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假设

一 商业智能正向影响企业国际化速度

商业智能作为一项信息技术，可以挖掘出动荡环境中的信息，发现潜在的机会，同时最小化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威胁（Berndtsson，Gudfinnsson & Strand，2015；Elbashir et al.，2008）。商业智能为企业提供了几个关键的行动：目标规划、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以及信息共享与传播（Dishman & Calof，2008；Elbashir et al.，2013；Wamba et al.，2017）。在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中，企业的国际化速度非常依赖于信息知识的获取与整合，国际化的企业需要收集充足的信息来增加对国际市场的认知，制定恰当的国际化决策（如进入模式等）以及获取内外部人员对企业的认同度。而商业智能的运用可以为企业提供国际化所需的信息，商业智能中的数据集成可以为企业提供不同来源的数据集，通过收集不同来源的数据可以提高数据的完整性，并且通过比较不同数据源的信息可以提高信息准确性。因此，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充分了解到国际市场以及企业内部的竞争以及运作状态（Alberto et al.，2018；Wamba et al.，2015）。商业智能的分析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在所收集到的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能提高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关键信息，形成有意义的国际化相关知识，从而有利于企业的一系列决策等（Chen，Chiang & Storey，2012；Rameshwar，Angappa & Stephen，2018）。因此，本研究认为商业智能在促进企业国际化速度上有正向影响。

具体来看，对于新兴市场（如中国）的企业而言，企业由于“来源国劣势”，在国际化进程中遭受着更多的挑战，企业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来获取对东道国市场的认识。因此，商业智能的应用为国际化企业提供了大量有关国际市场的特定信息（Dedic＇ & Stanier，2016；Autio & Zander，2016），从而有助于企业加深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提高企业的学习速度。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本质上是配置资源的过程，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资源决策来使企业资源产出效率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商业智能的运用有助于分析企业收集到的信息，从相关信息中识别出潜在的市场机会和风险，提炼出可用于企业操作的相关知识（Dedic＇ & Stanier，2016；Autio & Zander，2016）。这种转化后的知识可以帮助企业了解竞争者的动向、消费者的取向等，从而快速并且“对症下药”地进行资源投入，提高承诺速度（Manyika et al.，2016）。对企业的合法性速度而言，企业的合法性速度取决于企业内外部人员对企业的评价。对内部员工而言，员工对企业国际化决策的认同度会影响企业的合法化速度。在这一点上，商业智能的使用可以帮助企业收集到员工对企业运作的意见及反馈，企业可以针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进一步调整，更好地满足员工的期待。并且，员工的反馈意见的收集可以帮助企业“集思广益”，从多方面多角度加深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认知，提高企业的国际化速度。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政府、消费者和供应商是企业国际化沟通的重要环节，了解政府的制度、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以及供应商的要求是企业能持续实现竞争优势的基础。因此，商业智能通过收集并分析上述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可以及时改变企业的不足之处，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决策方案，从而满足各用户的期待，提高企业的合法化速度。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商业智能正向影响企业国际化速度。

H1a：商业智能正向影响企业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

H1b：商业智能正向影响企业合法化速度。

二 组织敏捷性的中介作用

商业智能对组织敏捷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上：首先，商业智能为组织的敏捷性提供了广泛且有效的信息，它们增强了组织的知识广度和丰富性（Mikalefa & Pateli，2017）。而知识的广度和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的敏捷性（Lu & Ramamurthy，2011）。商业智能提供的丰富的信息可以帮助企业了解不断变化的市场（Cavusgil & Knight，2015；van Oosterhout et al.，2006）。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而言，商业智能提供的信息可以缓解企业自身资源的局限性，有效降低由于企业缺乏国际化经验所带来的障碍。商业智能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帮助企业增加对国际市场机遇与挑战的认知，识别和预测出国际市场的变化并发掘出国际市场中潜在的机会，从而快速应对市场变化提高市场资本化的敏捷性（Dove，2001）。其次，现有的和实质性的知识储备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资源。当商业智能提供的信息为企业提供市场的运行轨迹之后，企业可以针对这些变化快速调整组织架构。即便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合理配置资源并进行一系列的运营变革从而快速改进产品和服务，提高企业的运营调整敏捷性（Cegarra-Navarro，Soto-Acosta & Wensley，2016；Lu & Ramamurthy，2011）。

虽然商业智能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提供信息，但是企业仍然必须利用组织的敏捷性来解释这部分信息，并且将这些外部知识转化为可以重新学习的明确形式（Ortega-Gutierrez et al.，2015；Rameshwar et al.，2018）。因此，组织敏捷性对于提高企业的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至关重要。对国际化企业而言，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市场波动以及差异，组织需要充分发挥敏捷性来帮助企业有目的地响应环境的变化，并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决策服务。就市场资本化敏捷性而言，市场资本化敏捷性可以增强国际化企业的学习能力，帮助他们成功地运用显性知识，快速地感知目标市场的机会（Lu & Ramamurthy，2011；Swafford，Ghosh & Murthy，2008），提高企业的学习速度。对于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来说，其市场资本的灵活性越强，它可以转换和解释的国际化知识就越多，这就增加了企业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下运作的可行性。市场资本化敏捷性越强，企业能解析出的有关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趋势的知识也就越多（Swafford et al.，2008；Shahrabi，2012），企业可以根据这些未来趋势及早地进行资源部署，及早获取竞争性资源，从而提高承诺速度。相应地，运营调整敏捷性越大，企业能够解析出的内部知识就多。当企业能够获取到更多有关内部流程的知识时，企业就会加强学习强度来改善内部流程的不足之处，进而提高企业的学习速度。此外，运营调整敏捷性的提高还能帮助企业了解到最大化资源效率的知识，从而企业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企业的承诺速度（Tallon & Pinsonneault，2011）。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组织敏捷性在商业智能与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2a：市场资本化敏捷性在商业智能与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运营调整敏捷性在商业智能与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组织敏捷性对提高企业的合法化速度也必不可少。企业的合法性来自于企业内部（如员工）、企业外部（如政府、消费者和供应商）的评价（Díez-Martín et al.，2013；Díez-Martín et al.，2010），评价越高代表企业的合法化速度越大。因此，企业在提高合法化速度时需要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与期望。对企业的外部利益者而言，企业需要满足的利益点很多。具体而言，企业需要构建合理的组织架构来满足东道国政府的要求与管制；东道国市场的异质性使国际化企业需要了解消费者的行为，制定出合理的营销方案；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也为供应商的利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供应商期望企业能在国际化活动获得稳定的收入等。在此方面，市场资本化敏捷性地发展能帮助企业及早甄别出政策、市场竞争以及消费者行为变化的相关知识，并有效地根据这些知识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提高外部合法化速度。对企业内部员工而言，企业员工对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决策评价不尽相同，员工根据自身岗位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对企业的日常国际化活动至关重要。因此，企业需要总结员工的意见，依据员工提出的意见进行及时的反馈，并做出相应的组织调整。在此方面，组织的运营调整敏捷性能够帮助企业转化更多的内部运营知识，并且针对员工提出的建议合理地进行生产要素分配，最大限度地满足员工的期望（Shahrabi，2012），从而提高企业的合法化速度。相应地，对缺乏组织敏捷性的企业而言，企业难以解析出满足利益相关者要求的相应的知识，因而也难以做出合理的决策，无法调整现有的流程和例程来应对新出现的期望，反而会因为市场的波动限制了企业的合法化进程。

综上所述，商业智能为企业提供了诸多内外部信息，这些获得的信息有助于企业掌握国际市场的变化、消费者行为方式的改变，竞争对手的动向以及企业员工的想法，从而能够针对上述变化采取及时且有效的行动，充分调动企业的资源，提高组织的市场资本化敏捷性以及运营调整敏捷性。市场资本化敏捷性与运营调整敏捷性的提高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率地将外部知识转变成显性形式（Ortega-Gutierrez et al.，2015），并用于企业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内外部人员，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从而提高企业的合法化速度。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组织敏捷性在商业智能与企业合法化速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3a：市场资本化敏捷性在商业智能与企业合法化速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3b：运营调整敏捷性在商业智能与企业合法化速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三 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

对实现国际化战略的企业而言，组织敏捷性的积极作用还受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文化距离作为国际化企业面临的典型因素是国际商务领域学者讨论的重点。不过，就现有的文献而言，文化距离对国际化企业的影响仍是不确定的（Rottig，Reus & Tarba，2013；Beugelsdijk et al.，2018）。部分研究认为文化距离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同的信仰、价值观有助于企业的学习与创新（Ahammad，Tarba，Liu & Glaister，2016；Barkema & Vermeulen，1998）。但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文化距离的出现有损企业的国际化绩效（Reus & Lamont，2009），文化距离阻碍了需要转移的关键能力的可理解性，限制了收购方与其被收购单位之间的沟通，从而对收购绩效产生了负面的间接影响。

本章认为，对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而言，文化距离的加大限制了组织敏捷性对企业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的积极作用。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在国际化竞争中常常面临着国际经验匮乏、储备资源较少等困难，因此文化距离的增加会使企业的国际化也遭受着更大的风险，新兴经济体中的国际新创企业（INVs）越发受到学者的关注（Deng，Jean & Sinkovics，2018；Kiss，Danis & Cavusgil，2012；Musteen，Datta & Francis，2014）。当文化距离加大时，即便是对具有高度组织敏捷性的企业而言，企业也会因为市场异质性的增加导致知识解释能力的降低。具体而言，当文化距离增加时，企业在运用市场资本化敏捷性解析知识时会遭遇到更多的信息沟通和知识整合成本，企业因而难以更快速更准确地了解国际市场的变化趋势，难以针对潜在的国际机会进行快速和有效的学习与承诺，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学习速度以及承诺速度。当文化距离增加时，即便组织能够运用运营调整敏捷性针对企业运作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但文化距离的出现增加的成本降低了企业的一系列学习和承诺活动的强度。如Uhlenbruck（2004）提出文化距离降低了收购者从国外经验学习的程度，阻碍了被收购企业的销售增长。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文化距离负向调节组织敏捷性与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

H4a：文化距离负向调节市场资本化敏捷性与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之间正向关系。

H4b：文化距离负向调节运营调整敏捷性与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之间的正向关系。

相似地，企业的合法化速度强调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期望值的程度，而文化距离的出现降低了组织的沟通效率，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与知识管理效率（Reus & Lamont，2009；Pauluzzo & Cagnina，2019）。具体来看，文化距离的增加限制了组织与外部人员的沟通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企业可以运用市场资本化敏捷性发现外部人员如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变化，企业也难以与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无法及时给予消费者反馈。文化距离的增加还会增加员工之间的价值观的冲突以及不信任程度，这种冲突与不信任会降低组织运作的效率（Gomez-Mejia & Palich，1997），甚至导致组织的内部冲突，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合法化速度。正如Reus和Lamont（2009）所指出的，文化距离增加了企业并购中的整合成本，阻碍了关键能力的可理解性，限制了收购企业与被收购单位之间的交流。由此，本章提出以下假设：

H5：文化距离负向调节组织敏捷性与企业合法化速度之间正向关系。

H5a：文化距离负向调节市场资本化敏捷性与企业合法化速度之间正向关系。

H5b：文化距离负向调节运营调整敏捷性与企业合法化速度之间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