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精神生活的“导师”
在郭沫若的留学生涯中，不仅爱国主义的人生基调得到了升华，其精神生活也得到极大的发展。相较于人生前20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东洋十年带给他的更多的是新知新学，这种新学并非简单的世界局势或者工具性的科学知识，而是各种哲学和思想，其中有几位精神“导师”的影响尤为突出。
王阳明
1915年郭沫若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时，得了重度神经衰弱症，心悸、胸痛，头脑昏聩，睡眠不安，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记忆力严重衰退，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患病的原因既有来自学业上的压力，也有客居异乡的悲苦，“临到这样对于精神修养的必要的呼声，才从我灵魂深处呼喊了出来”[44]。
郭沫若是在这样身心糟糕的状态下“遇到”了王阳明。当年9月，他买到一部《王文成公全集》并开始诵读，还萌生出了静坐的想法。之后又买到一本《冈田式静坐法》，便依法开始静坐，每日早晚各三十分钟，并读《王文成公全集》十页。坚持了两周之后，他的睡眠时间延长了，睡眠质量提高，心脏的疾病也得到缓解。尽管两年之后，他就把《王文成公全集》转赠给了他人，但静坐的工夫仍坚持了下去，使得他的身体状况保持了健康。
王阳明对他还有更重要的一种影响，那便是精神上的引导。郭沫若用了一段奇幻的比喻来形容：“在我的精神上更使我澈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从前在我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画，到这时候才活了起来，才成了立体，我能看得它如像水晶石一样澈底玲珑。”[45]郭沫若承认，自己对于王阳明的生平和学问并不曾进行过系统、精细的分析研究。因此，王阳明对于他更多的是具有“引路”的作用。
因为喜爱读这种哲学，郭沫若被引导走近了老子、孔门哲学、印度哲学以及欧洲大陆唯心派哲学家，尤其是斯宾诺莎。而对于素来喜欢的庄子，他更是“看透他了，我知道‘道’是什么，‘化’是什么了”[46]。庄子与王阳明，不止一次地被郭沫若相提并论，二十年后他还记得“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更进而开始了对于王阳明的礼赞，学习静坐”[47]。
1916年郭沫若曾因研究王阳明而关注到其同乡朱舜水，方知前一年就读的东京一高里有他的墓，于是在暑假的时候到一高凭吊。[48]年底他在家书中也提及了王阳明：“阳明先生学行万古，忠孝两全，男则内怀多疚，徒自媿汗已耳！”[49]
如上所述，王阳明“静坐法”解决了他的失眠和神经衰弱，其思想又引导了郭沫若对各类哲学的兴趣。但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另一处记述了一段颇为矛盾的回忆，表明在1916—1917年时他在精神上仍沉浸在苦闷之中，王阳明并没有能解决郭沫若自己的问题。他说，“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他常对自己发出质问，是肯定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50]这是颇有一些“to be or not to be”意味的灵魂拷问，体现出了他的煎熬。此时，也正是他读泰戈尔的时候，尽管泰戈尔也并不能完全回答他的问题。
泰戈尔
郭沫若在刚到日本的1914年便知道泰戈尔的名字，当时在日本正流行泰戈尔“热”。1915年上半年，与他同住的一位亲戚某日从学校拿回几张英文的课外读物，题目是“Baby’s Way”“Clouds and Waves”，郭沫若读后非常惊异，觉得：“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51]因为泰戈尔的诗集非常受欢迎，一出版就脱销，郭沫若直到1916年才买到一部《新月集》，他心中竟然像小孩子得到画报一样快乐。同年秋，他在冈山图书馆发现了泰戈尔的作品，如同获得了新的生命一般，每日捧书默诵，有时还一边流泪一边暗记。后来他在回忆中记述了所读的作品名称，有《曷檀伽里》《园丁集》《暗室王》《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暗室王》等。
泰戈尔在两个方面对郭沫若有重大影响。第一，泰戈尔对其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郭沫若新诗的风格有这样一种演变：“五四”以前是清淡、简短的泰戈尔式，“五四”时期是豪放、粗暴的惠特曼式，再到歌德式的韵文。郭沫若自称作诗“先受了太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的”[52]。而他本来就喜欢冲淡类型的诗歌，如陶渊明、王维等，喜爱泰戈尔是符合郭沫若个人一贯的口味的。
第二，泰戈尔是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最早来源。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来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泰戈尔是其源头。1916年泰戈尔访问日本，郭沫若在日本刊物上读到他的演讲《从印度带去的使命》，感到他的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郭沫若除了受到泰戈尔“梵”“我”“爱”思想的影响外，他还通过阅读泰戈尔所编的“伽比尔百吟”认识了古印度诗人伽比尔（Kabir），并开始阅读《奥义书》。
1917年，即将迎来第一个孩子诞生的郭沫若被“面包”所困。他从泰戈尔的《新月集》《园丁集》《曷檀伽里》中选取了若干篇，翻译出了一部《太戈儿诗选》，然而当时泰戈尔在国内还不算热门的诗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拒绝了郭沫若。郭沫若自嘲道这是“向我精神上的先生太戈儿求过点物质的帮助”[53]，译稿遭拒后，郭沫若对泰戈尔也有了疏离，他和泰戈尔在精神上的连络从此便遭到了打击。于是听闻泰戈尔将于1924年访华时，郭沫若早已不会有兴奋雀跃的情绪，而是用批判的眼光对他的诗与思想进行评述了。郭沫若形容道，近年频繁邀请外国名人来华讲演，好似乡下请神办神会，神走了只留几张符箓。请神的赚够了，国人却并未对该名人的思想有什么深刻的研究，只是一种虚荣的偶像崇拜罢了。
歌德
与前面两位“导师”相比，郭沫若在一生中与歌德的接近更加长久。最早，歌德似乎是接了泰戈尔的“班”，将郭沫若的精神生活充盈了起来。1917年下半年，学校的德文课教材便是歌德的自传《创作与真实》[54]，而歌德作品中的泛神论倾向也果然吸引着郭沫若。他曾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哥德底宇宙观和人生观我虽不曾加以精密的分析，具体的研究，可是我想他确是个Pantheist。”[55]
1919年的夏天，郭沫若开始翻译《浮士德》，最初的译文是《浮士德》中的一段述怀，以《Faust钞译》为题目发表于《时事新报》。郭沫若一生译作颇丰，据统计其译诗有238首，其中所译歌德的诗作就有29首。[56]郭沫若虽然先着手翻译《浮士德》，但先出版的是歌德的另一部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该书1922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后大受欢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再版的出版社就有创造社出版部、上海现代书局、群益出版社、天下书店和激流书局5家。郭沫若所译《浮士德》于1928年初版，新中国成立之前有3家出版社再版。1942年郭沫若翻译的《赫曼与窦绿苔》也出版了单行本，此外1931年他还译完了歌德自传，译名为“真实与诗艺”，遗憾的是保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译稿不幸被焚毁，未能出版。
郭沫若翻译歌德作品不仅是出于感情上的喜爱，更是对其作品价值的肯定。例如，他针对沈雁冰（茅盾）所说翻译《浮士德》并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写作了《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认为《浮士德》作为文学杰作是有“永恒生命的”[57]。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与歌德有着相当的共鸣，如其“主情主义”（感伤主义）、“泛神思想”“赞美自然”“景仰原始生活”等。[58]在歌德逝世90周年之际，郭沫若还陈述了他对自然科学的贡献，认为其“科学上之发现乐与文艺上之创作乐，并一身而兼两之，吾人不能不敬仰歌德之天才，吾人不能不羡慕歌德之幸福”[59]。
阅读与翻译歌德对郭沫若产生了影响，然而当他后来自述这种影响时，却与留日时的崇敬心情截然不同。例如他认为受歌德对自己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自己失去了惠特曼式的热情，成了“韵文的游戏者”[60]。1936年，蒲风采访郭沫若时曾询问他是否最受歌德的影响。郭沫若答曰“歌德对我的影响实在不见得多，说我最受他的影响，恐是由于我翻译过了他的《浮士德》，因而误会”[61]。这是因为郭沫若对歌德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然而与最终抛却泰戈尔不同，他对歌德从崇敬到批判，后来又回归了相对客观的评价。例如，1941年他曾为“歌德晚会”题词说：
歌德的才智发展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文学家，而同时是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是进化论的前驱，他在人体解剖上曾经有所发现，在色彩学中有独到的研究，作为文学家时，他是德意志近代文学的开山祖，他的诗歌有好些是不朽的，他在文学中也是多方面的，不过他的小说和剧曲，用现代的眼光看来，不免是过去了，他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不断的努力，和健全的博爱思想。[62]
再回到留日时期，歌德在精神上最直接的导向是将郭沫若引到“歌德最崇拜的斯宾诺莎”，郭沫若因此走向了泛神论“哲学”。
斯宾诺莎与泛神论
受歌德影响，郭沫若开始阅读斯宾诺莎，与前述三者不同的是，虽然斯宾诺莎的作品是更加系统性的哲学，但郭沫若并未留下对其专门性的研究和评述文章。郭沫若读过斯宾诺莎《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63]，将其与庄子、伽比尔一起赞美[64]，称他的哲学“在苏俄给予了新的评价，他的思想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先导”[65]。
郭沫若1941年在《五十年简谱》中曾回忆，1915年自己“与王阳明及斯宾诺沙之思想有深契之接近”[66]。但他又多次在其他文字中提到“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67]，“因此我便和欧洲的大哲学家斯宾那沙（Spinoza）的著作，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接近了”[68]，“在西洋是崇拜着斯宾诺莎与歌德等”[69]。除了《五十年简谱》，并没有他在1915年就阅读斯宾诺莎的第二种自述，可见其的确是1917之后被歌德引向了斯宾诺莎。那么为何他误记为1915年？可能的一种解释是，留学时期作为一个整体，给20多年后的郭沫若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泛神论。哪位导师在先，又引向了哪位导师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处于泛神论的笼罩之下。
根据郭沫若的相关叙述，留日阶段他的精神生活受到上述“导师”的影响，总结来说实际的顺序大约是：他于1915年开始读王阳明，而后投入泰戈尔的怀抱，1917年下半年开始接近歌德，并因此阅读了斯宾诺莎。泰戈尔、歌德和斯宾诺莎的共通之处便是泛神论，或者说郭沫若本来便有泛神论的倾向，因此才被他们吸引。进而郭沫若再发现了庄子，将泛神论与庄子、老子和孔子印证起来，开启了他最早的诸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