，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新诗歌更加迅速地成长。但是，在那些篇帙浩繁的白居易的诗歌中，也有在今天看来是无益的部分，这是必须加以区别和抉择的。为了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祖国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们尝试编选了这一部《白居易诗选》；为了帮助初学者理解这位历史上的杰出诗人和他的诗歌，对于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我们在这篇前言和有关的注释中也略加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生活在和我们迥然不同的时代。他诞生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所谓“中唐”时期。他的先世原是太原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但他本人却出生在新郑（今河南新郑），后又迁居荥阳。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卒于武宗会昌六年（846），中间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个朝代。那曾经是集中的统一的和强大的唐帝国，已逐步走向它的下坡路，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封建统治集团正处于分崩离析，即将瓦解的前夕。这中间，虽然有一两个皇帝曾经希图“中兴”，无奈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没落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农民革命的风暴也还没有起来，李唐王朝建国初期对于农民所作的某些让步，某些改良的措施，曾经施行过的一些“仁政”，已经荡然无存。例如，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的“租庸调”法，和行之虽不彻底但对于恢复农业生产仍有一定作用的“均田”制，这时都已遭到了破坏；代替它们的是新的压迫和剥削。大地主的庄园土地日趋集中，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降为农奴或奴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法，剥削是更加残酷了。此外，还有不少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甚至是公开的掠夺，如“宫市”、“白著”等，真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人民受着熬煎，到处是混乱，到处是黑暗。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正直的诗人能有什么光明的出路呢？
光明的出路是没有的。
白居易就是在愤激、苦闷和矛盾中，度过了他的一生[1]。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白居易度过了他的童年。约当十一二岁的时候，藩镇割据的战争烽火迫使他不得不避难越中（今浙江一带），不得不和广大的人民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约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曾经一度到长安应试，希望在仕进之途上找到一条出路。他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初次显示出他的才能，使得老诗人顾况大为赞赏。可能是由于顾况的推崇，他在当时的诗坛上获得了一些名声，可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虚名对他却并无多大的帮助。在污浊而又冷淡的空气中，白居易在长安住了一些时日，最后仍不得不离去，在漂泊羁旅之中，过着贫困的生活。“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朱陈村》），便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德宗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卷土重来，参加进士考试，次年，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以第四名及第。此后，他又曾参加过几次科目不同的考试，在宪宗元和元年（806），授官盩厔县尉，开始步入实际的政治舞台。县尉是封建王朝统治机构中最低级的小官，先于白居易的唐代诗人高适曾担任过这样的官职。在这个职位上，一方面对上级的官吏要奔走逢迎，另一方面对属下的人民却要直接进行压迫和掠夺。高适曾把这种可厌的官场生活归纳在这样的两句诗里：“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这样的官场生活，也是白居易所不乐久居的。先于白居易的唐代诗人杜甫也曾经被授予这个官职。杜甫没有就任，理由是：“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而白居易，按照当时的科举出身的一般途径，就任了这个官职，他被安置在这个可厌的职位上，这自然是无可奈何的事。无怪他发出慨叹说：“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闲。”（《病假中南亭闲望》）但是，在那将近两年的县尉任内，他却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白居易亲眼看到了唐代官僚政治的腐败，亲身体会到了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的疾苦，这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源泉。从这时起，白居易真正地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写下了像《观刈麦》、《长恨歌》等著名诗篇。元和二年的冬天，白居易被调回长安，又经过考试，授官翰林学士；三年，被任命为左拾遗。这时，白居易除了一般的启奏之外，他更有意识地以诗歌作为手段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如他在后来写给他的朋友元稹信中所说的：“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这里所说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歌指的便是白居易诗歌中最值得注意的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这一些“讽谕诗”，大都是他在谏官岗位上写成的。在这些诗中，他色彩鲜明地表示了他的开明的政治态度和进步的政治主张，他尖锐地揭露了朝廷上的高级官员的巧取豪夺，地方官吏的进奉邀宠以及他们的穷奢极侈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在这些诗中，他特别揭露了由于宦官掌握了当时的军政大权，他们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种种不合理的措施，和在经济上极端残酷的剥削，造成了人民的严重的灾难。诗人的同情是在人民一边的。这一些诗歌在当时曾经发生过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使得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大为不满，如白居易在给元稹的同一封信中所说的：“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也就在这个时候，白居易以诗歌为武器，开始参加了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白居易无论从他的政治经历和他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或是从他在启奏中和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政治主张来看，十分明显，他是站在当时以科举出身为其特征的新兴的政治势力方面，而反对以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和握有实际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的。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但是，他的主张并未得到胜利，不久，他在遭受一连串的打击、排斥和诬蔑之后，在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这在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和创作生活中是一个较为显著的转折点。这之后，他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改变他的政治态度，但是，他的锋芒却没有这之前那么显露了，而在某些场合采取了随遇而安、息事宁人、避开尖锐斗争的妥协态度。他几次出为刺史（元和十四年任忠州刺史、穆宗长庆二年任杭州刺史、敬宗宝历元年任苏州刺史），几次调任朝官，直到他七十一岁的高龄，于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的时候，虽然他也颇为关心国家的政事，没有忘记人民生活中的疾苦，并且仍然企图为人民做一些好事（事实上也做出了一些好事，如在杭州刺史任内，于西湖兴修水利等），但是，他的早年的政治生活中的锐气已是大为减退了。他的出为杭州、苏州刺史，长期求任东都分司，不愿在朝，便是竭力避开当时的政争，希图远祸的表现。白居易在诗里也不讳言这一点。那极言直谏的拾遗风采逐渐消失在“乐天知命”的庸俗的生活状态之中，由元和谏官一变而为“香山居士”和“醉吟先生”。那早年的表达他的强烈的政治观点的“讽谕诗”是不多见了，在他自己所手编的诗集中，“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却占了很大的篇幅——虽然在这些诗歌中也有一些深刻地反映了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和他的某些“讽谕诗”比较起来毫无逊色；虽然这样的分类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从它们总的政治倾向上来看，这毕竟是两种不同倾向和两种不同风格的诗歌了。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中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矛盾。
二
任何一个古代的伟大诗人，他的思想和创作都不是单纯的而是相当复杂的，白居易自然也是这样。
白居易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这反映着他在创作这一些诗歌时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情况。从大体上说，在他的早年的作品中，白居易更多地着重于思想内容和题材方面的发掘，而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则更多地着重于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的探求，虽然在他的许多优秀的诗歌中（不论是早年的或晚期的），题材和风格、内容和形式大都是密切结合、和谐统一的。在白居易的创作思想上和生活态度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矛盾，这就是“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矛盾。这一种思想上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多次地表现出来，而最集中也最完整的表述，则是他的著名的《与元九书》中的一段话，他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觉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居易在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他对于出处进退、立身处为世的见解；在这里，他又谈到了对于自己诗歌的看法；同时，他也说明了他的“奉而始终之”的“道”和“言而发明之”的“诗”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矛盾，在他的思想中和创作中是长期地并且也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只是它的表现的形式时有不同而已。大致看来，在他的创作的早期，在写《新乐府》和《秦中吟》以及其他的“讽谕诗”的时候，在他的思想里，“兼济”的思想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当他处在无可作为，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或是在政治上遭受到打击或排斥的时候，特别是在他的暮年，饱食闲居，皈心佛教的时候，“独善”的思想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在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场合，不论是在他的“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或“杂律诗”中，“兼济”和“独善”的思想则是互相掺合在一起并且又是互相矛盾着的。当他看到了在烈日炎炎下拾麦穗以充饥肠的农妇的时候，在他写《观刈麦》的时候，他想到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他感到了内心的愧疚：“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他想到要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当他穿上了新制的布裘的时候，他“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他认为：“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他产生了这样的愿望：“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他在谏官的岗位上，固然写出了像《新乐府》、《秦中吟》之类目的在于“兼济”的诗，当他遭受到打击的时候，在他的转徙生活中，路过洞庭湖时也写下了《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这样的诗。在这首诗中，他想到了当时如果能有大禹这样的人出现，化水患为水利， 来解除人民的疾苦，那是如何的好啊！他即使是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在那夹杂着很浓厚的佛家思想的《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中，也还没有忘记那一些“大寒之月，躶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的舟子；当他想到自己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时，便感到“适愿快心”。从总的倾向上看，在“兼济”和“独善”的矛盾中，“兼济”的思想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方面。白居易的这一些愿望，自然是善良的愿望，但是，在当时，却是无法实现的；或者即使在某一项具体的措施中，一点一滴地实现了，但是，他的这一些善良的愿望，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的。这便是他之所以在思想上发生矛盾，在生活中感到苦闷的根本原因。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归根到底，我们应该归之于黑暗的封建制度的罪过，封建统治阶级的罪过。
白居易的愿望是善良的，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他的心情是苦闷的。在他的思想中，有儒家某些进取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道家退让的清净无为的，以至于佛家悲观出世、因果报应思想的消极的一面。在他的实际生活中，白居易有他勇敢的一面，也有他懦怯的一面；他有时敢于极言直谏，为民请命，但有时又表现为安分守己和明哲保身。一方面，他是一个伟大的关心人民疾苦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封建王朝中食禄奉公的官吏；一方面，他是一个精神界的战士，但在另一方面，无可否认，他在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个乐天知命、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庸人。然而，唐代诗人白居易思想和生活上的这一些弱点，这一切，已经属于过去；白居易离开我们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他所生活着和他使感到苦恼的那个人民处于无权状态的可诅咒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但是，诗人白居易那些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诗篇却还活着，没有失去它们的生命力，它们是属于未来的、属于人民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为了叙述上的方便起见，我们把他的诗歌分为讽刺诗、叙事诗和抒情诗三方面来考察，而没有按照他自己原来的分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来叙述。不论是在讽刺诗、叙事诗、抒情诗或是其他的题材方面，他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指导着白居易进行创作的是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观点，特别是在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这两组诗里，这一些观点表现得更加鲜明而突出。在《新乐府》的序言中，他明白地告诉读者，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一些诗是有所为而作的，他是有意识地继承着《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用诗歌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反对那一些“嘲风雪，弄花草”的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的创作倾向。他在《策林》六十八、六十九中，论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时，也表示出同样的观点。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之下，白居易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这一些诗都是有所为而作的，为着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服务的，这是他的诗歌的主流，他的诗歌中的精华部分。但在白居易的诗歌中，也有一些篇幅，是离开他的这个创作思想的，或者简直是和它相反的，他也曾写出了不少宣扬道家虚无思想和佛家出世思想的诗，这一些都是无足取的，这是他的诗歌中的糟粕部分。此外，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他的同一时期的作品中，甚至在同一首诗中，精华和糟粕是糅杂在一起的，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影响的作品也是不少的。这需要加以审慎的区别和具体的分析。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讽刺诗占了很多的篇幅，这些诗大部分集中在他自己所编的“讽谕诗”里。此外，他还以寓言诗的形式写了不少讽刺诗。作者写这一些诗的动机，本意是在给封建统治者看的，借此以进行“讽谕”即规劝的，希望他们看到了这些诗，能够有个回心转意，反省一下自己的罪过，因此而幡然改悔；可是，在客观效果上，“讽谕”或规劝却变成了揭露和讽刺。由于客观的现实社会太黑暗了，作者情不自禁地把他讽刺的火焰、他尖锐的笔锋，指向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在客观上，他成了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代言人。他憎恨和诅咒种种不合理的制度、极端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揭露那些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的生活；他同情人民的不幸，为他们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的生活而忧伤。在《采地黄者》、《重赋》、《伤宅》、《轻肥》、《歌舞》……等一系列的诗中，他采用了鲜明的对比手法，写出了存在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合理的现象。朱门里白面郎的肥马饲料，正是从饥肠辘辘的贫苦的人们口中夺走的活命粮；破产的荒村中老人和孩子衣不蔽体，体无余温，而官家的仓库里的绘帛丝絮却堆积如山，日子久了竟至化作灰尘。在《轻肥》中，白居易着重描写了权贵们奢侈豪华的生活，在结尾处，他指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歌舞》中，他着重描写了权贵们日以继夜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在结尾处，他指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这是一种如何令人战栗的呼声！在《红线毯》中，他愤怒地指责当时的官僚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在《杜陵叟》中，他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虽然仍抱有幻想，但他已忍不住满腔怒火，指出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在《缭绫》中，作者尖锐地提出了“织者何人衣者谁”的问题，而他的答复是：“越溪寒女汉宫姬。”在这里，诗人虽然还不可能具有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却朴素地观察出了封建社会里不合理现象症结之所在。这样的对于社会生活的观察，白居易的前辈诗人杜甫曾在他不朽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鲜明地表达出来，而在白居易的诗中，他同情人民、憎恨权贵的弥足珍贵的感情，也表现得十分强烈。他用鲜明的对比手法，揭示了下层社会的不幸和上流社会的无耻。这一种可以收到显著艺术效果的表现方法，是白居易许多艺术表现方法中惯于使用的一种；而在他的讽刺诗中更形成了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叙事诗所占的篇幅虽然不多，著名的只有《长恨歌》、《琵琶引》等，但编入“讽谕诗”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叙事诗。在这一些诗歌中，白居易显示了他巨大艺术创作才能的又一方面。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在我国诗歌、戏曲和小说中是数见不鲜的，而白居易的《长恨歌》这一首叙事诗却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篇。这不仅是因为这首叙事诗有其首创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艺术上具有极大的魅力。在这首叙事诗中，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被玩弄、被牺牲的女性——杨贵妃方面，而对于马嵬坡军事哗变的首要负责者唐明皇，在委宛曲折的叙述中却加以谴责。作者并不同意以同一题材作小说《长恨歌传》的、他的朋友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的意见，他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虚构的故事情节，烘托出值得同情的杨贵妃的形象。她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忠实于爱情，和她对比之下，那玩弄女性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在这诗中的一切行为，包括他的“夜半无人私语时”的誓言，就显得十分虚伪了。在读了这首叙事诗之后，读者的感情将不得不跟随诗人的“上天入地”的波澜起伏之笔而动荡起来，在最后，读者也不得不把他们的同情寄予这一个无辜牺牲的女性身上。在这首叙事诗里，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是主要的，它使显示着白居易创作特征的现实主义退居于次要的地位。《琵琶引》的写作方法和《长恨歌》有所不同，现实主义在这里占了上风，从开头到结尾，作者对于人物和音乐以及四周景物的描写，都极大地发挥了他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本领。诗中的描写对象——弹琵琶的女子，不一定实有其人，但是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象。宋朝的批评家洪迈曾经说过，在这个形象中，可能还包含有作者自己的成分在内，
写他的“天涯沦落之恨”。洪迈的这种说法是颇有见地的。在这首叙事诗中，作者以大量的篇幅来描写音乐，在那一些具体赋予音乐以形象的描写中，作者所着意刻画的也还是弹琵琶女子的形象，她不平静的像浪潮一样起伏的心情，她不幸的生活遭遇，她像一曲悲歌那样动人的哀怨，都一齐在琵琶声中迸散出来。作者对于四周景色的描写，对于诗中描写人物以及她的思想感情同样也起着极大的渲染作用。这一切，都是作者最擅长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在这首诗中的具体表现。当然，在许多大作家的作品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往往是密切结合着的，但在某一具体作品中，却总是有一种创作方法居于主导的地位，在白居易的叙事诗中，情形也是如此。
白居易的抒情诗是较为复杂的。在思想内容上，他早年和晚期的诗有很大不同；在艺术风格上也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时期所作的，也往往不尽相同。但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点似乎是先后一致的，那就是在他许多优美的抒情诗中，在抒写作者思想情感的同时，也出现了作者纯朴动人的形象。抒情性和形象性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此外，在另一些场合，抒情和写景也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描写外界迷人景色的同时，作者情不自禁地敞开了他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一些创作特色，在他最早的作品如《江南送北客……》、《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后来的作品中，如《春江》、《钱唐湖春行》、《杭州春望》等律诗和《同李十一醉忆元九》、《暮江吟》、《竹枝词》等绝句中，也分明地表现出来。在一些健康的抒情诗中，特别是在一些律诗和绝句中，那形象和景色是优美的，音调和色彩是和谐的，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情绪也是乐观的。这一些健康优美的抒情诗，不但是在白居易个人的诗歌中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就是在整个我国古典诗歌领域里，也都是值得赞许的特出成就，它们给予读者以极大的美学上的享受。
从全部白居易的诗歌看来，他的诗歌语言是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但同时又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的。“老妪解诗”自然是一个虚构的流传于诗坛上的佳话，但是，从这个传说中，我们也不难理解，诗人在语言艺术上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在明代评论家胡震亨的《唐音癸签》中，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以作为白居易在这一方面努力的佐证。我们很难设想，诗人不在语言上作过这样的一番努力就能达到如此高度的艺术成就。
白居易自然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他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吸取了创作的源泉，发挥了独创的精神，他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曾经给予当时以及后来的诗歌以巨大深刻的影响。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也分明显示出先于他而存在的我国古典文学传统对于他的影响，他的许多前辈诗人对于他的影响。白居易对于祖国文学遗产是十分珍重的，他曾多次表示他是有意识地继承这一份文学遗产，特别是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的宝贵的文学遗产。他对于前辈诗人陶渊明、陈子昂、杜甫更表示了极大的推崇，他并不讳言他的某一些诗就是仿效他们而作的；例如，《新乐府》就是直接继承了古代的乐府诗而又加以革新，并且又接受了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等“即事名篇”的创作方法，并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另一方面，白居易又接受了我国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竹枝词》以及在风格上和形式上与《竹枝词》接近的作品，便都是在民间文学直接影响之下，经过融会贯通而创作出来的。这一些作品不仅在情调上和民歌接近，在表现手法以及在语言上也都是和民歌相接近的。不仅如此，这一种影响有时更扩大到白居易的某一些篇幅较长的诗歌中，使得这一些诗歌也带有民歌的风味。
白居易的诗歌是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的。他的诗在他生活着的当时就已经较为广泛地流传开了，他曾经以此自豪过，在《与元九书》中，他写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稹也承认这个事实，并又补充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的这一些流传很广的诗歌，在当时就已经为不少人所仿效，并称之为“元和体”。这所谓“元和体”，在后来则又变成了通俗的歌行的代称。它不仅影响了中唐以后的一些唐代诗人，而且在宋代诗人以及宋以后的一些诗人中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封建时代，一个诗人的作品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读者，确是一个罕见的现象。白居易诗歌的完美艺术形式以及在他的诗歌中所达到的高度艺术成就，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灵。根据一些有关的记载，白居易的诗歌不仅在国内，在当时一些邻近的国家和民族中，也曾得到相当普遍的流传。“姓名过海流入鸡林、日南有文字国。”（唐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日本、新罗诸国，家有传写。当时的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其国宰相，每以百金换诗一篇，其甚伪者，辄能辨之。“白居易讽谏集，契丹主亲以本国字译出，诏番臣读之。”（明陈继儒《太平清话》）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不少国外的读者，通过白居易的诗歌，和中国人民在很久以前就结成了文字因缘。白居易的诗歌在国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四
白居易的诗歌，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可宝贵的遗产之一，毫无疑义，是应该由人民来继承的。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我们后来者的责任。这一个选本，就是企图按照这个原则进行整理编选的尝试。在选目方面，我们较多地选入了思想上比较健康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但同时也选入了少数代表作者思想上较为消极一面的作品，以供参考，目的在于尽可能使读者得以了解白居易和他的作品的全貌。在校勘方面，我们以较早的宋本为依据；但也并不一味迷信宋本，我们的态度是择善而从，遇有异文，我们即选择其中较为合适的一种；为了节省篇幅，不另作校勘记，和注释文字结合在一起处理。在注释方面，我们除了对于一般读者认为困难的词句和典故加以注解，更着重在作者创作这一些诗歌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况以及作者生平和他的交游活动等方面，这一些，可能也是读者在理解诗篇时所最感需要的。注释文字，力求简要；遇有可供参考的较重要的资料而为注释所无法包容的，则采取“备考”形式，放在注释的后面。此外，我们又尝试对于白居易的诗歌加以初步的编年，至于编年所依据的理由，必要时也略加论述。书末附有关于白居易的生活和创作的简要年谱，也是为了供读者阅读时的参考。由于水平的限制，无论在选目、校勘、注释、前言或其他整理工作方面，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烈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
本书编选时，在选目方面曾经得到许多专家的热情帮助，谨在此深致谢意。
王士菁
一九六一年十月
[1] 请参看本书所附关于白居易的简要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