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新自由主义批判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分析，是西方左翼学术界的一大标志性成果。21世纪以来，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批判和分析。
第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问题历来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点研究课题，不过，近年来出现了新的变化：尽管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关于新自由主义问题的分析依然是重要的思想参照系，但学者们已经逐渐走出福柯的思想框架，新自由主义批判日益显示出多元视角。
J.比岱从元结构理论出发对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讨论[34]，他不仅界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性质，而且考察了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专政兴起的原因，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内在机制和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
（1）J.比岱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霸权政体”，即资本家、权能精英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对抗的某种稳定形态。在此界定下，J.比岱梳理了霸权政体的演进过程，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继公社政体、古代政体、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政体与民主社会国家政体（以及与之相交错的社会主义政体和民粹主义政体）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霸权政体。在表现形式上，作为霸权政体的新自由主义与诞生于18世纪50年代、消亡于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主义政体具有一致性，即资本家与权能精英联合起来与人民大众相对抗。因而，从理论上说，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政体形式。不过，J.比岱指出，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将自身实践与策略加以合理化的资本家的内在思想要求。这些要求在洛克那里已经获得了经典表达，但只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才真正具备实现条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观念的完全落实。尽管古典自由主义与世界体系内部的帝国主义和奴隶制，以及雇佣劳动之无休止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自由主义还可以被认为是有节制的，这是因为它受到一些与自身相对立的结构性力量（主要是权能精英阶层与人民大众）内在的牵制。因而，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逻辑在现实中是受到限制的。但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是资本主义专政。
（2）关于这种资本主义专政兴起的原因，J.比岱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观点来加以解释：随着信息革命的出现和发展，权能精英阶层所主导的民主社会国家被削弱，与之相应的霸权政体瓦解了；而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交换的统一性，使得大资本得以重新掌握政治主动权。譬如，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它可以将生产转移到一个薪水接近于零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技术的和地缘政治的情景中，由撒切尔和里根率先采用的普遍放任政策才得以实施。这样，新自由主义就不再仅仅是理论，同时也成为世界性的社会现实。
（3）J.比岱将福柯的机制理论和马克思的结构理论统摄在他的“元结构理论”之内来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内在机制。在J.比岱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被理解为作为阶级要素的两个中介（即市场和组织）之间发生变化的直接后果，即市场对组织来说已彻底占据了霸权地位。因此，所谓资本家与权能精英阶层的联合，其实就是组织本身通过市场方式进行运作实现的。
（4）J.比岱还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革命中，产业和金融等领域展现出了新的潜能，而法律—经济秩序开始在超越民族界限范围内被确定。民主社会国家曾经是大众阶级和权能者—管理者阶层实现和解的结果，但现在国家完全屈服于新自由主义观念，并日益成为以新自由主义观念为信条的“世界—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各个国家机器都成为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对作为世界整体部分的国家进行调整的工具。
S.奥迪耶对法国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即以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的有关论述作为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根据提出了质疑[35]。S.奥迪耶将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概括为“奠基于个体—事业的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竞争性结构主义”。他指出，尽管福柯的这一看法比另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即自由主义是国家力量的后退要深入许多，但福柯的这种为学界广泛接受的观点有掩盖新自由主义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危险。S.奥迪耶对倡导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思想家在作为“现实”的新自由主义尚未完全出现之前进行的多场争论进行了分析，譬如，奥地利学派内部的争论、芝加哥学派与德国自由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等。他试图提醒人们注意，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具有完全相同的立场和方法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而且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蔓延至全球的新自由主义也并未形成一个毫无异质性要素的体系。
H.考迈迪讨论了在新自由主义形成过程中，奥地利经济学派[36]的工作在塑造方法论方面所起到的作用[37]。在方法论上，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分配概念和认识的独特性问题为理论工具反对个体主义。H.考迈迪认为，正是这两方面的工作，使得奥地利经济学派不仅避免了若干本体论层面的争论，而且避免了使理论陷入诸如“行动者如何运用自己并不知道但其实已经掌握了的认识”之循环性问题的困境。正是基于这些工作，奥地利经济学派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普遍坚持的物化的价值理论，并以市场价格的符号系统作为经济秩序的理性条件，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思考新自由主义：生活、资本与异化》[38]中，阿贝尔也试图对近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进行反思并走出其局限性。阿贝尔认为，新自由主义研究过多地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而事实上最近30多年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呈现出一种根本性变化。因此，阿贝尔要求将对新自由主义研究深化为新资本主义研究，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本体论以深化对当前世界范围内新变化的研究。
第二，对当代社会危机与反抗的分析。
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导致全球经济社会危机以来，法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这场危机的研究。尽管全球经济危机似乎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甚至有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全球经济已开始走出低谷，但从社会危机层面看，这场危机远没有结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这场危机的本质呢？又应当如何理解伴随着危机而来的、几乎无处不在的社会冲突与反抗呢？
E.雷诺和B.提奈尔试图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中，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不断出现的困境中对当前的社会危机进行定位[39]。在这里，他们通过绝对使用价值生产逻辑来讨论金融资产阶级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对抗，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后果，并对反抗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合法性形式的有效性进行了反思，认为这场在不断的反抗和服从中表现出来的危机，应当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合法性危机来解释。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我们不能忽视能源危机和食品危机。
M.邦盖进一步分析了反抗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具体形式[40]。M.邦盖指出，2008—2009年西方世界掀起了职场冲突的高潮，这些冲突是在生产领域中出现的，背景是生产的半停顿或完全停顿。最近职场斗争的目标是保留工作或获得更多的裁员补偿，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型话语协议带有公民性和批判性特点。这种由激进行动催生的话语协议超出了那种主要围绕着校正性批判展开的理解模式的范围，因而后者不能被视为激进批判话语的基础。
在这场危机中，除了职场中的反抗之外，学生运动所表达的反抗同样引人瞩目。G.S-布朗分析了这个问题[41]。G.S-布朗讨论了当前欧洲再次兴起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认为这些抗议浪潮揭示了一个政治化进程，这个进程反映了一个为当前运动提供基础的较长时期的状况，并展现了这一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内在矛盾。G.S-布朗对该进程的描述是基于下述辩证法展开的：一方面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再生产中，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结构上一致的大学机构；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改变着这种作为机构的大学。大学机构知识实践的政治化和反政治化的辩证运动，以及国际因素在学生运动中的“侵入”，使得这一运动的矛盾集中体现出来。G.S-布朗认为后者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在民族国家框架中加入了非同一性要素；同时，鉴于运动本身的脆弱性和含混性，具有校正功能的当下斗争的“欧洲维度”就愈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了。
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并不只是社会领域内的危机，同时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即生态危机。如何从生态危机角度理解资本主义危机？这场生态危机的本质又是什么？人类将何去何从？左翼理论家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生产主义”是生态主义理论家反思生态危机问题的起点，同时也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这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生产主义（以逐利为目标而不断生产）。R.米特哈里亚以工业化农业为例，从生态社会主义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进行了批判[42]。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并在今天大行其道的“工业化农业”，产生于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生产出足够人类享用的食物，以避免再次生成普遍战争的土壤。但R.米特哈里亚指出，这种生产主义农业其实根本不关心如何避免战争的问题，它只关心如何获取更多利润；上述理由只是为农产品加工业进入国际商业交换领域提供合法性而已。工业化农业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反自然的，即不考虑资源限制而对所有区域提出相同的产能要求，其结果表现为：一方面是生活的均一化，另一方面是灾难性的污染。这也使得工业化农业的产品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均一化、不节约和有害性。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就出现了与工业化农业的生产主义相对抗的生态农业。近些年，更是出现了针对工业化农业的分配、运输和消费领域的革新，目标就是要限制生产主义的诸种弊端。在R.米特哈里亚看来，这些变革虽有积极意义，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部，其积极意义大打折扣，因为它们最终仍然要被纳入资本赚取利润的轨道上。尽管由于南北差距，发达国家的农场主对生态危机的感受与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有所不同，但R.米特哈里亚提醒人们：没有一项对自然的剥削同时不是对人本身的剥削；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体系将全球所有的农业从业者当作人质，没有人能够逃脱。关于如何摆脱人类目前的窘境，各国学者和活动家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如果说，我们面临的一个选项是生态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假若农民的言语和斗争没有被置于这些民主论争的中心，生态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生命力。
对于“生产主义”，马克思已经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进行过深刻剖析，但这并不妨碍后世思想家从其他维度进行批判。例如，H.康普夫试图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生产主义的社会根源[43]。在考察了生态危机的种种具体表现之后，H.康普夫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前社会无法阻止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目前社会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以探求社会组织方式中哪些要素使得遏制危机变得如此困难。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诸多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同一个问题：内在于社会不平等。通过对国际层面与国家层面不平等现象的分析，H.康普夫指出，社会不平等正是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H.康普夫借用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凡勃伦的观点对之进行了分析。他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类内在的竞争倾向显露无遗，每个人都要和他人进行比较，并竭力在某些外在表现中显示出自己超出他人或不同于他人之处，这种“符号性竞争”在社会中随处可见。而当这种竞争与生产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出现一种与生产的直接目的背道而驰的结果。人们生产物质财富本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往往超出了基本需求范围，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彼此区分开来：每个阶级都受到“炫耀原则”的支配，各阶级内部成员都不由自主地将上流社会时兴的行为方式奉为楷模，被效仿的上层阶级也乐于将自己当作全社会的榜样，并为全社会制定“主流文化模式”。这种不平等的社会造成了巨大浪费，因为沉迷于炫耀性竞争的精英阶层的物欲横流会为整个社会所仿效，全社会每个人都试图使自己的财产和符号实现价值最大化，而电影、电视、广告和大众传媒等都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模式的传播工具。这样，人对自然界的无度索取最终导致了这场严峻的生态危机。当然，精英阶层也不会坐视当前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但很显然，那些经济、政治和媒介的直接性杠杆力量无法从根本上起作用，因为那种浸透至整个社会并为全社会制定“何为正常”标准的消费文化模式依然起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