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代王朝的疆域与边疆

这里说的历代王朝，包括中原王朝以及边疆王朝和边疆政权。在发展过程中，历代王朝的疆域与边疆不仅有扩展或收缩的变化，而且经历了控制程度的改变乃至统治权的变更。另外，中原王朝的疆域与边疆，还出现了边疆内外关系的改变，以及边疆与内地关系渐趋紧密、最终结为一个整体的嬗变过程。以下将秦至清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叙述各个阶段疆域与边疆演变的大致情形。

一 秦汉晋时期的疆域与边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首次出现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统一六国后七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50万军队逾过五岭，统一南越和西瓯之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范围包括今广东、广西、云南的东南部与越南北部。以后又派将军蒙恬率30万人北攻匈奴，取得河套以南地区。后令蒙恬率军渡黄河进至阴山一带，并沿黄河筑城，在河套地区设九原郡，迁徙内地罪人充实其地，匈奴势力被逐至阴山以北的地区。秦朝开通由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的五尺道，在今滇东北设官守，但未能深入今云贵地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的疆域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羌中，南至北向户（北回归线以南），北以（黄）河为要塞，并达阴山、辽东一带。

汉朝初立，中原战乱不止，北部边防因此松懈。匈奴乘机渡黄河南下，重新占有秦朝夺据的地区。匈奴以今宁夏固原、陕西榆林、山西左云至大同一线与汉朝分界，河套内外地区复为其所有。[6] 秦亡，镇守官吏赵佗割据南海郡，西并桂林、象郡之地，建立割据岭南的南越国。汉武帝即位，先后击败匈奴，平定南越，开拓西南夷（今云贵地区）之地，使汉朝的疆域空前扩大。西汉的疆域东抵日本海和黄海，东至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地区，西南至云南的高黎贡山和哀牢山，南面达今越南中部与南海。

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进攻匈奴，收复陇西、北地、上诸郡的北部，又收复河南之地，置朔方、五原二郡，将汉朝的北部疆界推进到河套、阴山以北的区域。汉朝用兵河西走廊，并驱逐诸羌和匈奴，先后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金城五郡，并首次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南面，汉朝攻灭闽越，迁一部分百姓于江淮一带。汉军突袭南越国，在其地设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象郡八郡。以后又在海南岛设珠崖、儋耳二郡，后因经营困难而撤销。乘攻南越回军之机，汉军突袭并平定西南夷，置犍为、牂牁、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七郡，南部疆界达今云南保山的东部。在东北部，西汉攻灭卫氏朝鲜，在其地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疆界推至朝鲜半岛的中部。在西北地区，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流域的乌孙、今阿姆河上游的大月氏抗击匈奴；以后平定大宛，西域诸部遣使朝贡。朝廷在一些地区设立交通亭站，驻军屯田。以后天山北路诸部脱离匈奴，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设西域都护，辖地包括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部分地区。

西汉末年国势衰弱，亦因王莽应对匈奴失误，匈奴联合乌桓、鲜卑经常袭击边郡，西汉的疆界被迫内收。东汉初年，东汉将今河北、山西北部的百姓移入今河北唐县倒马关、居庸关以东的地区，匈奴势力进入塞内。匈奴发生内乱，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被安置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诸郡的辖地，东汉恢复对今甘肃东部、山西和陕西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的统治。东汉末年，鲜卑不断侵扰边疆，成为继匈奴之后东汉北部面临的威胁。黄巾起义爆发，朝廷无暇顾边，今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长城以北的地区被鲜卑、羌胡占据。以内城（今吉林集安）为都城的高句丽，东汉初年据有朝鲜半岛北部及附近地区。东汉西南面的疆域则有所拓展。公元69年居今云南西部的哀牢夷内附，东汉割哀牢等数县，连同哀牢夷旧地于不韦（今保山）置永昌郡。永昌郡为东汉所置郡国范围较广阔者，西面至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

秦汉时期较强大的边疆王朝，有匈奴、鲜卑和乌桓。匈奴始见于战国记载，最早活动在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匈奴的单于驻头曼城（在今内蒙古包头）。战国后期匈奴与东胡并强，经常扰掠秦、赵、燕的北部，此三国筑长城以拒之。冒顿杀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匈奴由族名兼为汗国之名。冒顿执政时期匈奴对外扩张，其境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秦国所筑之长城。秦汉之际，匈奴南下夺取秦的九原郡（今包头及河套地区），与汉朝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分界，势力达今甘肃平凉、陕西榆林等地。汉初与匈奴和亲，与之开关市。匈奴屡犯汉朝边郡，汉朝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武帝即位，组织对匈奴的多次反击。匈奴大败，退出河套及其以西地区，从此“漠南无王庭”。以后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率众降汉，汉与匈奴开关市，友好交往60余年。王莽掌权侮辱匈奴，至东汉初年双方关系乃有缓和。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东汉于南匈奴之地置匈奴中郎将，允许南匈奴居云中郡之地，以后进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等地游牧。北匈奴经常攻扰南匈奴与汉朝边郡，东汉联合南匈奴合击，连年大破北匈奴于大漠南北与今新疆东部。北匈奴战败西迁，残部先后融入鲜卑和柔然。

鲜卑、乌桓活动在匈奴以东的地区。乌桓被匈奴打败，迁至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西汉击败匈奴，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的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地区，令其为汉朝打探匈奴的动静。东汉初年，乌桓迁居今辽宁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的中北部，西抵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以后与其他民族逐渐融合。

鲜卑分为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原居鲜卑山，即今内蒙古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地区。汉武帝时乌桓附汉，鲜卑随之西迁至西拉木伦河流域。拓跋鲜卑原居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部。东汉初年，东部鲜卑经常联合乌桓、匈奴侵扰边郡。东汉中期北匈奴衰弱，东部鲜卑联合丁零、南匈奴与西域诸国攻之。北匈奴迁往中亚后，东部鲜卑据有其地。拓跋鲜卑也迁至呼伦贝尔草原，以后又迁到蒙古高原西部。公元2世纪中期，鲜卑诸部被东部鲜卑的首领檀石槐统一，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蒙古草原。檀石槐死后鲜卑分裂，漠南地区的鲜卑分裂为三个部分。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国，史称“北魏”。北魏统一北部中国，疆界至阴山、河套一带，略同于秦汉两朝的北部疆域。

东汉末年，曹魏、孙吴、蜀汉三国鼎立，在三国的周边地区，夷狄、蛮夷的势力十分活跃。东汉后期，南匈奴有不少人口迁入今陕西、山西北部，主要聚集地在今山西汾河的中游地区。居住北部边郡的乌桓叛服不常，曹操击败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的乌桓，将其内迁至并、幽二州，丁壮被曹操编入军队，时称“天下名骑”。曹魏时鲜卑再次统一并占据漠南地区，一些人口继续向南迁徙。南迁的夷狄先后在中原建立政权，史籍贬称为“五胡乱华”。事实是南迁夷狄与当地居民经历了深度的融合。南迁夷狄的旧地均在北方，这些夷狄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北界大都有所扩展，如后赵统治河套地区，前燕攻灭鲜卑宇文部，将疆域扩展至老哈河流域，这也是历史疆域形成的一种途径。蜀汉占据巴蜀地区，称今云南、贵州与川西南为“南中”。东汉末年，外来移民中的豪强大姓是南中的强大势力，山区则被称为“夷帅”的蛮夷首领控制。蜀汉在南中虽设郡县，但管理松懈，凡事须察大姓及夷帅的脸色。[7] 刘备征吴失败后病死，大姓、夷帅乘机反叛。诸葛亮率军亲征，平定南中后严加治理，对西南部疆域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西晋有过短暂统一，疆土仅维持三国的规模，未能恢复两汉王朝的旧貌。东晋十六国时期全国分裂，东晋与十六国的疆土，合计范围略同于西晋。东晋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疆域北抵江淮，西及巴蜀、云贵，东面至海，南达南海。十六国中以前秦的疆域最大，几乎包括整个北方。北魏统一北部地区后，中国进入南北朝的时期。南朝经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疆域虽时有盈亏的变化，但大致以长江为界，与北朝隔江对峙。北朝各代的疆域，其北、东、西三面均未达到汉朝版图的规模。

二 隋唐宋时期的疆域与边疆

隋唐五代时期长达380年。这一时期中原王朝、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激烈角逐，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以及疆域和边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安史之乱是重大改变的转折点。以安史之乱为界，历代王朝的疆域与边疆的变化，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隋与唐代前期，中原王朝的疆域有较大的扩展。隋朝建立，击破在今青海与新疆东部活动的吐谷浑，在吐谷浑旧地置伊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诸郡，隋在西部设置郡县之遥远，超过以往的中原王朝。隋朝又向突厥攻取河套地区，置五原、榆林等郡。史称：“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东南）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9] 在前代经营的基础上，隋朝在今川西南、滇东北设南宁州、西宁州、恭州、协州、昆州等统治机构，任命当地首领为诸州官吏，大致恢复前朝在西南部的疆域。不久昆州刺史爨玩反叛，波及云南各地。隋朝两次出兵镇压，获胜后舍弃其地。隋炀帝派军讨平林邑国（在今越南中部），置比景、海阴、林邑三郡。但隋退兵不久，林邑又复其国。隋文帝封岭南首领冼氏为谯国夫人，先后收复岭南和海南岛。隋炀帝在位，百姓承受繁重的劳役和征发。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因致力于“拓境为大”，唐朝前期的疆域拓展明显，唐朝在边疆各地广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隋末东突厥势力发展迅速。公元630年唐朝出兵击败东突厥，后者成为唐朝的属国，唐朝取得阴山以北至大漠的广大地区。唐朝又攻灭漠北的薛延陀，于其旧地设安北都护府（在今蒙古国杭爱山以东），统管漠北铁勒诸部的都督府州；并于漠南地区设单于都护府（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以北），统辖漠南突厥诸部的都督府州。公元682年突厥复国，唐朝的势力退出漠北。公元7世纪中叶，回纥崛起并占据突厥故地，辖地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临大漠。唐灭东突厥后，西域的伊吾七城降唐，唐于其地置西伊州（治今哈密）。以后又据有西域的多地，先后置龟兹（今库车）、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碎叶（在今吉尔吉斯北部）四镇，并将西域都护府移至龟兹。唐朝攻灭西突厥，在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咸海的西突厥旧地设数十个羁縻府州。唐朝的势力还进入阿姆河流域，势力极盛时远至波斯（今伊朗）。公元751年唐军被大食军队打败，唐朝的势力退至葱岭以东地区。在东北部，唐朝攻灭高丽，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下辖一些羁縻府州，辖境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及黑龙江下游，南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和西南部。以后因统治不稳，唐朝将安东都护府移至辽东（今辽宁辽阳）。天宝以后唐朝废除安东都护府，放弃辽东地区。公元698年，靺鞨首领大祚荣在忽汗河（今牡丹江）上游建震国。后被唐封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乃改称“渤海国”。唐朝与高丽争斗两败俱伤，渤海国乘机向四周拓展，极盛时南面与新罗分界，西与契丹相接，西南在辽东与唐朝相邻。

在西南部，唐朝招降甘南、川西等地的党项部落，设数十处羁縻州县，西面达今四川阿坝与青海的阿尼玛卿山。以后党项人俯仰于唐朝、吐蕃之间，叛服不常。6世纪中叶吐蕃崛起，松赞干布在位时，统一青藏高原建吐蕃王朝，至赤松德赞时期达至鼎盛。唐朝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与吐蕃有过多次联姻。吐蕃王朝存在210 余年。在今川西南与滇东北，唐朝先后置南宁州都督府（治今云南曲靖）、戎州都督府（治今四川宜宾），随后向云南西部推进。[10] 公元664年唐置姚州都督府（治今云南姚安），下辖57处羁縻州，疆域扩至今缅甸东北部。吐蕃崛起，派兵南下云南西部的洱海地区。唐派军征讨，但撤回后吐蕃卷土重来。唐朝转而扶持当地势力南诏，令其组织洱海诸部抵御吐蕃。南诏由此坐大，在奉命平定东部爨氏势力的反叛后，与唐朝的矛盾逐渐尖锐。天宝初年，南诏攻下姚州都督府治地，唐军三次征讨均告失败。

由此可见，隋与唐朝前期努力开拓周边的疆域，虽然取得可观的成绩，但遭到周边夷狄的顽强抵抗；所开拓的疆域时有变动，大致呈逐渐内收的态势。其中既有唐朝经营失当的原因，也反映出周边的夷狄逐渐壮大，与隋、唐为争夺控制地域展开的斗争，出现了犬牙交错的复杂形势。

安史之乱的爆发，成为唐朝疆域政策的历史转折点。此次战乱，使唐朝所蕴藏的深层矛盾不断暴露，内忧和外患接踵而至，统治者应接不暇，初期锐意进取的朝气丧失殆尽。在这一时期，唐朝治边的特点是力求务实，处理边疆事务多属就事论事，前期所置的羁縻府州纷纷丧失。周边的夷狄则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与唐朝分庭抗礼的局面，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疆域也不断扩大。还出现唐朝在边疆的官吏割据自守、裂土为王的情形，更加剧了唐朝疆土的削减。有论著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疆域丧失过半。

据有漠北的回纥汗国，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及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朝待之礼让三分。9世纪初回纥攻破吐蕃，成为雄踞漠北的强大汗国。以后回纥内乱，在黠戛斯的攻击下分为四部分，一部分南迁入塞接受唐朝安置，其余部分分别西迁，一支进入河西走廊，史称河西回鹘；第二支迁至新疆东部，史称高昌回鹘；第三支迁至新疆西部与中亚，以后建立黑汗王朝。安史之乱后，活动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契丹摆脱唐朝控制，首领耶律阿保机于公元10世纪初建契丹国。又先后征讨回鹘、党项、吐谷浑等部，攻灭渤海国。契丹后改国号为辽。辽朝的疆域东至大海，西连西域，划分河北白沟河、山西内长城与中原王朝为界。

安史之乱爆发后，又出现朱沘之乱与藩镇之祸，唐朝将防守吐蕃的军队东调平叛，西面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向东面和北面扩展，先后夺取唐朝的川西北、甘东南等地，控制了河西走廊；又占据北庭、安西地区。吐蕃对唐朝在西部、西北部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肢解了唐朝在上述地区的疆域，并一度攻占长安。唐朝联合回鹘对付吐蕃，南诏与唐朝决裂后转与吐蕃结盟，数十年后又弃吐蕃归唐，经常摇摆于唐朝、吐蕃之间。吐蕃王朝极盛之时，疆域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阿拉伯帝国）接壤，东至今甘肃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至天山山脉以南，南界喜马拉雅山脉与天竺（今印度）接壤，史称：“西戎之盛，前所未有。”[11]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内讧，赞普遇刺身亡，吐蕃王朝趋于瓦解。

南诏打败唐军三次征讨，自知惹祸，乃立德化碑于宫前，上刻受唐朝官吏欺压被迫反抗的经过，称以后悦归唐朝，面对使者可指此碑，“足以雪吾之过也”[12]。次年，爆发安史之乱，唐王朝无暇西顾，南诏日渐发展为强大的地方政权。数十年后，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吐蕃欺压，与唐朝重修旧好。唐王朝遣使至南诏都城，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国王，实则无异于承认了南诏的统治地域。[13] 南诏未与唐朝决裂前，其首领皮逻阁被唐封为云南王，意为允许管辖蜀汉在今大理地区所置云南郡的范围。异牟寻受封为南诏国王，表明唐朝承认南诏扩大后的范围，暗指唐朝已退出这一地域。南诏极盛之时，辖地包含了今云南省、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和中南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唐朝在今越南北部设安南都护府（治今越南河内）。唐朝三次出兵征讨南诏，安南驻军曾两次北上参与。五代时期，安南权贵曲承美等割据其地。宋初丁部领削平安南十二使君，建大瞿越国。

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演变为全国性的分裂割据局面。五代十国时期虽仅约70年，却是战乱频繁、各地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北方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南方和山西地区则出现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十国并立的局面。五代十国时期的出现，固然有政治势力博弈、局势复杂演化等方面的原因，与唐朝过度拓边，以及蕴藏的深层矛盾长期未解决也有关系。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北宋，形成与周边王朝及政权对峙的局面。北宋的疆域东面、南面至海，北部以今天津海河、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界，西北面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与西夏、吐蕃相接，西南面以大渡河、岷山一带与吐蕃、大理国相邻，隔广西与安南相望。公元1126年，金兵攻入北宋的京城开封，北宋上层仓皇南逃，在临安（今杭州）建都，史称“南宋”。南宋的疆域较北宋更小，北面以淮河、秦岭与金朝分界。总体上来看，两宋的疆域仅占中国基本版图的约五分之一，周边地区则被边疆的王朝与政权所据有。

两宋时期，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疆域和边疆得到很大发展。既表现在其疆域和边疆有较大的扩展，也反映在其疆域和边疆因积极经营而获得较快开发，逐渐形成区域性的政治、经济的单元，为以后元朝的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两宋时期长达约320年，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宋代的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主要有：

党项和西夏。唐初，党项羌活动在四川松潘、甘肃河曲等地，受唐朝所设羁縻府州管辖。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把党项羌部落迁至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的地区。唐代末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唐朝赐以李姓，封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后周时形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宋初，党项首领李继迁率众迁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势力进一步发展。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元昊称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其辖地包括今宁夏、甘肃及陕西、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

契丹和辽。唐初契丹首领窟哥率部归属，唐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松漠都督，赐李姓。唐武后在位，契丹起兵反抗唐朝官吏的欺压，虽被打败，却显示了较强的实力。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契丹国，以后改国号为“大辽”。公元902年，阿保机率骑兵40万侵入长城以南，在山西、河北一带大肆掳掠，与两宋经常发生战争。辽朝疆域辽阔，南面以山西雁门山、河北大茂山和白沟（在今河北拒马河下游）与北宋分界；北界在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边界以北，东面沿外兴安岭至海，一度据有渤海国故地；西面辖有阿尔泰山地区的粘八葛部，东北面统辖黑龙江下游的室韦诸部。辽后被金所灭，契丹人多附于金。部分人于辽亡前随首领耶律大石西迁，建立西辽。延至元代，北方的契丹、党项等族人，已被普遍视为汉族人，而归入蒙元四等人制之中的汉人。

女真和金。活动在东北松花江支流阿什河流域的女真人，于公元1115年建立金朝。金先后灭辽和北宋，成为南宋的强大邻国。金先后以会宁（今黑龙江阿城以南）、大兴（今北京）、开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与南宋不断进行战争，并经常取得胜利。金较稳定的疆域，是南面以淮水、秦岭与南宋分界，东至海，东南逾鸭绿江、图们江与高丽相接，西面的疆界略同北宋，与西夏、吐蕃相邻，北边东段达外兴安岭，西段与蒙古高原诸部相接。南宋后期蒙古崛起，成为金朝的一大威胁。金在与蒙古接壤之处广修界壕，希望能抵挡蒙古军队的进攻，但效果有限，公元1234年终被蒙古所灭。

唐末南诏灭亡。经过三个短暂政权的过渡，白蛮首领段思平于公元937年建大理国。大理国仍以大理为都城，基本上沿袭南诏的疆域，《元史》说忽必烈率军征大理国收其旧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在今贵州镇宁），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在今缅甸杰沙），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指今越南北部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指今四川汉源的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14]。其疆域包括今云南和川西南，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与越南西北部。天宝年间唐朝三次远征南诏，失败后大量军士落籍当地。大理国始终有归属愿望，通过朝贡多次向两宋提出封臣。两宋北有强敌，又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误解，[15] 乃与之隔大渡河为界，视大理国为外藩，将其与安南、占城等邻国同列。安南自五代时权贵割据，自立为大瞿越国。北宋建立，大瞿越国遣使朝贡，宋封其主为交趾郡王。公元980年其国王位更替失序，北宋进讨失败，复以之为外藩如故。南宋初期大瞿越国入贡，孝宗赐名“安南”，沿袭北宋以其为邻邦的做法。

三 元明清时期的疆域与边疆

元朝实现了新一轮的全国统一，其疆域与边疆在历史上都有重要影响。较之汉唐两代，统一的元朝，不仅疆域更为广阔，民族融合的水平更高，而且疆域的巩固以及边疆内外区域联系紧密的程度，也都超过了汉唐时期。元代出现全国持续统一的趋势，被明清两代所继承，在清代还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元明清三代约650年。中国疆域在这一时期渐趋稳定和巩固，对中国疆域与边疆的最后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重要意义。

南宋后期，在中国基本版图的范围，先后形成南宋、蒙古诸部、西辽、金、西夏、大理国、吐蕃等部七个王朝和政权。这些王朝和政权在所管辖区域完成局部性的统一，较之唐末、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与分裂割据，南宋后期的局部统一不但是历史性的进步，也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蒙元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先后攻灭鼎立的王朝与政权，实现了自汉唐以后对中国的再次统一。

蒙元的历史包括蒙古汗国、元朝两个部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公元1206年建蒙古汗国，随后势力进入黄河流域。蒙古汗国存在约50年。蒙古汗国不仅衍生元朝，还分离出活动在中亚、欧洲等地的察合台、钦察、窝阔台、伊利四大汗国。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元朝，至顺帝北返塞外，元朝存在98年。蒙古汗国进军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与南宋争夺疆土长达半个世纪。蒙古汗国先于元朝建立20余年，遣军迂回攻灭大理国并经营西南各地，因此蒙古人对中国的统一过程，应包括蒙古汗国与元朝两个时期，史学界称为“蒙元”。

元朝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度。除以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周围区域为“腹里”，受中央直接统辖外，元朝在全国设立河南江北、江浙、云南、湖广、陕西、四川、甘肃、江西、辽阳、岭北、征东等11 处行省。行省初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以后成为常设的地方军政机构。行省管辖的地域范围甚广，军政兼管而且权力很大，适应南宋后期各地实现局部统一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行省执行统一政令，尽管施治方法可以适当变通，但边疆与内地实行大体一致的政令，有助于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差距。在边疆基本形成，发展水平与内地趋于接近的情况下，元朝的行省制度取得良好成效，不仅巩固了王朝的疆域，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

元朝的疆域十分辽阔，北部据有今蒙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部，以及中国内蒙古的北部、东部与黑龙江西部。辽阳行省东面临海，占据辽东半岛，东南面与高丽相接。西南面的云南行省，统治今云南、川西南、贵州西部以及中南半岛的部分地区。在吐蕃地区，元朝设朵思麻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思藏宣慰司，直属中央的宣政院管理。元朝在疆域方面的重要贡献，不仅表现在对全国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统一，而且首次将蒙古高原和西藏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为中国疆域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16]

明朝统治277年。明朝继承了除北部草原之外元朝的大部分疆土，这些地区原为南宋、大理、西夏和金所统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与吐蕃地区，明朝采取羁縻的方式经营，北面则遭遇退据漠北元朝残余势力的挑战。元顺帝率众退回漠北，史称“北元”，以后改称“鞑靼”。鞑靼与另一蒙古势力瓦剌经常南下，给明朝造成很大的压力。由于鞑靼、瓦剌经常侵扰明朝的北疆，明朝依靠九边重镇与积年修建的长城与之对峙。明朝在土木堡战役遭受惨败，英宗被俘。有学者认为明代是第二次南北朝，即南方王朝与北方夷狄对峙的时期。

自从安南脱离，中原王朝失去统治西南边疆的一处屏障。为确保云南联系内地的交通要道——湖广道的安全，公元1413年，明朝在湖广道所经之地建贵州省，为西南边疆的稳定提供了保障。从公元1441年开始，为制止在今云南西南部麓川土司的扩张，明朝在九年间先后三次征讨，最远打到今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三征麓川”维护了明朝西南部疆域的完整，但同时亦埋下土司长期纷争的祸根。缅甸的东吁王朝插手南部土司的争斗，形成渐次进逼之势。云南巡抚在今腾冲以西、以南的地区置八处关隘固守，关隘之外的区域乃被东吁王朝吞并，明朝在西南边疆的疆界内收。[17]

明朝面临维护海疆安全的问题。明代实行海禁政策，沿海地区出现由倭人、海盗等组成的倭患，明朝对倭寇进行了坚决打击。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岛北部，公元1642年击败西班牙人占据台湾。公元1661年郑成功将荷兰人逐出台湾，随后设置承天府与州县，大陆沿海地区的百姓大量移居台湾。1553年以后，葡萄牙人在取得泊船权的基础上，在澳门修建教堂、炮台等建筑，逐渐取得对澳门的实际经营权。

清朝立国后，多次采取有力的军事行动，致力于恢复疆土和捍卫疆土的安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清初明代的瓦剌称“厄鲁特蒙古”，以后成为西蒙古诸部的统称。在厄鲁特蒙古诸部中，以噶尔丹为首领的准噶尔最为强盛。准噶尔先后征服南疆的回部，进兵青海笼络西藏，侵扰甘肃地区。准噶尔部控制的地域，地跨葱岭东西两地与天山南北，东抵哈密，西及中亚，成为清朝经营西北边疆的劲敌。公元1696年康熙帝率军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发动的叛乱。公元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进入西藏，驱逐了准噶尔的势力。清朝统治者还与内外蒙古上层长期联姻，积极传播佛教，利用上层联络和文化影响的作用，促进了内外蒙古与内地的相互了解，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受游牧势力南下威胁的问题。自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也归入清朝的版图。

公元1757年，清朝彻底平定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北路，随即进入南疆。公元1759年，清朝又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南疆地区，在新疆建立了巩固的统治。在西藏地区，自公元1720年驱逐了准噶尔的势力，清朝委康济鼐主持藏政，设驻藏大臣监督。公元1750年平定西藏的叛乱，清朝制订《西藏善后章程》，改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在西藏长年驻扎官军。公元1791年，清朝驱逐进犯的廓尔喀军队，并制订《钦定西藏章程》，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确定西藏地方官员的职权与品级，同时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在西南边疆地区，通过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清朝对南方蛮夷建立有效及深入的统治。乾隆年间又发动大小金川战役，沉重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廷致力于收复台湾。在公元1683年的澎湖战役中，清军击败占据台湾的郑氏势力，攻下了台湾。次年，清朝在台湾设置由福建省管辖的统治机构，台湾东北面的钓鱼列岛也属于中国的领土。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清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明确了边疆地区的归属。在构建国家疆域与巩固边疆方面，清朝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边疆政权与反叛势力外，威胁清朝的疆域、边疆安全的还有西方列强。清朝对西方列强虽进行过抵抗，但由于国势渐衰，一些疆土先后被西方列强割据。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向东面扩张，进入西伯利亚，侵入中国的蒙古和东北。公元1658年发生在松花江流域的雅克萨之战，俄国哥萨克军队被全歼。因进犯黑龙江流域的雅克萨连遭失败，俄国最终同意在尼布楚举行谈判。双方就中俄东段边界划分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在北段边界，俄军不断入侵蒙古地区。公元1727年，清朝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西至沙宾达巴哈为两国的北段边界。公元1864年，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清朝割让巴尔喀什湖以东约44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英国和法国也提出领土要求。英国为打通缅甸至云南的道路，派近200人的探险队进入云南，遭到民众抵抗，英国译员马嘉理被杀。英国公使乘机勒索，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迫使清朝签订《烟台条约》。除赔款、开放云南边境贸易、英人享有外交特权等外，条约还准许英人进入西藏。清朝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引发西方列强参与瓜分中国。《马关条约》议定将辽东半岛和台湾割让给日本，赔款银2亿两。由于分利不均，俄国纠集法国和德国，要挟日本放弃上述要求。日本乃放弃割让辽东半岛的计划，但索取赎地银300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