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发展研究[27]
第一，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研究。
1.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卢卡奇及其思想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之一。21世纪以来，卢卡奇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卢卡奇物化思想研究，讨论了物化问题视野下的卢卡奇政治思想、卢卡奇物化思想与费希特哲学的关联。（2）卢卡奇美学思想研究，讨论了后期卢卡奇美学思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28]，对卢卡奇关于20世纪先锋作家的某些偏见进行了批判性反思。（3）后期卢卡奇本体论思想研究，从本体论角度对海德格尔生存论与后期卢卡奇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了《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发生学视角和过程学视角之间的内在张力。（4）讨论《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中卢卡奇与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等。
2.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葛兰西思想研究呈现出多样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研究，梳理了霸权的不同含义及其流变，认为霸权理论是对民主社会的政治斗争进行的解释[29]。近年来，关于霸权与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文化、文艺领域。（2）葛兰西的组织危机理论研究。学者们认为，西方社会最致命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事关霸权的“组织危机”，或曰“整体国家”危机。（3）葛兰西教育思想研究[30]，将葛兰西讨论的学校中的“教—学关系”理解为权力运作的实践形式。（4）葛兰西的“人民的—民族的”概念与民粹主义的关系研究。（5）从语言政治学角度重新解读葛兰西思想，将葛兰西研究与当代全球经济文化和国际政治联系起来成为新的研究趋向。（6）葛兰西生平与思想演变史以及葛兰西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史和接受史研究。此外，还有关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文学理论与大众文化研究、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思想，以及统一战线思想的时代意义研究等。
3.作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和最主要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思想研究也非常活跃。21世纪以来，阿尔都塞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阿尔都塞思想的整体形象和基本特点研究，指出不能将阿尔都塞思想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分开——尽管阿尔都塞思想充满着异质性，但他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2）对阿尔都塞提出的所谓“认识论断裂”观点提出的挑战，这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青年马克思是费尔巴哈主义者还是属于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在1845—1846年的思想转变是认识论的转变还是哲学—社会学的转变？认为阿尔都塞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分问题，可以在阿尔都塞的《关于〈社会契约论〉》一文中找到线索。（3）关于阿尔都塞与列宁主义的关系。（4）关注早期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以及阿尔都塞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思想转变问题等。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及其最新发展研究。
1.早期批判理论的深入研究。（1）通过阿多尔诺伦理思想与美学思想研究，发掘批判理论的审美维度和乌托邦维度，以及20世纪中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活动及其影响研究。（2）为了纪念本雅明逝世70周年，西班牙《工具》杂志第43期（2010）推出了“本雅明专题研究”，对本雅明思想进行了细致研究。例如，“危机与批判——对本雅明现实性的分析”“本雅明与现代性的体现”“革命与进步——本雅明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性”。（3）在《马尔库塞：艺术的解放》（2012）[31]中，M.米尔斯（Malcolm Miles）通过讨论马尔库塞的审美理论与哲学、艺术、历史、政治之间的联系，指出马尔库塞的一个启发性洞见，即在失去控制的资本主义大变动中，过度需求已经越来越超出社会与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
2.话语伦理学与协商民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1世纪以来，话语伦理学与协商民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N.弗雷泽、艾里斯·扬、S.本哈比、J.博曼等人在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基础上，兼顾规范性与事实性，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同时回应来自不同领域的挑战，进一步发展了协商民主理论。例如，N.弗雷泽的一元三维正义论框架、艾利斯·扬的深层民主构想、S.本哈比的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民主的可能性问题，以及J.博曼对协商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结合等。
3.承认理论、多元正义构想与民主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的出版，承认理论又一次活跃于国内外学界。国内外学者全面分析了“在他者中认出自身”这个问题[32]，考察了霍耐特承认理论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认为即使历史唯物主义与承认理论具有共同点，霍耐特与N.弗雷泽论争的问题仍然存在：人的解放是以认同为核心的承认概念，还是以社会地位平等为基础的正义概念。不仅如此，学者们还考察了承认、正义和伦理的关系问题。例如，霍耐特的《承认：欧洲的观念史》（2018）一书，系统地梳理了欧洲思想传统中对承认观念的不同理解——在法国，追求承认被视为会导致“自我的丧失”；在英国，承认被理解为一种可促进共同体福祉的积极的“自我控制”；在德国，承认则被视为平等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主体达成“自我规定”的条件。霍耐特认为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能够对这几种理解进行融合。这样，霍耐特对“承认”的理解就有了更多思想史的资源。在承认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霍耐特的多元正义构想与民主伦理学也得到了进一步阐发。
4.法哲学和权利批判思想的继续推进。自哈贝马斯的《事实与价值》出版以来，法哲学逐渐成为批判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霍耐特在继承哈贝马斯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更精细地解析了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分析了过度法治化问题。当然，他并不否认资本主义法治化，而是认为抽象法确立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可能的自由，其真正实现依赖于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法治化过度发展意味着将法律误认为自由的实现，将本来应诉诸社会交往解决的问题转交给法律。德国学者门克（Christoph Menke）和洛伊克（Daniel Loic）对现代资本主义权利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判。门克诉诸阿多尔诺的辩证法传统和卢曼的系统论思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市民法从整体上扭曲了现代法的反思结构。实际上，真正的现代权利形式是反权利，而这种权利被误解为主体权利。因而，必须消除市民法的权利形式以确立反权利。洛伊克则立足于社会哲学，断定资本主义法律体系阻碍了个体自我实现所需要的社会性，以至于不仅未实现自由，反而造成各种病理行为。
5.从各个角度对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与推进。（1）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现象后全景式研究。例如，霍耐特领导的学术团队从宏观的整体社会到中观的市场经济领域，再到微观的家庭与婚姻关系，结合社会哲学、美学、法学和实证社会科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景式研究，其中包括五个子项目：矛盾的思想史的规范重构；法律平等的矛盾；儿童福祉的矛盾；平等、民主及其文化产业的矛盾；亲子关系中的平等矛盾。该项目兼顾理论思考与现实关切，获得了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2）将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融合起来，推进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例如，N.弗雷泽和耶给（Rahel Jaeggi）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内部的对话》一书对之进行了深入论述；A.亚普（Anselm Jappe）的《墙上的书写：论资本主义的解构及其批判》试图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以社会批判方式复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3）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讲座教授M.萨尔（Martin Saar）试图为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理解，认为它们的关系是不稳固的、模糊的、偶然的，哲学既非完全臣服于、又非完全独立于时代，而是处于一种移动状态。只有这样，批判和抵抗才可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哲学教授克利卡特斯（Robin Celikates）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关注批判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公民不服从、民主、移民和公民身份等问题，尤其是公民不服从问题，深挖其中承认关系的冲突特征，将其视为一种辩证的超越力量。
6.主办批判理论相关会议和课程班。例如，2016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思想部与马德里大学欧洲—地中海大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理论”第四期继续教育课程，主题便是“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批判理论”。关于“批判理论”的会议，在中国已经召开过很多次。譬如，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至今已经召开了14届，几乎每届论坛都有“批判理论”议题，甚至第8届论坛主题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马克思主义——纪念阿多尔诺诞辰110周年”（2013，武汉）。“批判理论论坛”至今已经召开了5届；此外，还召开过不少批判理论国际会议，譬如，“社会自由与民主的理念——跨文化视野中的霍耐特社会哲学”（2016，台北），“否定与承认——批判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国际学术会议（2017，上海），“中德学者关于批判理论的对话”（2018，北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2018，成都），“批判理论的旅行”（2019，北京）等。
7.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研究。例如，自2004年以来，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领域，王凤才提出了几个原创性观点，即“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他指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贡献，甚至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名词；但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成员都属于法兰克福学派，并非社会研究所所有理论成果都属于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并非铁板一块、批判理论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矛盾甚至对立。尽管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总体上都属于“老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一期发展；尽管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内部有着三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但与“老批判理论”相比，基本上都属于“新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第二期发展；尽管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有着不同的学术取向，但总体上属于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标志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阶段（“后批判理论”），体现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向（“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批判理论第三期发展已经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与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33]。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流派研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除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流派也非常引人注目。
1.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化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广义上看，近年来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涉及：（1）关于阿多尔诺形象的新描述问题。研究者认为阿多尔诺既不是高雅文化的辩护者，也不是流行文化的贬低者，而是在探讨经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中共有的机械化和标准化问题。（2）关于马尔库塞的审美理论与哲学、艺术、历史分析和政治分析的关系问题。（3）剖析霍尔著作中的政治动力问题，认为它不仅对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范式进行政治挑战，而且对霸权政治进行文化挑战。（4）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局限性和盲区问题。研究者认为它是一种全球主义的经济认识论，实际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策略等。
2.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讨论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柯恩对罗尔斯式自由主义的批评，说明他们关于差异原则的表述存在着某种不一致性；借助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化问题展开了持续的关注和批判性反思；深入研究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并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视角讨论了马克思与正义、马克思与道德等问题。
3.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越来越热之势，关注的主要问题有：（1）分析女性主义运动发展历程、女性主义发展新阶段、女性主义政治和解放政治的结合等问题。（2）将性别、身份和述行行为结合起来，采用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史和其他视角研究性别、性别正义与社会平等问题。（3）在现代性与规范性的关系中考察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4）从权力在主体间性层面对主体性建构，对自我本质的阐释角度讨论女性主义问题。（5）对社会再生产进行研究，揭露对女性家务劳动的掩饰和否认，对剥削理论与性别化的关系进行研究。（6）从心理分析视角讨论女性主义，探讨心理分析中的女性气质、女性的屈从状态等。
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随着生态问题日益严重，随着人们对生态文明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趋热烈，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分析产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及其出路，认为资本积累导致了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因而，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和保护地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断定，“绿色资本主义”不是最终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仍然是社会主义。（2）借助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对自然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进行批判；强调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对解决21世纪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具有的重要意义；强调某些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质，因而需要世界性而非地方性的解决办法；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确立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批判生态殖民主义问题。（3）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得以深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重要举措。总之，生态文明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例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问题研究。（4）中东欧新社会运动集中在乡村生态运动上，致力于创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新融合，保障动物福利，追求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