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的经验总结

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角度出发，根据本章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道路进行经验总结，可以归纳得到以下四个要点。

2.3.1　以转型带动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可以看到，新中国7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了转型增长的特征，这种转型增长的规律性表现为从线性增长到指数式增长，再到中高速稳定增长。从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增长规律可以发现，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指数式高速发展期，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根据本章指标的变动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角度，改革开放均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正面冲击。而以70年这一较长时间段作为发展周期来看，政策冲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尤为明显。以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这一较为敏感的指标变动为例，1978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的南方谈话、200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事件，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改革、经济体制转型及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转型发展事件，均对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这一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冲击。这意味着转型发展对经济起到了较强的带动作用。可以认为，在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过程中，转型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冲击与关键动力。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一阶段的经济真实增长。由于宏观经济指标是建立在国家范围以内的“福利”概念上，而无法实现对个人的偏好及效用的衡量（让•盖雷等，2018），这意味着曾经广泛应用的国内生产总值等数量指标可能已不适用于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新时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增速放缓的现象与经济指标的选取有着较强联系，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指标不能完全衡量本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仍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可挖掘。因此，在我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应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正面转型冲击，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2.3.2　以产业结构转变助推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的转变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而言，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就是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一部分。新中国70年来，在三次产业增加值均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产业内在结构已经发生了转变。我国的产业结构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二三”已转为现今的“三二一”结构。就经济增长的数量角度而言，在第一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较慢，而在第二产业作为我国主导产业的阶段，我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在第三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阶段，经济增速放缓，但高于第一阶段。这一方面说明了三次产业发展均能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性有强有弱；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是符合国际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在信息化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面对一人兼多职、第三产业个体经营户的不稳定性等现实问题，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计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结构上的调整优化没有完全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中。故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首先应考虑对第三产业的进一步深入挖掘与调整优化，发挥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其次，应利用信息化技术或统计方法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进行优化，使其对我国发展现状的拟合度增强，使这一指标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更能表现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

2.3.3　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牵引经济增长

根据新中国70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牵引力。这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展基础，城市化反作用于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利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国家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的计划经济的实施，实现了我国工业化体系的初步建设，但城市化的进程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发展滞后于工业化，且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不断扩大。在这一阶段，未充分发挥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共同牵引作用，经济增长的速度较慢。改革开放后，以工业化体系的建设为基础，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进行迁移。我国的城市化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城市化逐渐追赶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对产品类型及需求量提出了新要求，城市化与工业化趋于协同发展。二者的协调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经济增长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新时代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定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型工业化意味着结合信息化发展，以创新为驱动力走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工业化道路，而新型城市化要求城市化发展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及生态环境为代价。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产业聚集导致的人口聚集促进了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新型城市化也对新型工业化提出了环境友好型的新要求，从需求市场角度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进程提供了发展方向与前进动力，二者共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但在这一阶段中，也可以看到工业化的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力逐渐减少，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牵引能力增强。因此，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道路中，应着力于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挖掘与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我国的新型城市化，并通过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强的牵引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再一次高速增长。

2.3.4　以科技教育为动力驱动经济增长

新中国70年来，我国的科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其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态势相符。政策的支持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提高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为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原始动力，也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发展源泉。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人力资本数量较多，但人力资本的质量较低，解放后六年中，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仅21万多（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4）。这一阶段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科技也较为落后，经济增速较慢，因此，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与基础教育普及活动。改革开放后，在橄榄形人口结构的基础上，我国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源的优势，通过发展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通过高考的恢复与高校扩招的政策支持我国的人力资本不断提升。科教兴国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通过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与引进先进技术的基本途径，促进了我国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转变，但教育的发展带动了人力资本质量的不断提高，厚积薄发，为这一阶段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新动力。科技教育的发展激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活力，使得我国在各个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在高铁、移动通信、核电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并跑甚至领跑地位（黄汉权，2018）。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需更加重视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坚持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通过对科技教育的支持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新动力，促进我国的新动能转化与新领域的开放，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经济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