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性与人生基调

郭沫若的幼年便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其性格中又具有叛逆性，此二者可谓其天性。如前文所及，他4岁便向父母要求读书。上学之后，尤其是在中学时期，他“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我自己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这使他第一次有了离开的强烈渴望：“奋飞，奋飞，这是当时怎样焦躁的一种心境哟。”^[16]他对于欧美最为憧憬，也很想去日本，或者去往北京、上海甚至省城也可以，然而父母并不允许。后来如愿到成都读书后，他的求知欲也没有得到满足。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自己能触及的范围内钻研经学、阅读诸子和新式的报刊书籍。直到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后，他才真正解放了自己的这种天性。

郭沫若“叛逆”的天性，则与他人生最初的选择息息相关。1906年郭沫若在小学第一学期的成绩名列第一，引发了学校里三四十岁的老童生们的嫉妒，他们认为老师偏心，便将成绩榜撕毁，学校为平息这场风波却将郭沫若的成绩改为第三名。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扭点”，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人性之恶，因此培植出了他的叛逆性。从此在各级学校里，郭沫若成为最令人头痛的学生，不断被开除。

1907年，因反对中学教师的专制，郭沫若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经过斡旋复课。1909年又因参加罢课被除名。1910年冬—1911年初，成都学界发生国会请愿风潮，郭沫若被推举为分设中学堂代表之一参加了罢课。逐渐地，他从反抗学校的种种不公到结合时势与革命走在了一起。1911年，为反对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郭沫若称，“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甚么收获、甚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17]。与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一样，郭沫若鄙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保皇立宪，赞成孙中山和黄兴的“排满兴汉”，崇拜徐锡麟、秋瑾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辛亥革命成功后，在四川宣布独立的前夜，郭沫若立即与同学剪掉了发辫。他们有一种错觉或者说虚妄的希冀，认为只要这样中国就可以跃入强国之列。他后来回顾道：

中国那时的少年人大都是一些国家主义者，他们有极浓重的民族感情，极葱茏的富国强兵的祈愿，而又有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他们以为只要把头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换，把非汉族的清政府一推倒，中国便立地可以成为“醒狮”，便把英、美、德、法、意、奥、日、俄等当时的所谓“八大强”，当成几个汤团，一口吞下。^[18]

郭沫若本性的叛逆与时代的革命精神结合，形成了一种朴素的爱国思想。1911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且降生不辰，遭国阽危，奋飞高举，以蕲去患，吾辈之职也”^[19]。他在那两年写下了许多与国事相关的文句，例如以下的联语：

横磨剑利，赤血流漂，问他犬族胡儿，后此年时，敢否南来牧马？

汉字旗翻，国光辉耀，祝我神明胄裔，从兹振刷，永为东亚雄狮。^[20]

故国同春色归来，直欲砚池溟渤笔昆仑，裁天样大旗横书汉字。

民权如海潮暴发，何难郡县欧非城美澳，把地球员幅竟入版图。^[21]

这种爱国思想就是贯穿郭沫若一生的基调，影响了他人生中几乎每一次的重大选择。从留学日本，到心向马克思主义，再到回国参加大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战，郭沫若始终被爱国思想和社会责任感所牵引，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变革主义者。

1910年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考中“法科举人”，在北京的法部衙门做了七品官。郭开文是除了父母和沈焕章先生外，对郭沫若影响最深的人。他自己接受了新思想并将之传回故乡和家中，他让族中女子放足、读书，在乡中提倡兴建蒙学堂。早在郭沫若12岁时，大哥便建议他以后学习实业，进而可以“富国强兵”。不过郭开文后来到日本学习的并非实业，而是跟随时流学了法政。此时大哥回国做官后，却也要郭沫若进入法政学校，这令郭沫若十分惊讶。

1913年，郭沫若考入天津军医学校，他承认自己当时并没有学医的愿望，报考天津军医学校只是为了借机离开四川，但到了天津他依然没有心情入学。一番挣扎之后，郭沫若决定接受大哥的资助，前往日本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