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章以中国长三角地区开展国际化活动，并具备商业智能技术的企业为样本。之所以选择长三角地区的企业主要考虑到长三角地区孕育着中国最具活力的国际化企业，丰富的企业集聚资源为本研究测定企业国际化速度的提高路径提供依据。考虑到目标企业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公开文档较少。因此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现场调查的方式收集原始数据，并且主要受访者为公司的CIO和负责信息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此次数据收集工作中，我们获得地方政府（如发改委、商务部）的大力支持。具体来说，在浙江省商务部和江苏省发改委的协助下，我们与400多家国际化公司进行了多次会议，邀请这些公司的信息管理主管参与本次调研活动。在与主管的交流过程中，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本研究的目的，并解释了我们的调查流程。详细数据收集流程如下。

数据收集的第一阶段为2018年6—9月。我们采用访谈和电子邮件这两种渠道收集数据。356名CIO和信息管理经理提供了公司的人口统计数据，以及他们对商业智能和组织敏捷性的看法。在回收的304份问卷中，访谈占28.3%，电子邮件占71.7%。考虑到我们的方法可能涉及与单一受访者相关的潜在偏见，我们遵循Podsakoff等（2003）的建议，分别处理了问卷的两部分。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中的上述偏见并不存在。

数据收集的第二阶段为2018年10—12月。受访者主要提供企业国际化速度的相关数据。具体来讲，企业国际化速度的数据包括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的客观数据，以及合法化速度的主观数据。如学习速度与承诺速度的客观数据的获取指标有第一个出口订单开始的年份除以企业的经营年限等，合法化速度的主观测定指标有在既定时间内，您认为组织所有的行动都能帮助实现国际化目标等。由于这两类数据收集难度较大，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本章经筛选后最终将269份数据纳入研究。

二 变量测量

1.国际化速度

关于企业国际化速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Johanson和Vahlne（1977）提出的Uppsala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给出了传统企业国际化的一般路径。但随着企业国际化过程的不断复杂化，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可操作性定义尚处于争论之中。近年来，越来越多从事国际商务研究的学者意识到企业国际化速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单维构念，后续的学者们提出了企业国际化速度是一个多维度、构成型的高阶概念，其中涉及企业经验性学习、市场承诺等多方面资源投入程度的过程（Chang & Rhee，2011；Chetty et al.，2014）。虽然现有文献回应了关于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多维度的高阶构成，但这些研究仍主要是从企业本身的资源禀赋和能力角度来论证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忽略了外部情境视角下企业遭受的合法性的制约作用，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面临的政治、文化及市场体制差异。因此，本研究将在Casillas和Acedo（2013）以及Chetty等（2014）关于学习速度和市场承诺速度两个企业内部维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后来者劣势，增加合法化速度这一外部维度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速度内涵进行分析，其中合法性的测量在参照Díez-Martín等（2013）和Díez-Martín等（2010）的研究基础上，将合法性题项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使之反映“时间”概念并更加符合企业的国际化背景。具体测量指标见表5-1。

表5-1 企业国际化速度的构建与测量

2.商业智能

商业智能质量及有效性的衡量取决于两个方面，即选择哪些数据与如何将数据转化为知识，也就是数据集成与分析能力（Jane & Frank，2017；Popovič et al.，2012；Wamba et al.，2017；Zeng et al.，2006）。数据集成的目的是结合不同来源的数据，从而为使用者构建数据的整体视图（Alberto et al.，2018；Wamba et al.，2015），分析能力侧重于对数据的分析处理，利用分析方法与手段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决策知识（Chen et al.，2012；Rameshwar et al.，2018）。具体来看，数据的集成水平的测量包括两个指标（Lenzerini，2002），即企业内部可用数据的集成水平与不同数据源的数据相互一致的程度。至于分析能力，本研究选择了之前使用最多的分析指标，即纸质报告、特别报告、OLAP、数据挖掘、KPIs和警报（alerts）（Davenport & Harris，2009；Popovič et al.，2012；Williams & Williams，2010），受访者需要填写李克特七级量表来评估本公司在上述方面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的效率。

3.组织敏捷性

组织敏捷性的测量包括两部分，即市场资本化敏捷性与运营调整敏捷性。其中，市场资本化敏捷性的衡量包括3个题项，如“面对市场/客户的变化，我们能够快速做出并实施适当的决策”，“我们将与市场相关的变化和明显的混乱视为快速获利的机会”。运营调整敏捷性的测量包括3个题项，如“我们能快速回应客户提出的特殊需求，客户很肯定我们的能力”，“当我们的供应商出现供应中断时，我们可以迅速做出必要的替代安排和内部调整需要”（Lu & Ramamurthy，2011）。受访者针对上述问题进行1—7级的打分，1分代表“完全不同意”，7分代表“完全同意”。

4.文化距离

在本章中，文化距离反映的是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Hofstede的四个文化维度，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个人主义上存在的差异。参照以往研究（例如Brouthers，Brouthers & Werner，2008；Cheng & Yang，2017），我们遵照Kogut 和Singh’s（1988）的做法，将文化距离的四个维度组合成一个复合变量，计算其得分。低分代表着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接近，得分高意味着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差异较大。该论文是管理学中被引量最高的论文之一（Harzing & Pudelko，2016）。

本章中，我们选取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①企业年龄，企业存续的年数。由于企业的经营经验和学习能力往往与年龄有关（Agarwal & Gort，2002）。因此，年龄可以预测企业应对机遇和挑战的方式，进而影响企业的国际化速度。②企业规模。公司规模通常与可用的资源水平相关（Mishina，Pollock & Porac，2004）。因此，企业规模可以部分预测企业的战略决策（Chandy & Tellis，2000）。③企业所有权。由于所有权可以支持企业获得一定的资源来抵消国际化的风险（Luo & Tung，2007），这反过来会影响企业国际化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