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以市场换技术”目标下的企业国际化理论分析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市场换技术”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推出的一项国家创新战略，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向外资企业让渡我国巨量的本土市场来引进、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从而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王允贵，1996）。然而，近30年的市场实践表明，市场开放并没有完全给本土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更多的企业则是迷失在技术“追赶—落后—再追赶—再落后”的迷途之中（Lee & Malerba，2016；黄江明和赵宁，2014；彭新敏等，2017）。在当前产业分工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仍然普遍受到跨国企业的市场和技术压制，挣扎在“微利化”“受掣肘”的边缘（Zhang，2005）。欣慰的是，仍然有少部分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长期合作竞争中，实现了市场占领和技术赶超的双丰收，例如通信行业的华为、汽车行业的吉利、家电行业的海尔，等等，这些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市场启发机制和技术累积范式（Mu & Lee，2005；Liu，2010；程聪等，2017）。那么，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国家顶层制度体系下，应该如何来制定适合企业竞争赶超的市场和技术策略呢？

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市场体制，一些学者基于制度视角对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体制和技术创新进行了研究，例如地方市场保护（陶志峰和何之渊，2005）、产业政策安排（Su et al.，2013；余明桂等，2016）、产业机会窗口（魏江和潘秋玥等，2016），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对于解释我国独特市场体制下的企业技术获取机制具有启发意义，但大都从既有制度结构出发，将企业技术能力的获取、跃迁归功于国家政策或市场保护。这样的结论仍然难以回答我国相当多的企业无法借助产业政策窗口的“东风”，在与外资企业竞合过程中实现竞争赶超的困境的问题。事实上，“以市场换技术”的制度预设需要通过中外企业竞合过程中具体的战略执行来体现，随着制度意涵在企业决策认知研究中的不断深入，企业的行为决策和执行战略日益体现出制度逻辑演绎的特征（Battilana & Dorado，2010；Pache & Santos，2013；刘德鹏等，2017）。从制度逻辑变革的视角来看，本土企业通过“以市场换技术”来实现技术获取本质上是一个中外企业之间主导制度逻辑竞争性上位的过程。这种企业竞合关系中的主导制度逻辑转变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Misangyi et al.，2008），但也可能导致企业资源耗竭、组织机能下降乃至衰败（Battilana et al.，2015）。因此，如何处理好“以市场换技术”制度预设下不同主导制度逻辑之间的竞争性关系对于破解本土企业竞争赶超“诅咒”尤为重要。

本章基于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整体制度体系安排，探讨中外企业竞合关系下主导制度逻辑转变过程中的本土企业市场启发机制与技术积累范式及其对于本土企业实现竞争赶超的影响机制问题。本章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首次从制度逻辑变革的微观视角来探讨“以市场换技术”宏观制度预设下本土企业的竞争赶超问题，强调了企业在市场、技术决策上的能动性，弥补了以往研究更多聚焦在国家政策导向、产业机会窗口等中宏观视角研究层面的偏向性。另一方面，从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竞合过程中的市场和技术决策机制，并识别出了不同的市场启发机制和技术积累范式及其对于企业主导制度逻辑变革的影响。对于进一步理解我国本土企业如何通过独特的市场、技术决策机制来实现对国外领先企业的竞争赶超具有深刻的理论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