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研究的定型
一 早期的接触与理解
马克思之名最早出现在中国知识界是在1899年，《万国公报》所载《大同学》上提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也”[47]。《大同学》是对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 Revolution）一书的翻译。1902年梁启超在介绍颉德的时候也提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引用颉德称“今之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日尼至埃之个人主义”[48]。1906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介绍，总体上是零星孤立的，并不以传播推广为目的，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有限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历史论（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认为三者通过阶级竞争学说串联起来。唯物史观得到了李大钊重点关注，他回溯了唯物史观的历史，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领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49]。此外他也对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阐述。
1919—1920年，胡汉民在其主编的《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等，将唯物史观运用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主要以日本学者及其著作为中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引介，其中最受重视的是河上肇。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早期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9年1月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杂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时为留日学生的安体诚通过河上肇学习马克思主义后，在1919年12月即发表了《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可思之唯物史观的一考察》对其进行介绍。1920年，苏中翻译了河上肇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其中概括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社会生产力底发展，是社会组织变动底根本原因。”[50]
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其专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将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应用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1899年至20世纪10年代，以及1918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虽然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和译介，但还不是中国知识界的集中兴趣所在。其真正被广泛传播是在20年代中期之后，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工人运动兴起，1925年五卅惨案、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中国知识界整体转向的背景。“在20年代政治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较他们的前辈更为关心社会的变革，其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要旨也更为合拍。正是通过这一代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了中国社会思想”[51]。
郭沫若正是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自己于1924年“转换”了，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譬如他说：“在一九二四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52]不过，这种转变并不是因由一两件事的刺激便一蹴而就的，在留日时期他就已经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所接触，这种积累在其自身的思想发展中也有所反映。
郭沫若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是阅读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著作《近世社会主义》。这是他1955年访日时对日本学者向坂逸郎所说的，后者推测郭沫若或许读的是日文原版。[53]1917年十月革命对于世界的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日本也不例外。郭沫若对一些左翼刊物也颇有印象：“日本思想界之一角显著地呈出了左倾色彩的，便是从那时候起头。在当时日本比较进步的杂志《改造》和《解放》，继续发刊了。”[54]这两种刊物都创办于1919年，据此可以推测，郭沫若当时便读到了一些社会主义相关的介绍。
1919年12月，他读卡莱尔的演讲文《诗人英雄》之后作诗《雪朝》，最后发出“Hero-poet哟！Proletarian poet哟！”[55]的感叹，“Proletarian poet”即无产阶级诗人。卡莱尔秉持英雄史观，恩格斯评价其“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56]，卡莱尔文中主要谈论但丁和莎士比亚，郭沫若可能出于诗人喷涌的感情，将之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
1920年1月他又作《匪徒颂》，将历史上各领域的革命者歌颂为“匪徒”，例如政治革命的克伦威尔、华盛顿，宗教革命的释迦牟尼、马丁·路德，学说革命的达尔文、尼采等，对于社会革命者他称颂道：“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庾而不死的罗素呀！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57]几个月后，郭沫若在《巨炮之教训》中又提到了列宁：“列宁先生却只在一旁酣叫，‘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哟！为正义而战哟！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58]
不过1928年在编入《沫若诗集》时，郭沫若对以上的诗句都做了改动。他将《匪徒颂》改为：“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将《巨炮之教训》改为“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59]可见至少在1920年初，在郭沫若心中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具备社会革命家的资格，或者说，后二者还没有真正进入他的视野。
此外，郭沫若还使用过“唯物论”的概念，他在对张资平诉说自己撰写《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的计划中，有“唯物思想之勃兴”。1921年5月，郭沫若为《女神》作“序诗”，声称：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
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
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把她公开了。[60]
这里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其实只是一种比喻义，多年后郭沫若承认：“《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61]
郭沫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是在1921年4月发表的《日本之煤铁问题》，他在呼吁国人行动起来重视煤铁问题的同时，批评了纸上的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总要重在实行，今天徒翻一段河上肇明天又译一节马克司生吞几本日本文翻译的西书，便硬充一位新文化运动底健将，又有什么意思来？”[62]两个月后，他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谈社会主义的，今天一篇马克司，明天一篇河上肇，我恐怕连能如河上肇一样，取敬虔的态度，直接向《资本论》中去求马克司的精神者，国内怕莫有几个人。”[63]从中可知，郭沫若谈到“社会主义”时，是将河上肇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对国内当时兴起的翻译潮不屑一顾。
在给郑振铎写信的两周前，还发生了一件与此相关的事。6月1日，郭沫若在京都探访郑伯奇时，见到了昔日冈山六高的同学李闪亭，后者时为京都大学经济学的学生，“算是河上肇的弟子”，被同学们称为“中国马克思”。郭沫若回忆，李闪亭“他对我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得似乎并不怎样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他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我在当时并没有感觉着有怎样的必要，他这个劝诱，我也没有立地接受。”[64]郭沫若自称没摸到头脑，意味着当时他对所谓唯物史观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概念也没有什么深入了解，对河上肇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时间到了1923年，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加重了，5月他给宗白华写信说：“欧战之勃发乃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当然的结果。远见的思想家在欧战未发以前已断言资本主义之必流祸于人类，伟大的实行家于欧战既发以后更急起直追而推翻其祸本。马克司与列宁终竟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杰士。”[65]10月，又在《太戈儿来华的我见》中道：“西洋的动乱，病在制度之不良。我们东洋的死灭，也病在私产制度的束缚。病症虽不同，而病因却是一样。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以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66]这两段论述，表明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几个名词、若干概念等流于表面的理解，而是已将资本主义制度观、唯物史观等用于分析当时世界的现实，认识到经济制度是社会问题的基础，那些“泛神论”（尤指泰戈尔）的玄思对现实毫无意义。
是年春，郭沫若从大学毕业，于4月1日回到上海，准备编辑出版《创造周报》的相关工作，然而进程也并不顺利。他形容自己又陷入了进退维谷的苦闷当中，他心中的矛盾主要是个人具有的左翼倾向要求他“到民间去”“到兵间去”，进入社会、靠近现实，挖掘中国社会真正的问题，然而自己却迟迟未能行动，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只说不做，在良心上对自我进行苛责。
他当时的精神世界是“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象失掉了太阳的一样。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要想把握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67]这段话总结概括了当时郭沫若大体的精神状态，但并不完全准确。1923年5月他还撰写了将泛神论套用在中国古代思想上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泛神论在他的脑中绝非被“挤掉了”，毋宁说郭沫若当时的思想仍旧是混乱的，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系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