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文化与创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郭沫若远离祖国之时，中国发生了近代以来，辛亥革命之后最伟大的变革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广义的时间范围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止于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争，是一场几乎与郭沫若留日同期的思想、文化与文学革命。
然而受限于在国外的条件，郭沫若在日本时并未读过《新青年》，当胡适等人在该杂志上提倡并发表白话诗时，郭沫若仅仅是听过其名声，却不曾见过原文，直到1920年回国在上海才首次与《新青年》“见面”[70]。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各种报章杂志，郭沫若只阅读《时事新报》，其副刊《学灯》是他的最爱，几乎要与其“相依为命”了[71]。可以说，他并没有享用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果实”，既没有被其成就所滋养，也没有被其激进所影响。
1919年，陈独秀为《新青年》辩护道：“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72]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口号“科学与民主”，此处也道出了其内在要求，即反对孔教、反对国粹、提倡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乃至旧的一切。
远离“新文化”影响的郭沫若，在当时并未激烈地反对孔子与儒家、反对国粹，反而在泛神论的影响下对老庄和孔子愈发接近。若干年后，郭沫若曾以专文回顾说：“《新青年》所尊崇的两位导师：一位是德先生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其它一位是赛先生的‘赛因士’（科学）。这德、赛二先生正是近代资本社会的二大明神。德先生的德业是在个权的尊重，万民的平等；赛先生的精神是在传统的打破，思索的自由，更简切了当的说，《新青年》的精神仍不外是在鼓吹自由平等。”[73]对于彼时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郭沫若来说，这种精神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是受到帝国主义束缚的“三寸侏儒”，而对于留日时期的郭沫若来说，他并未受到其多深的影响，从日后他累次的回忆来看，此时对于他最重要的依然是泛神论。
五四新文化时期，“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曾化为众多中国人的言谈和文章。”[74]对于这些被五四人拿来作为新文化对抗旧传统的西方思潮，郭沫若仅对尼采和柏格森有过阅读。他最早读尼采作品是在冈山六高时期的冈山图书馆，1919年在《匪徒颂》中提及，1923年翻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郭译名《查拉图司屈拉》），后于1928年出版。1920年前后郭沫若曾研读过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次年在给郑振铎的一封信中提过其名。他最后转向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他与中国社会共同完成的历史选择。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郭沫若并不是吸收者，而是独立一隅的创造者，他个人的创造以及他创建的组织在文坛异军突起，成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代表。
创造力的迸发
留日初期如饥似渴地阅读泰戈尔，使郭沫若接触并学习了其诗歌的形式。1916年，郭沫若开始写作白话文诗歌，创造力的源泉是与安娜的爱情：“《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75]1918年，郭沫若在上解剖课的时候获得了灵感，有了最初的创作欲望，构思了一篇渔师与女尸的故事，题为《骷髅》，他将这篇得意之作寄给了东方杂志社，然而却石沉大海。
1919年，郭沫若等人运作夏社时需要阅读大量报纸，国内报纸订阅的是上海《时事新报》，直到9月收到国内寄来的报纸，郭沫若才第一次见到中国的白话诗歌，他暗暗惊异：“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吗我从前做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76]。于是他将诗作投稿到《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受到编辑宗白华的赏识，接连发表了多篇诗歌，一个震惊国内文坛的诗人诞生了，取自家乡两条河的笔名“沫若”也响彻开来。
那一段时间郭沫若几乎每日都有诗的灵感袭来，他最著名的《凤凰涅槃》《天狗》等狂放风格的诗作，十分符合五四“暴飙突进”的精神，反而与郭沫若自己原本喜爱的清淡型诗歌不同。郭沫若认为《凤凰涅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再生。1921年8月，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1923年又出版诗歌散文集《星空》，《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个人创造力的爆发带给他名誉，也唤起了他曾经被退稿打击的自信，早些时候曾萌生的一个念头有了实现的基础。1918年，郭沫若偶遇东京一高的同学张资平，两人闲谈间说到国内的杂志，张资平认为《新青年》差强人意，仅仅刊登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学艺》杂志又过于专门与复杂，总体上国内的杂志内容混杂，缺乏浅显的科学刊物以及纯文学杂志。这正中郭沫若之意，他表示自己早就想创办一种白话文的纯文学杂志，二人随即开始思考人选，最后数出四人—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这场谈话到此为止，却在郭沫若心里埋下了种子，在回忆创造社历史时，将其作为最早的孕育期。
1920年，成仿吾在给郭沫若的信件中评论了时下的新文化运动形势，认为国内的杂志“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若不力挽狂澜，顽固势力将再次嚣张，提出与郭沫若等人共同创办文学杂志的想法[77]。
1921年，处于医学严重厌恶期的郭沫若与同样因学业与文学道路冲突的成仿吾约好回国，二人于4月3日抵达上海。此次回国收获颇丰，郭沫若等面见了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与其商议出版《创造》季刊事宜。同年9月，郁达夫所拟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共同署名者有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预告》向国内文坛发起宣言：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78]
《创造》季刊于1922年5月出版第1期，发表了郭沫若的一首新诗，赞美了古今中外伟大的文学“创造者”们是永不磨灭的太阳，幻想盘古如何创造出光明的世界，结尾他高歌道：“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79]，这首诗便是他对自己与同仁们的《创造》季刊和创造社的赞歌。
经过早年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郭沫若具有相当的国学素养，同时天性中的求知欲促使他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探索，吸收了“泛神论”新学。他的留日生涯激发并巩固了他的爱国情怀，并且使之理性化和现实化。这种人生的基调终其一生伴随着他，无论他的思想和行为走向何处，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唤醒中国的文化自信都是郭沫若做出人生选择的主要动力。在留学时期，受到爱国主义与泛神论的影响，郭沫若的思想生产逐渐从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向学术领域延伸，其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学术研究是1921年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他试图使用泛神论的方法来解析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源—从上古思想到先秦诸子，其目的无疑也是为了发掘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
[1] 郭开文：《先妣事略》，《沙湾文史·〈德音录〉专辑》1987年第3期。
[2] 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3] 郭沫若：《序我的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页。
[4] 语出《二十四诗品·雄浑》，原文后四字为“积健为雄”。《昧爽》是虚构性的自述散文，其中的经历来自郭沫若自身之经验。郭沫若：《昧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页。
[5] 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164页。
[6] 周作人：《东莱左氏博议》，《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710、714页。
[7] 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8页。
[8] 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41—42页。
[9]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667页。
[10] 韩复智编著：《钱穆先生学术年谱》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史概节要》”疑为钱穆误记，实即《史鉴节要》。
[11] 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73页。
[12] 郭沫若：《敝帚集》，秦川、郭平英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13] 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120页。
[14]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1901年第100期。
[15] 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2页。
[16] 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105页。
[17] 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234页。
[18] 郭沫若：《黑猫》，《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285页。
[19] 郭沫若：《敝帚集·答某君书》，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6页。
[20] 郭沫若：《敝帚集·联语五十二副》，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26页。
[21] 郭沫若：《黑猫》，《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284—285页。
[22] 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186页。
[23] 《郭沫若致父母函》（1914年2月），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24] 郭沫若：《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文艺生活》1948年第41号。
[25] 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7页。
[26] 《郭沫若致父母函》（1915年3月17日），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第57页。
[27] 《郭沫若致父母函》（1915年5月5日），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第63页。
[28]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41页。“哀的美顿书”即最后通牒（ultimatum）。
[29]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41页。
[30] 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0页。
[31] 《郭沫若致父母函》（1915年5月），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第65页。
[32] 《郭沫若致父母函》（1917年7月16日），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第130页。
[33]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40页。
[34]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40页。
[35]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63页。
[36] 据《创造十年》，“夏社”成立时间为1919年6月。据《凫进文艺的新潮》，时间为5月中旬（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文哨》1945年第1卷第2期）。
[37] 郭沫若：《箱崎吊古》，原载《黑潮》1920年第1卷第3期，转引自《郭沫若年谱长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页。
[38] 郭沫若（夏社）：《抵制日货之究竟》，《黑潮》1919年第1卷第2期。
[39] 郭沫若：《同文同种辨》，《黑潮》1919年第1卷第2期。
[40]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1] 郭沫若：《日本之煤铁问题》，《少年世界》1921年4月增刊日本号。
[42] 郭沫若：《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女神》，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第87—88页。
[43]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73页。
[44] 郭沫若：《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5年版，第69页。该文作于1924年6月，是郭沫若为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阳明全集》所作的序言，又收入光华书局1925年版《文艺论集》。后收入《沫若文集》时，改题为《王阳明礼赞》，内容有较大的改动。
[45] 郭沫若：《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文艺论集》，第70页。
[46] 郭沫若：《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文艺论集》，第70页。
[47]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
[48] 郭沫若：《自然底追怀》，《时事新报》1934年3月4日。
[49] 《郭沫若致父母函》（1916年12月27日），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第106页。
[50] 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70页。郭沫若曾使用“太戈儿”“太戈尔”“泰戈尔”几种译名，今在引文之外一律作“泰戈尔”。
[51] 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69页。这两首诗均出自泰戈尔的《新月集》。
[52]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220页。
[53] 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71页。
[54] 现通译名《诗与真》。
[55] 《郭沫若致宗白华函》（1920年1月18日），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第17页。
[56] 俞森林、傅勇林、王维民：《郭沫若译著详考》，《郭沫若学刊》2008年第4期。
[57] 郭沫若：《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62页。
[58]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310—313页。
[59] 郭沫若：《歌德对于自然科学之贡献》，《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3月23日。
[60]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77页。
[61] 《郭沫若诗作谈》，《现世界》1936年创刊号。
[62] 郭沫若演讲，爱兰记录：《关于歌德》，《诗创作》1942年第16期。
[63]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67页。
[64] 郭沫若：《三个泛神论者》，《女神》，第103—104页。
[65] 《郭沫若诗作谈》，《现世界》1936年创刊号。
[66] 郭沫若：《五十年简谱》，《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页。
[67]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66—67页。
[68]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216页。
[69] 郭沫若：《自然底追怀》，《时事新报》1934年3月4日。
[70]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214页。
[71] 《郭沫若致宗白华函》（1920年1月18日），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第20页。
[72]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
[73] 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91—92页。
[74]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08页。
[75]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213页。
[76]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64页。
[77] 《郭沫若致田汉函》（1921年1月18日），《沫若书信集》，泰东图书局1933年版，第108页。
[78] 郁达夫：《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郁达夫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230页。
[79] 郭沫若：《创造者》，《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