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洋十年
一 留日学生与爱国主义
早在1904年，郭沫若就曾接触过日本人。当年暑假，大哥郭开文带了两个日本教习回乡，郭沫若还跟着学了几句东洋话。1905年大哥将要去日本留学，想带上弟弟一起去，父母心系幼子，未能容许。郭沫若后来回想，如果当时便去了日本，他一生的路径肯定有所改变，很可能会成为一位纯粹的科学家。
在成都读中学时，同学中有一位去过日本的，科学知识还不如郭沫若。这种到国外混一混的“留学生”一向不少，甚至到了1929年前后，也多的是去美国“鬼混了两三年，一回国来便是甚么‘博士’、‘硕士’，巍然泰然地便做起了甚么机关的委员，甚么大学的教授，甚么印书馆的编辑”[22]。后来郭沫若并没有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也没有做委员教授，那么他的留学生涯是如何度过的，这段十年的经历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什么呢？
1913年底，郭沫若从北京出发，乘火车从东北先往朝鲜，1914年1月乘船来到日本，开始了“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他拼命学习日文和科学，目的是尽早考上官费学校。他在家书中说：
拼此半年功夫，极力予备，暑假之内，如万一能考得官费学校，则家中以后尽可不必贴补，已可敷用。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饱思暖逸，势所必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业。男前在国中，毫未尝尝辛苦，致怠惰成性，几有不可救药之概。男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下自问心无愧，上足报我父母天高地厚之恩于万一，而答诸兄长之培诲之勤，所矢志盟心日夕自励者也。[23]
功夫不负有心人，郭沫若仅用了半年时间就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官费生，在当时没有比他用时更短的了。日本的高等学校是大学的预科，分为文科、理工科与医科。郭沫若选择方向的理由是为了“拯救中国”，他厌恶法政，认为文科对实际无用，但由于理工科要学习数学，让他有些畏惧，于是便选择了医科。他说：“民国三年我到了日本，曾决心抛弃文艺，专心致志于科学。当时的号召是富国强兵，总想学些实际的东西来达到这层目的，因此选了医学。我在留学的初期，态度是很坚决的，所有的新旧文艺书籍我都一概摒弃了。”[24]此时郭沫若的心理，已经与当年报考天津军医学校时完全不同了，他的确是想为国家社会做实际贡献的。
1914年9月郭沫若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1915年7月毕业，同年秋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毕业。日本的医学模仿德国，高等学校的课程中学习德文的时间最多，此外还要学拉丁文、英文，科学方面要学习数理化、动植物学等。学习外语时，日本老师教授的方法并不是单词、语法、段落的逐步讲解，而是让学生直接阅读外语文学作品，这对外语的学习虽非良策，但却启发了郭沫若的文学之路：
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25]
1918年9月，郭沫若免试进入位于日本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最初的两年学习基础课，如解剖学、生理学、医化学等，此时他还对探求人体的秘密很感兴趣。但后两年学习临床医学时，因为听力受损、双耳重听和脊柱弯曲等疾病，郭沫若不能使用打诊和听诊等基本医术，因此感到非常吃力，内心也较为苦闷。1921年1月，他还曾欲前往京都改学文科专业，这想法遭到了好友成仿吾的反对。成仿吾认为研究文学并没有学习文科的必要，这倒说服了郭沫若。其后，他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和日本之间筹备创造社刊物。1923年3月，郭沫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获得“医学士”学位，但他最终并没有从医。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害逐步加深，而中国留日学生是更能感受到这种压迫与屈辱的群体，他们也站在了反抗的最前线。郭沫若在留日期间经历过两次学生运动。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秘密条款，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这也影响了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起初郭沫若认为：“此次交涉，本属险恶，然使便致交战，或恐未必”，若万一中日真的开战，中国也不一定会失败，而“日本鬼国，其骄横可谓绝顶矣，天其真无眼以临鉴之耶！今次吾国上下一心，虽前日之革命党人，今亦多输诚返国者，此则人和之征也。”[26]3月5日至4月20日，中日召开会议进行交涉。然而到了5月，局势更加紧张，5日郭沫若致信父母说：“交涉险恶，不久便归，际此机局，自当敬慎，请勿驰念。”[27]
5月7日，日本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日，郭沫若与同学一道回到上海，他们认为如果两国开战，在日本将无法停留。他写下一首诗，表达了回国参加斗争的愿望：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28]
然而这次回国的结果却是：“慨当以慷地回了国的‘男儿’在上海的客栈里呆了三天，连客栈附近的街道都还没有辨别清楚，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29]因为5月9日袁世凯基本接受了“二十一条”，郭沫若认为这件事已得到和平解决，所以11日便返回了日本，而且庆幸两国没有开战。对于这次往返十日的空途，大哥写信予以斥责，郭沫若也颇为后悔，承认是浪费了时间与金钱。
有学者认为这一次回国风潮反映出，对于郭沫若而言，“虽然爱国是本分，但决不可以忽视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个人和国家利益相冲突时身为政府官员的长兄郭开文对他施加的影响”，这造成了他认识上的摇摆。[30]这样的论断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郭沫若心中尚未真正形成“如何救国”的思想，他的爱国之情仍然与其少年时代一样，是朴素而模糊的。
例如，郭沫若认为：“此次交涉之得和平解决，国家之损失实属不少。然处此均势破裂之际，复无强力足供御卫，至是数百年积弱之敝有致。近日过激者流，竟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失当。将来尚望天保不替，民自图强，则国其庶可救也。”[31]在国家无力抵抗的形势下，他仅仅是希望天公保佑，民众自强，并未提出任何解决国家积弱的办法，同时还为政府做辩护，可谓是幼稚的。又例如，1917年7月张勋复辟，郭沫若的看法是：“张勋造反，破坏民国，奈有段祺瑞一人奋起义师，十日之内，削平大乱。……段氏功业甚伟，众望所归。如天佑中华，使段氏得安于位者十年，国家其庶几有起色乎！”[32]这还是寄希望于“天佑”和段祺瑞长期执政，并不能看透中国社会积弊的本质。当然，指望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有完善的救国之策也是颇为勉强的。
第二次学生运动是1918年5月，留日学生为了反对“中日军事协约”而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全体罢课。然而这次事件也并没给郭沫若表现爱国心的“机会”。因为运动中成立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叫他们立地离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对待。这个运动在当时异常猛烈，住在东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离了婚的很不少。”[33]郭沫若正是“有日本老婆的人”。
1916年8月，他与日本护士佐藤富子相识，二人从通信开始恋爱，后来同居在一起，郭沫若为富子取名“安娜”，1917年12月他们的长子出生。罢课风潮时，郭沫若一家住在乡下，没有被“诛汉奸”事件波及。经过两周的罢课，留学生们又决议全体回国，郭沫若因为经济问题没有参加。他自嘲道：“不幸像我这样的‘汉奸’每月所领的三十二元的官费是要养三个人口的，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更那有甚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没有钱便失掉了‘爱国’的资格，‘汉奸’的徽号顶在头上，就好像铁铸成的秦桧一样。”[34]
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风起云涌，这在日本被视为“天变地异”的事件而进行新闻报道。身处历史中的人往往不能准确地对近期发生的事件作宏观评价，但影响一个时代的大事件不属于此列，它们能让近处之人也感受到历史的震颤。郭沫若认为五四运动“形式上是表示为民族主义的自卫运动，但在实质上是中国自受资本主义的影响以来所培植成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作决死的斗争。自从那次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化便呈出了一个划时期的外观”[35]。
五四运动对郭沫若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与在福冈的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义务通讯社，他们在夏禹鼎家中开了一次会，将通讯社定名为“夏社”，同时具有几层含义—夏天，夏君家中，中国（华夏）人。夏社成立的目的非常直接，就是“抗日”，主要工作是翻译日本报章杂志上意图侵略中国的言论，或者由社员自撰抗日的文章。他们自费购买油印机，印出寄往国内的学校和报馆[36]。
同年8月25日，郭沫若在诗歌《箱崎吊古》中写道：“惊砂扑面来，我看见范文虎同蔡松坡指挥着十万多的同胞战—同怪风战，狂涛战，怒了的自然战，宇宙间一切的恶魔战……/我的同胞哟！我奋勇的同胞哟！/永劫的荣光早在我头上照临，/我在替你们唱着凯旋歌，/我们努力，奋迈，战！战！战哟！”[37]箱崎位于福冈，是元军第二次征讨日本的古战场，即千代松原。范文虎是元军征日将领，蔡松坡即名将蔡锷，1916年病逝于福冈。郭沫若幻想着由这两位将领带领中国同胞与怪风作战，而怪风正是当年“阻挡”了元军的所谓日本“神风”，整首诗即是一种抗日情绪的宣泄。
10月，他署名“夏社”发表了一篇《抵制日货之究竟》，文中统计了中国进口的日货种类，认为奢侈品占四分之三，必需品占四分之一，因此“消灭国人奢侈苟且之习惯，实亦救国之要图”。郭沫若认为抵制日货只是各种方法之一，更为长久的策略是摒弃奢侈品，奖励采办国货，振兴实业、开办工厂等，他呼吁各界同胞速起奋斗[38]。
同时在《黑潮》上，郭沫若还发表了《同文同种辨》，其论点是“中日两国并非同文同种”。郭沫若首先分析了两国的言文，认为中文与日文的发音、构字、文法皆为不同。日本的普通文体由假名和汉字组成，日语汉字分为训读与音读，训读仅用字形，音读的发音是唐宋的死音。因此所谓中日的同文，“仅同此空髑髅之汉字耳”。日本当时还要力图废除汉字，其理由有汉字与近代文明不适，使用范围仅限于亚洲，字数太多、字形复杂，且与日本的表音文字不符等。因此日本一方面减少汉字的使用，另一方面渐进使用新式词语。
而后郭沫若讨论中日“种族”，他认为日本民族是虾夷、汉人、通古斯人和马来人种的混血人种，并引用了“拉枯逋里氏”的学说，后者认为中国人在黄帝时代从里海迁徙到中国。郭沫若觉得此说“殊觉未易失坠也”，他不但认同，还补充考证出所谓迁徙的时间是在伏羲之前。郭沫若坚决否认中日在民族和文化上有亲缘关系，揭露日本野心家利用所谓“同文同种”作掩饰，却在东亚实行“门罗主义”的面目。最后他发出了这样的议论：“夫以仁道正义为国是，虽异文异种，无在而不可亲善。以霸道私利为国是，虽以黄帝子孙之袁洪宪，吾国人犹鸣鼓而攻之矣。”[39]这为全面批判日本建立了道义性的前提，日本正是“霸道”的代表。
在此文中，郭沫若是这样推理中国人在伏羲之前从西方迁徙的：他认为八卦卦象是中国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乾卦和坤卦的卦象是黄河流域的“平面图”，作卦的伏羲氏一定是见到黄河流域的地形后才能作出乾坤二卦。传说伏羲的母亲太昊“居于华胥之渚”，华的唐音为Kwg或Ka，“华胥”疑似是里海（Kaspi）的音译，里海南岸是中国人的“故土”。
“中华民族西来说”早已被科学研究证伪，不过在清末民初却有着一定的市场。郭沫若引用的“拉枯逋里氏”，今译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1894年在其著作《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中论述说，两河流域的Nakhunte带领“Bak族”来到黄河上游，这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刘师培、章太炎、黄节等国粹学派人士都曾固信不疑，有人也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类似之说。[40]郭沫若曾是《国粹学报》的忠实读者，应是受了此说不小的影响。他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为了论证一个自己已经认定的结论，在使用史料时是比较随意和生搬硬套的。值得肯定的是，这是郭沫若第一次运用文献学、音韵学等方法研究撰写的文章，可被视为他最早的“学术研究”。
1921年，郭沫若作《日本之煤铁问题》，撰文的起因是他在《大阪朝日新闻》看到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白仁武的一篇题为《我制铁业之将来》的讲话，其内容大意为：日本所需的原料全部有赖于中国，要在英美投资之前研究对中国的投资。郭沫若读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于是提笔撰文来警醒国人。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世界战乱的根源都在于煤铁问题，帝国主义猖獗的帮凶—武装、兵器和经济都依赖于煤铁，“煤铁是军国主义底双轮，煤铁亦是平和生活底两翼”。据他考察，日本所需的煤铁逐年增加，但其本国矿产有限，如八幡制铁所等钢铁厂的煤铁原料都来源于中国。“日本人煤铁既不足，军国主义之梦犹未醒，就对中国磨刀而向。”大资本家安川敬一郎、松本健次郎，工学士石川成章、石渡信太郎等都有此类言论。郭沫若号召中国人不要做守财奴，矿藏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去挖，这样“日本的军阀主义自会倒产，东亚底平和自有确立之一日”[41]。
至此我们看到，郭沫若在留日十年中彻底形成了爱国主义的人生基调。他在《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中将祖国比作女郎，对于所爱的祖国（女郎）他吟咏道：“啊，我年青的女郎！我自从重见天光，我时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42]后来他充满温情地回忆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他的《凤凰涅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而《炉中煤》便是对于祖国的恋歌。[43]同时，与少年时期和初到日本参加学潮时的随波逐流式的爱国情感不同，他逐渐开始诉诸理性与研究，用社会分析、历史考证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俨然已具备了一个学者的初步素养。可以认为，这种蜕变与其留日的经历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