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质量的统计评价

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出发，本章选取了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全要素生产率这五个指标，对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增长轨道进行统计分析与评价。

2.2.1　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本章首先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产业结构问题角度出发，以三次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为具体指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动，并通过这一指标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初步分析与总结。

1949—1978年，我国的产业结构整体呈“一二三”向“二一三”转型的发展态势，以第一产业占主导、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比重不变作为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特征。从第一产业占比的数据变动来看，这一阶段，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充分发挥了其基础性作用，但根据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占比也在缓慢下降。1958—1962年，第一产业占比急速下滑，其主要原因是在这段时期，我国遭受了持续性的严重自然灾害，致使我国的农业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但由于农业具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国家也对农业的基础性作用极为重视，自然灾害结束后，我国的农业迅速恢复了生机。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数据变动来看，根据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在这一阶段，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上升，由1952年的20.88%提升至1978年的47.88%，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占比变动不大，以较小幅度降低。

1978—2012年，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发展动力。在这一阶段，第一产业的占比快速下降，特别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规模推行后，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大为改善，大量农业劳动力被解放，进入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相关工作。基于农业发展的稳定性及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控等原因，第一产业产值有所上升，但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与之相反，在这一阶段，第三产业占比快速上升，第二产业占比保持稳定。2012年，第三产业占比赶超第二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呈现出持续作为主导产业的发展趋势。2012年以来，通过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迈进。

从新中国70年产业结构变动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是：从产业结构单一转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进入新时代，正在由产业结构多元化向高级化迈进。这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进程较为一致，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要稳中求进，在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注重结构内部的调整，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2.2.2　人力资本变动情况

本章将人力资本水平确定为经济增长质量的第二个指标，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必须包括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采取了当年普通本专科生毕业生数（人）与年度总人口（万人）的比值作为这一指标的代表数据，以此进一步对70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质量进行分析。

从图2-2中可以看到，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总人口的比值这一指标存在波动，且人数较少；在改革开放至高校扩招政策施行前以线性水平稳定增长；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呈指数型增长；2008年教育部逐渐控制扩招比例之后增速放缓；2012年，随着《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的实施，高校扩招叫停，这一指标进入了稳定线性增长的新发展阶段，且增长速度高于高校扩招前。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70年来实行的政策对我国人力资本的提升起到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虽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能短时间内对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未产生明显影响，但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我们要由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

2.2.3　居民生活水平变动情况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保障与改善民生，居民消费水平作为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质量。考虑到物价的变动，本章以经过平减处理的居民消费水平指标，即居民消费水平与GDP平减指数比值作为衡量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第三个指标。

通过图2-2，可以看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持续上升，且存在继续增长的发展趋势，首先呈线性增长，改革开放后呈指数型高速增长。这种特征表明，新中国70年来，我们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且持续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笔者认为，新时代以来，随着信息化与数字化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的便利性大大增加，通过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和其他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人民的消费渠道与消费水平逐渐提高，消费观也发生了转变，这使得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缓时，居民的消费水平仍稳定增长，特别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施，人民生活水平将会持续得到改善。

2.2.4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变动情况

为进一步对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分析，本章将我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代表指标，通过二者的变动趋势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分析。

如图2-2所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均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均低于工业化率，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9年之后，我国逐渐走上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道路。

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发展初期，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属于正常现象，但差距如此之大且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与正常的发展规律是相悖的。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我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为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政府采取了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广大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农业（林毅夫，2002），城市化发展被大大限制，甚至在“左”的路线的影响下出现了两次“逆城镇化”的违背发展规律的现象，导致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汪海波，2019）。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的放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发展，二者的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前提。新时代以来，城市化率不断增加，工业化率不断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优化，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新进程，为城市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进入了新时期的协调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内涵产生了新的转变，城市化的新内涵意味着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及生态环境为发展前提，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70年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经验表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必须坚持工业化逻辑，坚决防止“去工业化”。

2.2.5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

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对分析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着关键作用。本章以张军等（2003）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为基础，利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产出变量，以历年社会劳动力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变量，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值为资本投入变量，对我国1952—201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其中，1952—1990年的资本投入变量数据取自贺菊煌（1992）年对我国资产的估算，1991年之后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行推算。最终测算得到以1990年为基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令195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100，得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952=100）。

通过图2-2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表明我国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升。对具体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较为强烈，且不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表明这一阶段我国的技术水平提升较为不明显。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技术水平有了大幅的提升，科技水平的提升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途径，也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途径。

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质量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由数量时代进入质量时代，必须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在质量追赶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经济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