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大多诞生于1929年大危机之前，例如基于库存变动的基钦周期、基于设备投资的朱格拉周期、基于地产投资的库兹涅茨周期，以及由技术进步带动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一轮经济周期或者商业周期，经济都经历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而当以上这四类周期在时间上重叠时，则呈现周期共振现象，此时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更为显著。

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来临，迫使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思考，如何通过逆周期的经济货币政策，促使经济走出衰退和萧条的泥潭。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采纳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战后经济金融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框架设计中，凯恩斯作为总设计师奠定了凯恩斯主义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和政策研究的基石地位，成为探索消灭经济周期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工具。凯恩斯主义所创造的繁荣随着滞胀的到来而被反思，哈耶克主义所崇尚的自由市场理论重新获得推崇。然而20世纪80年代奉行哈耶克主义的里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减税政策，最终走向宽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则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事实上的凯恩斯主义。

债务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欧文·费雪和雷·达里奥。费雪的《繁荣与萧条》一书指出货币实质就是债务，债务循环承载着经济中至少九个主要的循环趋势。达里奥的《经济如何运行》提出经济体去杠杆的方式决定债务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债务货币化导致央行发行货币去杠杆，宽货币、紧信贷，实际经济增速下行，利率期限结构曲线陡峭化，货币继续宽松的结果导致资本外逃或涌入抗通胀资产，债市期限利差开始大幅走低，货币政策失灵，政府或将选择破产、重组的方式降低私人部门债务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国家无一例外地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如何创造合理的投资机会以吸收过剩的储蓄，成为全球经济共同面对的难题。宽松货币政策下，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先后开启超级债务周期。不同经济体采取的去杠杆方式存在差异，央行货币政策也存在总量、方式和结构上的区别。即便如此，世界经济仍然陷于长期增长停滞。不仅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存在周期错位现象，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存在债务周期特征的差异。这些错位和差异推动着国际间资本流动，影响着各国经济周期和债务周期，并触发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和金融冲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型经济体，近十年来实际经济增速表现出弱周期特征，房地产周期和具备逆周期属性的基建周期则贯穿始终。2008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业经历三轮周期，三轮地产周期各有其特点。2009—2012年第一轮周期，以投资和销售同步增长为其特征；第二轮周期以两大博弈，即政策和市场的博弈、供给与需求的博弈为主要特点；第三轮周期始于2014年的地产调控政策全面放松，这轮周期内地产去库存，土地购置费大幅上行，房企加速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直以来是中国政府逆周期、稳增长的重要抓手，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已经经历两轮完整的基建投资周期。2008年“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开启金融危机后第一轮稳增长的基建投资周期；2011年下半年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再度放缓，2012年底、2013年初中国再度推出大型基建投资计划，从而开启后危机时代的第二轮基建投资周期。2019年初开启的第三轮新的基建投资周期，则是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初全球爆发百年一遇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各国央行先后开启超级宽松周期，各国政府同期出台财政刺激政策托底经济增长，超级债务周期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