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童年与少年
一 中西学问的筑基
童年启蒙
郭沫若的故乡沙湾是四川的一座市镇，虽然隶属曾经号称“海棠香国”的嘉定府，名声却不甚好，被人唤作“土匪的巢穴”。当地人却不怎么惧怕土匪，郭沫若儿时还曾与几个土匪一起玩耍。土匪绝不抢劫自己的同村人，这是他们的“义气”。土匪的义气只是狭隘的乡情，但这种民风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性格，郭沫若本人其实颇有豪放之情，或许也受此影响，这是他的故乡为他染上的一层底色。
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的秋天，乳名文豹，学名开贞。他的父亲做过各式生意，后来成为一个中等地主。母亲杜氏是州官家庶出的小姐，但家道中落，15岁嫁入郭家。杜氏虽文化程度不高，但也不断地通过自学提升自己，对于子女的教育她非常用心，郭沫若的大哥回忆说：“先妣篝灯夜话，时述先德资淬砺，督不孝等以诗书。”[1]母亲是幼年对郭沫若影响最大的人，他说：“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2]
据郭沫若回忆，4岁半时他就“发蒙”了，对读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教授的诗歌和说书先生讲述的“善书”是两种引子，晚上他听着哥哥读《易经》《书经》，只要听几遍自己就可以背诵。人的天性各有不同，并非所有4岁的孩子在引子的作用下都会对读书有兴趣，因此在天性的基础上，小开贞做出了人生第一次主动选择，向父母要求读书。
父亲自己虽不是读书人，但懂得教育的意义，在家中给子弟们设立了家塾，请了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先生沈焕章教书。1897年，小开贞向沈先生拜了师，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这是郭沫若第一次接触孔子。此后，在先生严苛的“教刑”下，学生们开始习读《三字经》，读不好的小童要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前挨打，在这种“惨痛”的记忆中，孔子又被降格成了“孔老二”。
幼童们的功课是学作对子、作诗，平日里白天读经，晚上读诗。“诗”是《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经”有《诗经》《易经》《书经》《周礼》《仪礼》《春秋》等，在小开贞眼中，前者虽不能全懂，但比起后者是有天渊之隔了。他对诗的兴趣即起源于此，最喜欢的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直到他三十岁时对于诗的见解也受其影响。[3]1923年郭沫若在散文《昧爽》中，描写了“我”如何通过默诵《诗品》来驱散幻觉的经历，他念着“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结健为雄”[4]，可见儿时诵记之深刻。对于《三字经》和四书五经，小开贞是倒背如流，但并不理解其中的意义，甚至觉得像咒语一般：“四书五经我们读它们时深感困难，并不是它们的内容艰深，实在是它们的外观古涩。”[5]
此外，郭沫若还认为《左传》和《东莱博议》给他了莫大的启发，影响了他喜好作议论和翻案文章的习惯。《东莱博议》又名《左氏博议》，为南宋吕祖谦所著，是当时学习历史的入门读物。周作人曾回忆说：“《东莱博议》在宋时为经生家揣摩之本，流行甚广。我们小时候也还读过，作为做论的课本”，其优点是“大家无有不读的，而且念起来不但声调颇好，也有气势，意思深刻，文字流畅，的确是很漂亮的论”[6]。
1900年庚子之变的冲击巨大，清廷被迫进行各种改革，如废八股改为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流行乾嘉学派的朴学。沈焕章不擅长于此，郭沫若族中的一位长辈郭敬武是经学家王闿运的弟子，郭沫若的大哥曾经在他开设的课堂学习，将朴学的风气带回了家中。乾嘉朴学重训诂与考释，因此家塾教授《说文部首》《群经音韵谱》等，这对于儿时的郭沫若而言十分枯燥无味。让他视为“刑罚”的除了朴学还有点读“御批《通鉴》”的日课：“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最感觉头痛。”[7]
社会意识的变化很快也反映在郭家的家塾中，“从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是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8]。于是郭沫若开始读《地球韵言》 《史鉴节要》，懂得了历史的概略和世界的大势。《地球韵言》为张士瀛在光绪年间所著，书中按照世界的国别，概括了各国的基本国情，用四字韵言编写，便于儿童记诵。《史鉴节要便读》为鲍东里所著，从太古讲到南明灭亡，亦用四字韵言，二者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蒙学教材。例如，梁漱溟在读完《三字经》后，父亲不让他读四书五经，反而要读《地球韵言》[9]。钱穆8岁时，私塾先生也为其讲授《史概节要》和《地球韵言》，他因此对瑞典、挪威的“日夜长短”很感兴趣。[10]
1905年废科举、建学校后，郭沫若的大哥、五哥都进了新式学堂，大哥源源不断地寄送各类新书刊回家，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私塾的教材还有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沈焕章先生使用了一种教会学堂用的《算数备旨》教授数学，郭沫若在12岁时学完了开方。
少年进学
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同年郭沫若考入嘉定府乐山县开办的高等小学。他还记得几位授课老师：易曙辉教授乡土志，授课内容就是嘉定附近的名胜和历史，间杂引用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刘书林教授历史、地理、作文和《十六国春秋》。陈济民教授国文，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作教材，讲文法时引用的例子是《尚书·尧典》。
有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帅平均先生，身兼“新学”和经学的老师。有趣的是他自己也不太掌握算数，教授的体操和音乐也很浅薄，并不真正具备科学素养。但其经学教得不错，而且言必称“吾师”，一个钟头要说上二十遍。他师承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廖平，后者“在新旧过渡的时代，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位学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听说也是采取了他的意”[11]。
帅先生讲《礼记·王制》的时候将其分成经、传、注、笺四项，他认为经是孔子的微言，传是“孔门的大义”，注笺是后儒的附说。郭沫若受益于此，曾作诗二首以为记述和理解：
题王制讲义
经传分明杂注疏，外王内圣赖谁传。
微言已绝无踪影，大义犹存在简篇。
不为骊珠混鱼目，何教桀犬吠尧天。
而今云翳驱除尽，皎日当空世燦然。
跋王制讲义
博士非无述，传经夹注疏。
先生真有力，大作继程朱。[12]
后来他们又随帅先生学习《今文尚书》，以前郭沫若在家塾里读的是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经过帅先生的讲解他才明白经学中有今文与古文的派别之分。帅先生的讲义与郭沫若在家塾里所学的段玉裁的“小学”得到印证，也令他感到兴奋。受了这样的启发，郭沫若便开始研读《皇清经解》，觉得最为有趣的是阎若璩的“伪尚书考”，因为他把《古文尚书》的每一处伪撰都考察并列举了出来。
1907年郭沫若进入嘉定府中学，由于校长对于办学没有经验，聘请的中学老师大都水平不够。学生虽然能够学习英文、日文，但日文用了一两个学期连五十音也学不好。
在中学各种令人荒废的学科中，经学是郭沫若唯一有兴趣的功课，这无疑奠定了他未来进行古代思想研究的基础。经学老师黄经华也是廖平的学生，曾借过不少书给郭沫若。郭沫若回忆道：
在小学校对于今文学发生的趣味是他为我护惜着的。他教的是《春秋》，就是根据廖季平先生三传一家的学说。他很有把孔子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唐虞三代都是假的，“六艺”都是孔子的创作，就是所谓托古改制。为甚么《左传》里面在孔子以前人的口中征引“六艺”的文字？他说这便是孔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通同作弊了。他怕空言无益，所以才借重于外，托诸古人，又怕别人看穿了他的伪托不信任他，所以才特别自我作古的假造出许多的历史。他这种见解在当时是很新鲜的。[13]
中学时期，郭沫若开始阅读《国粹学报》和梁启超的《清议报》。前者的学术文章对于中学生来说很难懂，后者就较为易读，郭沫若认为其中表现出某种新的气象。《国粹学报》创办于1905年，主要编辑有邓实、章太炎和刘师培等，是清末国粹学派的主要阵地。《清议报》创办于1898年，是维新派的主要刊物。1901年梁启超概括其特色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和“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是“广民智，振民气”。[14]郭沫若虽未详谈自己读这两种刊物的感受，但相信前者对“国粹”的弘扬和后者对时事的议论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1908年秋，郭沫若罹患伤寒并发中耳炎，使其听力终生受损。在病中他广泛阅读古籍，对《庄子》《列子》尤为嗜好。
1909年10月，郭沫若因为要求校方和政府交出打伤同学的肇事者，带领同学罢课，被嘉定府中学堂斥退。次年2月，他考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来到成都上学，这一向是他所期冀的，然而实际情形依然让他大失所望。那里的教师大多照本宣科，经学教授《左传事纬》，国文学习《唐宋八大家文》，历史仅仅教授历代帝王表，国学方面，连嘉定府中学的老师都还不如。新学方面，老师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学生们也是为了混文凭而学习。
学校中没有可学的知识，郭沫若只能在课外读一些感兴趣的书籍。梁启超的论文和章太炎的学术著作都是他的常读之物，只是后者依然很难懂。例如，他觉得章太炎的《齐物论释》“用佛学来解《庄子》，觉得比《庄子》的原文还要莫名其妙”[15]。郭沫若依然喜爱《庄子》，觉得是“古今无两”，此外还喜好《楚辞》《文选》《史记》。“新书”方面他阅读林纾翻译的小说，如司格特的《艾凡赫》（林译名为《撒喀逊劫后英雄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对郭沫若的文学倾向有决定的影响。此外还有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
以上便是郭沫若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他写作回忆录时已年届而立，这些无疑是他记忆中最为深刻的部分，可以看出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既有中国传统之经典，也有当时随大潮传入中国的各种新学。家塾的启蒙教育为郭沫若的知识结构打造了最初的基础，沈焕章先生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和新学，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从小学到中学，郭沫若主要还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影响，他因为自己的浓厚兴趣主动研习了经学，并对诸子有了初步的阅读。学校里教授的新学仅仅有着形式上的新，而非思想或理论性的新，郭沫若通过自学，对西方思想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并不深入。总之，在童年与少年时代，郭沫若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对于新学（西学）他也有了最初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