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生理论与城市群全面协调发展趋势

（一）共生理论的基本内涵

1879年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从生物学范畴首次提出了“共生”概念，“共生”是指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状态。Symbiosis（1986）对这种状态进行了描述，指出“共生”是植物之间相互利用双方的特性，共同生活、相依为命的状态。共生理论由于具有普遍适用性，其概念和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生态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

Kurokawa（1997）将共生理论引入经济领域，主要探讨了工业生产与信息、技术的共生问题，并系统提出了经济学范畴的共生理念。他指出，共生关系的实质是一种竞合关系，并且是任何单方均无法达成的高级别竞合关系，这种竞合关系是各方积极努力达到的结果，不存在被动竞合；在这种竞合关系中，各方达成最大谅解，尽量扩大自己的共享领域，通过这种竞合关系，共生各方很容易找到自己在竞合关系中的定位，从而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和发挥自身的力量。

刘荣增（2017）系统研究了“区域—城市”增长的共生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的共生三要素，以及“区域—城市”共生关系形成的四大条件、四大共生组织模式和四大共生行为模式，这些研究构建了“区域—城市”增长共生理论的范畴体系。其提出的“区域—城市”增长之共生理论中的共生三要素，以及共生关系形成的四大条件，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刘荣增指出，在区域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作用强度，决定了共生模式，又称共生关系的种类；共生关系均是由共生行为和共生程度构成的；在共生系统中，共生单位间的共生关系是在共生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共生系统外的所有因素共同构成了共生环境。进一步地，共生环境也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共生环境对共生系统影响并不相同。刘荣增还把共生环境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以及主要的、次要的，并且主次环境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发生变化的。

对于共生体和共生环境之间的关系，袁纯清（1998）给出了界定，他将共生体分为正向共生体、中性共生体、反向共生体三种类型，即共生环境分为正向环境、中性环境、反向环境三种情况，并根据分类构建了九种共生体与共生环境的影响类型。正向共生体在三种共生环境中的相互作用模式分别为双向激励、共生激励、环境反抗正向激励；中性共生体在三种环境中的相互作用模式分别为环境激励、激励中性、环境反抗；反向共生体在三种环境中的相互作用模式为共生反抗正向激励、共生反抗、双向反抗。

根据袁纯清对共生体与共生环境关系的研究成果可知，在三种共生体与三种环境组成的九种组合中，正向共生体与正向环境的组合是最优的良性组合，同时实现了共生系统激励和外在环境激励，对共生系统的持续发展、向高级方向进化是最有利的。另外，正向共生体与中性环境、中性共生体与正向环境这两种组合为次优组合，在这两个组合中，均存在共生系统或外界环境的正向激励。中性环境与中性共生体的组合，虽然没有出现对抗的情况，但共生体与共生环境之间也并没出现很强的共生激励。剩余的五种组合均存在对抗的情况，其中在正向共生体与反向环境中，外界环境成为制约共生体发展、进化的条件；在负向共生体与正向环境中，环境对共生体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共生体本身的发展模式成为其最大的发展障碍。中性共生体与方向环境、负向共生体与中性环境两种组合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激励，但却存在共生系统或共生环境的反抗；负向共生体与反向环境的组合是共生系统共生发展中最差的一种形态，遭遇来自共生体自身与外界环境的双重制约。

共生系统（共生体）的共生状态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调控的（刘荣增，2017），同时，共生环境也是可以通过调控进行调整的。因此，在城市群的共生系统中，在袁纯清（1998）提出的共生体与共生环境之间存在的九种共生关系的基础上，本书给出城市群共生系统共生状态进行重构的调整方向和调整目标，如图2-2所示。

图2-2　共生系统与共生环境作用方式的改善路径

由以上学者对区域共生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共生系统中的共生单位之间存在竞争中寻求合作的特征，共生系统中各共生单位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与其他共生单元达成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另外，共生单元在共生系统中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交互作用，达到共同进化的共生过程。共生系统通过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达到与环境共生的结果。共生系统的共生状态有最优状态存在：共生系统内部各共生单位之间，以及共生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最优的共生状态为对称互惠共生（刘荣增，2017），在这样的共生状态中，各共生单位不存在偏倚补偿问题，可以使共生系统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二）共生理论与城市群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城市群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既属于城市群共生大系统中的两个共生单元，又是由众多基础元素和小系统构成的共生系统。这样共生关系同时存在于两系统内部和两系统之间。其中，两系统内部的共生关系决定和影响两系统之间的共生状态，两系统之间的共生关系作为外界环境也会反作用于两系统内部的共生状态。同时，两系统内部存在的共生问题，也会由于相互作用延续到两系统之间成为新的问题；两系统之间存在的共生问题，会因导致两系统内部所依存的共生环境变化，传递到两个共生系统内部。

城市群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既属于共生系统，又属于共生单元，那么共生理论所提出的共生系统与共生单元所具有的特点和规律，两系统将同时具备。由黑川纪章提出的经济范畴共生系统所具备的特征可知，城市群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内部与之间均存在竞合关系（Kurokawa, 1991）。在两系统内部各小系统，如各地市间，会因为争夺其发展所需的资源而存在竞争关系，但也会为了达到某些自己无法完成的目标而进行合作。这种竞合关系普遍存在于两系统内部和两系统之间，通过这种竞合关系，最终形成了城市群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共生发展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是系统自动演化和调控的最终结果和外在表现。城市群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作为城市群大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共同成为城市群共生系统的共生单元，两个共生单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形式与路径决定着城市群共生系统的共生状态、共生模式和演化路径。所以，本书在研究城市群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时，是从经济系统的共生发展状态、金融系统的共生发展状态及两系统之间的共生发展状态三方面进行。

根据共生理论的基本内涵可知，城市群共生大系统，以及经济共生系统、金融共生系统的共生发展是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共生系统中，每个共生单元都是独立的，城市群经济与金融发展共生系统中，经济系统、金融系统及各城市均是独立存在的共生单元，这些共生单元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在特定的共生界面（刘荣增，2017），通过一定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过程，形成一定的共生模式。在研究城市群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协调发展问题时，可以通过描述和追踪这一共生模式的特征、形成机制，来捕捉共生关系的演变规律。刘荣增指出共生单元之间存在三种共生机制，且这些机制的形成是有规律可循的。他认为共生单位与环境之间存在环境诱导机制，共生单位之间由于竞合作用具有动力机制，还由于具有时空差异具有阻遏机制。这三大机制的存在为我们研究城市群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的发展演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在研究时需要理清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内部，各共生单位之间的竞合模式，其动力机制与阻遏机制的作用方式与模式；还需理清经济共生系统与金融共生系统发展所依存的外部环境状况，探明两共生系统的环境诱导机制的作用方式及作用规律。

本书研究在袁纯清（1998）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共生体与共生环境作用方式的改善路径来看，城市群经济系统、金融系统与共生环境之间的作用方式，取决于共生系统本身、共生环境两方面。若要达到经济系统、金融系统与共生环境双向激励的目标，需要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重构共生系统使其达到互惠共生的正向共生体；另一方面，努力适应外界环境、改善外界环境，使其成为能够对共生系统输送增长动力，吸收共生系统输送的负面效应的正向环境。在此基础上，研究城市群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协调发展问题时，首要问题是理清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自身的共生状态，属于三种共生体的哪种形式。其次，确定两系统之间的共生状态，即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作用方式及共生状态。最后，确定两系统自身共生发展的共生环境、协调共生发展的共生环境的激励，是属于正向激励还是反向拮抗。在明确这些的前提下确定最终的调整和重构方案。

(1)　昂萨格倒易关系是由昂萨格建立的，用来描述不可逆热力学过程的线性唯象定律中各系数间的倒易关系，是粒子微观运动方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在宏观尺度上的反映。

(2)　哈肯指出，系统演化过程中，在接近状态变化的临界点时，“快变量”由于变化太快，以致在未对系统施加影响以前就消失或变化了，而极少数“慢变量”变化相对缓慢，成为支配和主宰系统演化的序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