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裸者与死者》与美国国内法西斯主义：“二战”时期美国的种族、性别与阶级

1959年，梅勒发表了非虚构作品《为我自己做广告》。这部作品中，梅勒公开声明，他写作的目的是“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发起一场革命”[28]。这一目的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梅勒要革新“我们时代的意识”；第二，梅勒要带给“我们时代”一种新意识。那么，梅勒要革新的“我们时代的意识”是什么？他要带给“我们时代”的新意识又是什么？劳拉·亚当斯认为，梅勒要革新的“我们时代的意识”是“导致我们的社会朝着死亡方向前进的那种行为背后的各种态度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他要带给“我们时代”的新意识是“生”的意识，即“生总比死好”。[29]罗伯特·毕基斌认为，梅勒要革新的“我们时代的意识”是懦夫意识，他要带给“我们时代”的新意识是“能将有意识生活与无意识生活结合起来、能唤醒隐喻性想象、能再生人类的神圣能量资源”的那种“英雄意识”。[30]梅勒自己并没有明确说明他要革新的“我们时代的意识”是什么，但他告诉我们，他要革新“我们时代的意识”的目的是“改变社会”。他在《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中说：“我记得在1958年说过：‘我要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发起一场革命’。当然我没有成功，我成功了吗？那时候，我想我脑子里有几部别人没有[写出来]的书，一旦把它们写出来，社会就会发生变化。”[31]罗伯特·兰鲍姆指出：“梅勒的小说都与时代的一个重要事件相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麦卡锡调查、越战。”[32]如果从梅勒进行文学创作的历史语境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梅勒所说的“我们的时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进入“冷战”的时代，这个时代美国社会的意识除了帝国主义意识，还有性别歧视意识、种族主义意识和极权主义意识。梅勒在《存在主义差事》中说，美国“处于十分可怕的时代，患有十分严重的疾病”[33]。他认为：“美国依靠生产破坏性资料获得繁荣”，因此，“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出美国人生活中健康的方面”[34]。梅勒在《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中说，美国作家的失败在于没有写出一部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和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的“能使一个国家看清自己的伟大作品”[35]。梅勒回忆说，每当失望之时，他都会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挽救当时的俄国。[36]由此可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梅勒力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挽救“患有十分严重的疾病”的美国。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中说，如果美国社会再次出现危机，那就不是“来自经济中心，而是来自上层建筑”[37]，因为美国社会的帝国主义意识、性别歧视意识、种族主义意识和极权主义意识的存在已经让美国社会“处于十分可怕的时代”，让美国人“生活在灭绝的威胁之下”[38]。梅勒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当然是现代人——总是跟他们的社会相对立的”[39]，因此，他要以与美国社会相对立的姿态，通过自己的写作，革新美国社会的这些意识，以阻止美国社会朝着死亡的方向前进。虽然梅勒革新时代意识的写作动机直到1959年才公布于众，但他革新时代意识的想法早在10年前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中已经存在，这可以在小说对美国社会中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以及极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之间各种战争的再现中看出。

一 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

《裸者与死者》是一部战争小说，也是一部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内性别问题的小说。小说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时，也再现了战争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战争，这主要通过男性人物谈论女性的话语、男性人物谈论自己妻子的话语以及男性人物与妻子的对话体现出来。小说开始不久，布朗（Brown）和斯坦利（Stanley）就女人问题展开激烈的口舌之战。布朗对斯坦利说：“你不能相信他们任何人，没有女人你能够相信。”斯坦利回应说：“我不知道，情况不完全这样，我知道我信任我妻子。”布朗反驳说：“信任女人是不值得的。你占有我妻子吧，她很漂亮。”斯坦利回应说：“她的确是个美人。”布朗又说：“当然啦，她是美人。你以为她会坐着等我吗？不，不会的。她正在外面鬼混潇洒啦。”斯坦利则说：“噢，我不会那样说。”[40]布朗与斯坦利谈论女性的话语和口气表明，他们对女性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性别歧视者与反性别歧视者之间的对话，他们的话语分别体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性别歧视意识与反性别歧视意识。布朗的话语表明，他不仅是性别歧视者，而且是性别歧视意识的传播者与推广者；他不仅自己对女性抱有极大偏见，而且竭力让自己周围的人也对女性产生偏见。在他看来：“不再有干净像样的女人”“没有一个男人一看就可以信任的女人”（120）。然而，不论他怎样竭尽所能去说服斯坦利，斯坦利都没有跟他站在一起。斯坦利对布朗的反抗是反性别歧视者对性别歧视者的反抗。布朗与斯坦利对话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也体现在布朗与斯坦利、普拉克（Polack）和明尼塔（Minetta）之间关于“女人”的对话中。布朗认为：“没有女人你能够信任。”斯坦利回击说：“哦，我不知道，我信任我妻子，有各种各样的女人。”布朗不认输，仍然坚持说：“她们都一个样。”明尼塔反驳说：“是的，嗯，我信任我女朋友。”但普拉克却站在布朗一边说：“我一点都不信任那些臭娘们（bitches）。”布朗觉得自己有了支持者，于是说：“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很不服气地问明尼塔：“你信任你女朋友，哼？”明尼塔回答说：“那还用问，我当然信任她。她知道什么时候开心。”但他的回答让普拉克再次站到布朗一边说：“他就是信任那些臭娘们。”布朗再次很得意地说：“我告诉你，明尼塔，她们没有一个你可以信任的，她们都会欺骗你。”他再次得到普拉克支持：“那些讨厌的女人没有一个好的。”但他们还是没有折服明尼塔，明尼塔明确告诉他们：“我不会担心。”斯坦利从另一个角度反驳布朗说：“我可不一样，我有孩子。”但布朗认为：“有孩子的女人最糟糕，她们最不容易满足现状，最需要寻欢作乐。”普拉克再次支持布朗说：“我很高兴，不用担心那些臭娘们中有人会欺骗我。”但是，明尼塔还是没有被他们折服，他回击说：“唉，滚你的，你们以为你们好得不得了。”（184—186）显而易见，这个众声喧哗的对话中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性别歧视的声音，另一种是反性别歧视的声音。布朗与普拉克的声音显然是性别歧视的声音，他们的话语体现了他们的性别歧视意识。斯坦利与明尼塔的声音明显是反性别歧视的声音，他们的话语体现了他们的反性别歧视意识。斯坦利和明尼塔与布朗和普拉克之间的对抗是反性别歧视者与性别歧视者之间的对抗，体现了反性别歧视意识与性别歧视意识之间的对抗。布朗与普拉克的话语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歧视意识也在卡明斯（Cummings）与罗斯（Roth）等其他人物谈论女性的话语中体现出来。卡明斯认为：“一般男人总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看自己的高低，其中没有女人的角色，她们只是一个索引，一个[男人]用以衡量优越性的尺码。”（322—323）罗斯认为：“女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孩子，以及所有更为琐细的东西”，因此“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告诉女人的”（56）。

布朗、普拉克、卡明斯、罗斯以及斯坦利和明尼塔等男性人物谈论女性的话语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也体现在卡明斯、布朗、罗斯和戈尔德斯坦因（Goldstein）等男性人物谈论自己妻子的话语中。对卡明斯来说，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不是他的情感和精神伴侣，而是他的生活助手与家庭保姆，因为每天“她忙于料理家务、处理享乐和游玩的账单”（416）。不管玛格丽特为家付出多少，在卡明斯眼中，她都不是贤妻。他毫无顾忌地对霍恩（Hearn）说，“我妻子就是一个臭女人”，因为“她想尽一切办法来羞辱我”（182）。与卡明斯不同，罗斯虽然认为“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告诉女人”（56），但身在海外：“罗斯努力想起他的妻儿，似乎在他看来，没有比回到妻儿身边更为美好的生活。”（119）跟罗斯一样：“晚上，在帐篷里，戈尔德斯坦因总会躺着睡不着……想自己儿子，或者努力想象他妻子此刻会在什么地方。有时候，如果他认为她可能走亲访友，他会试图想出他们在说什么，想起家人的玩笑，他会带着应有的高兴摇摇头。”（205）卡明斯、罗斯和戈尔德斯坦因对待妻子的不同态度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对待女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和两种不同性别意识，这两种不同态度和性别意识再次通过布朗与戈尔德斯坦因设想战争结束后回到家时对待妻子的态度体现出来。小说末尾，布朗与战友想象着战争结束后回家跟妻子见面的情景，他说：

我们到了弗里斯克（Frisco），我就去领薪水，甩掉那个全城皆知的最大的老酒鬼，然后跟某个娘儿们同居。我会什么都不干，只玩女人，只喝酒，整整玩两周。然后，我轻轻松松地回到堪萨斯的家中，什么时候想停下来就什么时候停下来，举行一场享乐狂欢。然后，我回家找妻子，我会让她知道我回来了，我会让她感到惊讶，我会让上帝见证。我会把她踢出家门，让人们知道你怎样对待一个臭娘们。（710）

布朗始终是一个性别歧视者，他对待妻子跟其他女人一样，因为在他眼中，她们都只是性的玩物，都只是男人满足性欲的对象。但是，梅勒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还是有不同于布朗的男性，他们对女性比较友好，具有明显的反性别歧视意识，戈尔德斯坦因就是他们的代表。与布朗不同，戈尔德斯坦因这样想象战争结束后回家与妻子见面的情景：“我会清早回家，从大中心站搭乘出租车，一路直奔弗拉特布什（Flatbush）公寓里我们的家，然后上楼，按门铃，娜塔莉（Natalie）会猜是谁，然后她会前来开门……”（710）戈尔德斯坦因与布朗迥然不同的想象，体现了他们迥然不同的性别意识与相应行为。梅勒将戈尔德斯坦因的想象置于布朗的想象之后，目的是告诉读者，尽管性别歧视意识想独揽天下，但总是受到反性别歧视意识的对抗。梅勒在小说末尾处再现士兵想象回家的情形，旨在告诉读者，美国即使结束了海外的军事战争，也无法结束国内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战争。

小说还通过威尔逊（Wilson）与妻子艾丽斯（Alice）的对话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小说中出现过两次威尔逊与艾丽斯的对话交流，一次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另一次是书信交流。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发生在艾丽斯在医院生产后不久。一天，艾丽斯发现威尔逊在自己住院期间外出找了女人，而且花掉了她辛苦积攒下来的钱，她非常生气地跟他吵了起来：

“伍德罗，我觉得你实在太卑鄙了，没有比一个男人对妻子撒谎、在她和他的宝宝住院期间花掉他们的所有积蓄更为低劣的事。”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艾丽斯，我们不说这个好吧，我多数时候都是你的好丈夫，你没有必要那样对我说话。我只是想开心一下，我现在开心了，你最好不要搞糟我的心情。”

“伍德罗，我是你的好妻子，自结婚以来都以一个女人应该的那样忠于你。你现在有了孩子，也稳定下来了，你觉得我发现你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支票取走我们所有的钱时是什么感受吗？”

“我原想你看到我很开心一定会很高兴，但女人想要的就是让你死死地守在她身边。”

“那个一无是处的坏女人（no-good bitch），会让你得病。”

“现在，你还是别搅乱我的心情。我吃了一点吡啶，或类似的啥东西，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了，我很多次都用它振作精神。”

“那样，人会死掉的。”

“你就胡说吧。只有那种经常生病的人才会陷入困境。你开心了，让你一直有好心情。好了，亲爱的，别再大惊小怪了，你知道我爱你，我对你一直很好。”（378）

艾丽斯与威尔逊的争吵是两种性别意识之间的争吵。威尔逊是性别歧视者，是男性至上主义者，他只知道自己享乐，却不知道为妻儿承担义务与责任。在他看来，男人不可以向女人（特别是妻子）袒露心声，因为“你告诉女人的越少，你就越幸福”（259）。他很像卡明斯，却没有遇到像玛格丽特那样百依百顺的妻子。他妻子艾丽斯具有强烈的反性别歧视意识。但遗憾的是，艾丽斯被威尔逊的糖衣炮弹所蒙骗，她的反性别歧视意识暂时被淡化，失去了它最初的那种强度。威尔逊虽然暂时平息了艾丽斯的反抗，但他的性别歧视意识让他始终未改过去的做法，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欺骗妻子，因而引起了艾丽斯的再次反抗。海外参战期间，一天晚上，威尔逊收到妻子艾丽斯的来信，信中艾丽斯说：“我不会再忍受了，我一直是你的好妻子，而你不是我的好丈夫。你要钱，我总是给你。我现在每月有120美元，我已经给县办公室的威斯·霍普金斯说了，他说你必须把部队给你的钱给我，你没有选择，否则，伍德罗，我会给部队写信，我知道地址，因为威斯告诉我怎么去做。我已经不想做你妻子了，因为你不理解……”（258）面对妻子的抱怨，威尔逊毫无内疚，反而恼羞成怒，他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我要告诉你，你最好有个像样妻子的样子，不要再唠唠叨叨；否则，我肯定不会回到你身边……有很多女人愿意跟我一起过，你是知道的。我忍受不了那种把男人身上每一分钱都拿走的女人。如果我在部队需要钱，我就得有钱。我不想再说这个了。”（258）艾丽斯对威尔逊的愤怒是反性别歧视意识对性别歧视意识的直接宣战，但威尔逊对艾丽斯的强硬回应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意识十分猖獗。通过再现威尔逊与艾丽斯之间的剧烈冲突，梅勒再次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内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战争，就其剧烈程度而言，毫不亚于国外的军事战争。

二 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

除了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战争，《裸者与死者》也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内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之间的战争，从另一个方面再次证明，《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来平等”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已经完全成了令人费解的谬误。小说中，除了男性人物谈论女性的话语、男性人物谈论自己妻子的话语以及男性人物与妻子的对话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歧视意识与反性别歧视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种族主义意识与反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也比较明显，这可以在少数族裔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以及白人谈论少数族裔人的话语中看出。

首先，小说通过明尼塔的生活经历，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意识与反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明尼塔是墨西哥美国人，他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小时候就开始做欧裔白人的美国梦，但自始至终过着少数族裔人的生活。小说这样叙述他的经历：“墨西哥小男孩们也相信了美国的寓言，也想成为英雄、飞行员、情人、金融家。”（63）“在圣安东（San Antone），一个墨西哥男孩能干什么？他能干廉价餐馆收银员；他能做敲钟人；他能在合适季节采摘棉花；他能开杂货店；但他做不了医生、律师、大商人、领袖。”（65）“墨西哥小男孩们也相信了美国的寓言，如果他们做不了飞行员，成不了金融家或军官，他们仍然能成为英雄……只是这不能让你成为坚定而冷漠的白人新教徒。”（67）在讲述明尼塔的生活经历时，梅勒使用了“也”“但是”和“只是”等加强表达语气和表达效果的词语，旨在表明，像欧裔白人一样，明尼塔也可以做自己的美国梦，但他不可能像欧裔白人那样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小说从第三人称视角揭示了阻止明尼塔美国梦得以实现的种族主义意识，同时也通过温和的“抱怨”揭示了明尼塔内心深处的反种族主义意识。

其次，小说还通过犹太人罗斯与戈尔德斯坦因的生活感受，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罗斯是犹太人，大学毕业，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但“他觉得凡事都格格不入（out of things）”（51）。他虽然“觉得有种熟悉的想找个人好好说说话的渴望冲动”，但“他又意识到补充兵中没有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人——所有跟他一起来到海外的人在最后一个补充兵站都跟他分开了。即使那时，似乎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51），因为“他们都很愚蠢，他们只想着玩女人”（51）。罗斯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不是因为他与周围的人有年龄差距，而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是非犹太人歧视与排挤的对象。戈尔德斯坦因也是犹太人，他比罗斯年轻，但对非犹太人被歧视的感受却比罗斯更为深刻。小说讲述了他在海外服役期间亲历过的一件事：

几个士兵跟一个卡车司机说着话，他听到了他们说话的内容。卡车司机是一个大个子，红圆脸，他给补充兵说哪个连好哪个连不好。他换挡准备离开时回头喊了一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到F连，那是安置犹太崽子的地方。”[他的话]引起一阵哈哈大笑，有人甚至在他身后喊道：“如果他们把我安置在那儿，我就从部队退出。”随后又是一阵哈哈大笑。（53）

这件事让戈尔德斯坦因颇受伤害，他“一想起来就气得脸红”：“他甚至在愤怒中感到一阵无望”，因为“他知道这与他无益”。他虽然“想对那个回应卡车司机的男孩说点什么”，但“问题不在那男孩”，因为“他只是想耍点小聪明而已，问题在于那个卡车司机”（53）。戈尔德斯坦因知道，那个卡车司机之所以口出此言，并且能得到他人认可，是因为在他们身后：“所有一切都是反犹太人的。”（53）戈尔德斯坦因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歧视犹太人，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允许反犹主义存在；所以，他反复责问上帝：“他们为什么这样？”（53）“上帝为什么允许他们这样？”（54）他对同胞罗斯说：“我就是不明白，上帝怎么能视而不见任由他们这样？我们应该是[上帝的]选民。选民啊！选出来受苦！”（54）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因此，当罗斯说：“我觉得你对这些事忧虑过多，犹太人对自己忧虑太多”，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忧虑，没有别人会忧虑。”（54）戈尔德斯坦因的话语表明，他不但具有强烈的反种族主义意识，而且具有很强的民族忧患意识；然而，他对这种猖獗的种族主义束手无策，不得不接受它的“合法”存在。因此，当罗斯抱怨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却找不到好工作时，戈尔德斯坦因说：“我的朋友啊，你就别跟我说[这个]了，我总是有工作，但有些工作不可一提啊，抱怨有何用？总体上看，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有老婆有孩子。”（55）

再次，小说通过白人谈论少数民族的话语，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意识与反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白人克利夫特（Croft）认为：“有好的墨西哥人与不好的墨西哥人，但你不能打击好的墨西哥人。”（62）布朗总觉得，自己比罗斯好，因为“至少我的行为像个士兵，我尽职尽责……我从一开始就盯着罗斯，他有什么好，懒惰，无精打采，凡事都无兴趣。我憎恨那些讨厌的父亲们，因为他们最后都陷入困境。见鬼去吧，我们在这儿流汗一两年，情况又会怎样，天知道还要流汗多久！我们在这儿流汗，他们却在家奸污他们的妻子，也许还奸污我们的妻子”（119—120）。在有些白人眼里，黑人甚至连大象都不如，因为“你可以像杀死一头大象那样迅速地从头部杀死一个黑鬼”（159）。显而易见，小说中克拉夫特与布朗以及他们的白人至上同胞都是种族歧视者，他们谈论墨西哥人、犹太人和黑人的话语体现了他们的种族主义意识，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在威尔逊等人伤害戈尔德斯坦因的话语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一天，威尔逊和战友聚集喝酒，戈尔德斯坦因在旁边给妻子写信。威尔逊邀他一起喝酒，戈尔德斯坦因谢绝加入时：“他们都表示蔑视”，尤其是克拉夫特，他“吐了一口痰，不再看他”。加纳格（Gallagher）毫不掩饰地说：“他们没人喝酒。”威尔逊甚至骂道：“戈尔德斯坦因，你是个小屁孩，这就是你。”里德（Red）指责说：“人如果不能照顾自己，就一文不值。”（203—204）威尔逊等人有意伤害戈尔德斯坦因的话语是其种族主义意识的体现，他们对待戈尔德斯坦因的态度很不友好，加纳格的话——“他们没人喝酒”——清楚地表明，这些人对犹太人的成见由来已久。面对威尔逊等人的侮辱，“戈尔德斯坦因突然转身走开”，但他的行为并没有对威尔逊等人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喝酒的那一帮人凑得更近，他们之间现在有一种几乎可以摸得着的纽带”（204）。威尔逊甚至认为：“试图对他好真是一种错误。”（204）看到他们的行为，听到他们的话，戈尔德斯坦因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大发怒火？”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恨我？”（204）因为“他努力成为好士兵，从未溜走搭乘便车，跟他们任何人一样强壮，比他们大多数人工作更加卖力，站岗放哨时从未擦枪走火，不论这些多么诱惑他，但从未有人注意到这些，克拉夫特从未认识到他的价值”（204）。他思来想去，最后才明白：“他们是一群反犹主义者，到处跟女人鬼混，醉得像猪似的。”（206）他因此“讨厌跟他们做朋友”，因为“他们不想跟他相处，他们恨他”（206）。尽管他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为什么恨他，但他还是很生气为什么上帝允许他们这样：“上帝啊，你为什么就允许那些反犹主义者存在？你为什么就不干涉一下这样的事情？”（206）遭受威尔逊等人侮辱后，戈尔德斯坦因突然意识到：“他的信心没了，他不确信自己了。”（206）“他恨所有跟他一起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他记得，过去不论什么时候，几乎每个他认识的人，他都喜欢。”（206）戈尔德斯坦因的生气、他对上帝的责问以及他的心理变化体现了他的反种族主义意识，表明了他与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这种冲突与对抗也在白人伤害罗斯的话语中得以体现。克拉夫特率领的侦察连准备攀登阿纳卡山（Mount Anaka），罗斯体力不支，数次跌倒被战友扶起来，但最后实在无力坚持，跌倒后任凭战友怎样催促，他都坐地不起，气急之下，加纳格对他说了一句：“起来吧，你这个犹太讨厌鬼（Jew bastard）。”对罗斯来说，没有什么比“你这个犹太讨厌鬼”更能伤害他，也没有什么比“你这个犹太讨厌鬼”更能表达反犹太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憎恨。因此，一听到加纳格说他是个“犹太讨厌鬼”，罗斯顿时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一时间似乎所有疲劳都消失殆尽：“那种打击、那句话本身，就像一股电流一样激起了他，罗斯感觉自己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骂他，打开了疲劳和失败的新景象”。因此“他不吭不声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努力接受这种震惊”，因为“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真正很愤怒，愤怒刺激着他身体，推动他走了几百码，又一个几百码，再一个几百码”（658—662）。加纳格的话体现了他的种族主义意识，罗斯在加纳格种族主义话语刺激下做出的非常态反应体现了他的反种族主义意识，也表明了他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最后，小说还通过戈尔德斯坦因的童年经历和他对犹太人本质的理解，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意识与反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戈尔德斯坦因七岁那年，放学回家的路上，一群意大利小孩打了他，叫他“犹太人”（sheenie）。他哭着回家，向妈妈讲述了自己被打的经历，从爷爷那儿得知他被打的原因：“他们打你，因为你是犹太人。”他也从爷爷那儿知道了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的意思，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种族，甚至不再是一种宗教，也许永远不会是一个国家。那么，它是什么？耶胡达·哈勒维（Yehudah Halevy）说，以色列是所有国家的中心。吸引身体的东西吸引着心脏。心也是良知，良知为了所有国家的罪而受苦……但我个人认为，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是因为他是受苦的。”（482—483）他还从爷爷那儿知道犹太人为什么受苦：“我们是一个被折磨的民族，被压迫者所困扰。我们必须从灾难走向灾难，这使得我们比其他人更强壮，也更弱小，使我们比其他人更爱也更恨另一个犹大。我们受的苦是那么多，我们知道了任何忍耐，我们总会忍耐。”（483）年幼的戈尔德斯坦因虽然不太理解爷爷的高谈阔论，但他从此知道了“受苦”这个词，懂得了它的含义。爷爷将犹太人与“受苦”和“忍耐”紧密联系，不是为了叫戈尔德斯坦因向种族主义低头，而是叫他通过坚守自己民族的传统对抗种族主义，与种族主义进行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爷爷的话语体现了他的反种族主义意识。像明尼塔一样，年幼的戈尔德斯坦因“有抱负，他在中学时就有诸多关于上大学、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的不可能梦想，在仅有的闲暇时间，他阅读技术书，梦想着离开糖果店，但当然了，他离开糖果店，便进入仓库干起了装船工的活，而他母亲又雇了一个小孩做起了他以前做的事”（484）。此处的“但当然了”不仅表明，戈尔德斯坦因的梦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且表明，戈尔德斯坦因难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没有生活在种族主义的掌控之外。“但当然了”也表明了戈尔德斯坦因的反种族主义意识。

三 极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

除了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裸者与死者》还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极权主义意识与反极权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这种冲突与对抗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这可以在卡明斯将军与其副手霍恩之间、美军士兵与军官之间以及克拉夫特军士与其领导下的侦察兵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中看出。

卡明斯与霍恩是上下级关系，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因为霍恩是卡明斯精心挑选出来的副手；然而，卡明斯从来没有把霍恩看作一个应该具有完整个性的人，因此，他们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在霍恩眼中：“将军身上有很多矛盾，他本质上对自身舒服有一种完全冷漠，但生活中却具有一个将军至少需要的奢侈。”（77）虽然“他事先被广告为军营里最具同情心、最和蔼的军官，他的魅力众所周知”，但霍恩却发现：“他是一个暴君，一个带着鹅绒般柔软声音的暴君，的确如此，但不可否认，却是一个暴君”（78）。卡明斯认为，霍恩的一切权利都是他给予的，正如他所说：“你作为一个人的所有权利都完全取决于我一时的性情……没有我，你只不过是一个二等军士。”（82）因此，跟卡明斯说话时：“霍恩一直处于防守状态，掂量着他的话语，说话时毫无自由可言。”（84）虽然“他害怕过的人不多”，但“他害怕将军”（170），因为他必须接受卡明斯的权力理论，必须成为其权力得以实施的对象，然而他的本性却让他不时地对抗他。卡明斯告诉霍恩：“作为美国人，他们大多数人都具有我们民主的特殊体现，他们脑子里不断放大他们自己作为个人应该具有的权利，而对他人作为个人应该具有的权利毫无概念。农民正好倒过来，我现在就告诉你，是农民造就了士兵。”（175）因此，他要“镇压他们”，因为“每次士兵看到军官得到一点特权，他都会受到一次打击”（175）。霍恩不同意卡明斯的看法，他毫不避讳地告诉卡明斯：“我不明白这个，在我看来，他们会更加恨你。”（175）对此，卡明斯回答道：

他们会恨我，但他们也会更怕我。我不管你给我什么人，只要他在我手下时间足够长，我会让他怕我。每次都有你所说的军队的不公，涉及士兵都会更加确信自己的劣势……我碰巧知道一点设在英国的美国的一个罪犯集中营的情况，一旦我们攻入欧洲，这个罪犯集中营就会成为一种恐怖，它所使用的方法将会非常野蛮，最终会引出极其腥臭的东西，但却是必要的……要使部队运转工作，你不得不让每个人都在惧怕的梯子上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罪犯集中营中的人、被遗弃的人，或者说，补充兵营中的人，都是部队的死水，因此，不得不相应地加大规训。当你惧怕上司而轻视下属的时候，部队的作用就会发挥得最好。（175—176）

卡明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权力集中营”，他觉得：“政治跟历史无关，就像道德规范跟具体某个人的需要无关一样。”（177）因此，在他看来：“在部队，张扬个人个性的思想是一种障碍。”（181）所以，当霍恩问他：“你觉得哪个更好：那么多人失去生命而剩下的人赶快回家，或者他们待在这儿吸食大麻而让他们妻子欺骗他们，你怎么考虑这样的问题？”（181）他的回答是：“我不关心这个问题。”（181）他甚至对霍恩说：“如果有上帝，罗伯特，他就像我一样。”（182）卡明斯关心的显然不是善与恶的问题，也不是爱与恨的问题，而是上级与下级、有权与无权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权力的分享。他是追求权力的偏执狂，甚至连众人眼中至高无上的上帝也低他一等，他不认为他像上帝，而认为上帝像他。如果说没人敢挑战上帝权威的话，显而易见，卡明斯的比喻旨在表明，他绝不容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因此，当副手霍恩试图挑战他的权威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惩罚：“扔烟头”事件就是明证。霍恩本能地知道：“不能把火柴梗扔在将军的地板上”（314），但卡明斯对他的压制让他做出了违背自己本能的事情。“他把火柴梗扔在靠近将军床脚柜的地方，然后，随着心脏的快速跳动，他小心翼翼地将烟头扔到将军干净地板的中间，狠狠地踩了几下，带着惊讶而受困的自豪，站着看着那个烟头。”（314）他这样做，目的是“让卡明斯看见，让他看见”（314）。看到原本干干净净的地板上霍恩扔下的火柴梗和烟头，卡明斯的第一反应是：“要是此刻他手中攥着一只动物，他会把它捏碎”（318），因为“霍恩的所作所为等同于士兵的手伸到了他本人身上。对卡明斯来说，这是他部队独立的一个象征，是对他的反抗”（318）。在卡明斯看来：“他的士兵对他的惧怕和尊敬，现在是理性的，是对他惩罚他们的权力的承认，这还不够，还少了另一种惧怕，这种惧怕是不可推理的，它包含了他的极大权力，从效果来说，是挫败他的种种渎神的东西。地板上的烟头是一种威胁，是对他的否认。”因此“他不得不直接而无情地应对”，因为“你越推迟反抗，反抗就越会厉害，不得不毁了它”（318）。卡明斯对霍恩进行了严厉惩罚，但也受到霍恩强烈反抗，这可以在他们的对话中看出：

“你今天将烟头扔到了我的地板上，是吗？”

霍恩微笑着说：“我想你这次谈话全是为了这个。”

“对你来说这很简单，不是吗？你对我的一些行为不满，你发了一阵小孩子脾气，但这是我不允许的事。要是我把它扔在地上，你会捡起来吗？”

“我想说你去见鬼吧。”

“我真是奇了怪了，我对你迁就太久了，你可能真的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是不是？假设你明白，要是你不捡起来，我会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你可能会在监狱度过五年时间。”

“我怀疑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肯定有，它会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你的军事法庭审判会得到复审，战后可能会有一点不愉快，可能会伤害我个人，但我会得到支持，我必须得到支持。即使你最终赢了，在判决前，你至少会在监狱待一两年时间。”

“你不觉得那样有点曲折吗？”

“相当曲折，但不得不这样。过去有种神圣介入的神话，如果你渎神的话，你会被雷电劈头，那也有点曲折。如果罚与罪成正比的话，权力就渗水了。产生敬畏和服从的正确方法，就是使用强大而比例失调的权力。记住这一点，你觉得你会如何反应？”

“我对此感到愤慨。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建议，你界定我们之间的差别通过……”

“我有这个权力不是偶然的，你处于这种状况也不是偶然的。如果你更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扔那个烟头了。的确，如果我是那种传统的、渎神的、狂暴的将军，你可能就不会往我的地板上扔烟头了。你肯定不明白我说的是真的。我说完了。”

“也许吧。”

卡明斯将烟头扔到霍恩脚下。“好吧，罗伯特，假设你把它捡起来，我希望你把它捡起来，罗伯特，把它捡起来，为了你。”

过了片刻，霍恩弯下腰，捡起烟头，丢进垃圾桶。卡明斯强迫自己直面霍恩眼中的恨意，他顿时觉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将军，我想调到其他部门。”

“假设我不调你呢？坦诚地讲，我不特别在意你还做不做我的副手，可你不乐意接受这次教训。我想我可以发派你去盐矿。假设午饭后，你去达勒森（Dalleson）分队报到，在他领导下干一段时间吧。”

“遵命，长官……可是将军？”

“怎么了？”

“如果不叫每个穿制服的人，他们总共六千人，进来捡起你的烟头，你何以给他们深刻印象？”（这是玷污他快乐的东西，卡明斯现在认识到了，仍然有其他问题，更大的问题。）

“我会处理好的，中校，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吧。”（324—326）

卡明斯与霍恩之间的唇枪舌剑，体现了极权主义者与反极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卡明斯对霍恩阴险毒辣的惩罚以及霍恩的“软弱”败退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极权主义意识极为猖獗盛行。但是，霍恩的败退并不意味着卡明斯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知道：“仅有一点点反抗的骚动时，稍加力量就可以将其镇压”，但是“这对于前线部队就不奏效了，他能够击退霍恩，任何单个的人他都可以对付，他们整体就完全是两码事，他们仍然在反抗他”（326）。因此，“他吸了一口气，感到一阵疲倦。总得有个办法，他得找到这个办法”（326）。卡明斯是一个极权主义者，在他意识中，权力就是一切，权力就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认为：“人不得不毁掉上帝以便获得他，与他平起平坐。”（329）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轨迹和奋斗目标是：“中校……上校……旅长……少将……中将……将军？”而能帮他实现这一轨迹和目标的最佳途径是战争：“如果有战争就好了。”（426）然而，他并非先知，无法预测未来，因为“总有很多变数”，因此“他必须睁大眼睛看着”（426）。卡明斯希望通过战争实现自己的“将军”梦，然而战争胜利的功劳似乎与他无关，因此，他“从未完全摆脱达勒森上校的胜利对他的冲击……他私下里为达勒森通过直接攻击打胜仗而生气”，因为“日军的崩溃应该是他的功劳，他应该拥有点燃导火索的高兴”（716），但他不得不承认：“他跟这次胜利关系不大，或者说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准确地说，跟任何胜利都没有关系。”（716）尽管如此，他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希望他未来在菲律宾能有更为出色的表现，以便实现他的人生梦想，但他又觉得这种希望可能最终还是会变成失望，小说这样写道：

总的来说，安诺波佩岛战役既没有让他根本上受伤，也没有让他根本上受益。当菲律宾战役出现时，他会有整个部队去支配，会有取得更加瞩目成就的机会。在此之前，需要让部队振作起来。如果有严格训练，就得改变他们的纪律。上个月安诺波佩岛战役带给他的愤怒再次涌上心头。带着令人发疯的惰性，部队反抗他，抵制改变。不管你怎么推他们，他们都是缓慢行进，一旦压力退去，他们又重新聚到一起。你可以对他们施加压力，你可以欺骗他们，但是现在，他从根本上怀疑他能否改变他们，能否真正铸造他们。菲律宾战役的情况可能也会如此。部队里有了他的敌人，他在菲律宾战役前再增加一颗星的机会不大，这样一来，战争结束前晋升为部队统帅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殆尽。（717—718）

从卡明斯与霍恩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中体现出来的极权主义意识与反极权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也体现在美国士兵与军官之间，这可以从比纳上校（Major Binner）和卡明斯将军对兰宁军士（Sergeant Lanning）的恐吓中看出。兰宁军士巡逻作假被发现后，比纳上校问他：“你巡逻期间有多少次这样不负责任？”他回答道：“这是第一次，长官。”比纳上校问他：“你们连或营还有其他军士也一直做虚假和错误巡逻汇报吗？”他回答道：“没有，长官，从未听说。”面对这样的回答，卡明斯将军威胁他说：“兰宁，你想回到美国还是想烂在这儿的罪犯集中营？”他回答道：“长官，我这身制服穿了三年，而且……”卡明斯将军进而威胁说：“就是你跟我们一起二十年，我也不在意。还有其他军士也一直做虚假巡逻汇报吗？”他回答道：“我不知道，长官。”于是，卡明斯将军换用另一种方式威胁他说：“你有甜心[情人]吗？”他回答道：“我结婚了，长官。”卡明斯将军继续威胁他说：“你还想看到你妻子吗？”他回答道：“她一个月前就离开了我，长官，我收到了绝交信。”（315）从这样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尽管比纳上校和卡明斯将军竭尽全力对兰宁军士施压，但兰宁军士始终没有就范。兰宁军士的行为体现了他对压抑性权力的反抗，也体现了他的反权力意识。兰宁军士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反权力意识也体现在明尼塔的话语中。在明尼塔眼中，所有军官都是“令人讨厌的军官”，因为“他们都一个样……是一帮狗娘养的”（367）。从司令部调出后，霍恩接替克拉夫特成为侦察连连长，因此成了克拉夫特的“对手”；然而，霍恩跟卡明斯和克拉夫特完全不同。到了侦察连后，霍恩告诫自己：“应该很快形成这样的思想：他们[侦察连士兵]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434）他将手下士兵看成“不同个人”的思想彰显了他的反权力意识，让他成为读者心目中卡明斯和克拉夫特的对立者。但是，当他强迫克拉夫特为杀死一只小鸟而向罗斯道歉时，他却发现自己也成了卡明斯，因为“他服从命令捡起地上的烟头时卡明斯可能也是这样的感觉”，因此，他突然“很反感自己”（532）。霍恩的自我反感体现了他的反权力意识。

小说中极权主义意识与反极权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还体现在克拉夫特与加纳格这两个士兵之间。加纳格与克拉夫特同在一个侦察小分队，长时间的侦察跋涉让他们身心非常疲惫。加纳格希望克拉夫特放弃登山计划，带领小分队踏上归途。然而，克拉夫特却没有丝毫踏上归途的念头，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登上阿纳卡山（Mount Anaka），如何将阿纳卡山踩在脚下，从而征服它。但在加纳格和明尼塔看来，登上阿纳卡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强行去登它，就是去白白送死。于是，加纳格和克拉夫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加纳格质问克拉夫特：“你究竟为什么不返回？难道你还没有拿够奖章吗？”克拉夫特以命令的口气说：“加纳格，闭上你的臭嘴。”但加纳格毫不惧怕地说：“啊哈，听着，我不怕你，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克拉夫特再次命令加纳格：“闭上你的嘴巴，加纳格。”但加纳格告诉他：“你最好别跟我们作对。”（691—692）加纳格对克拉夫特的抗拒是他对权力的抗拒，他们之间的冲突是权力意识与反权力意识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表明：“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41]然而，加纳格还是没能战胜克拉夫特，权力意识最终还是压倒了反权力意识。克拉夫特最后感到：“每件事、每个人都在努力阻止他”，所以，他决定：“现在什么都不能留下，什么障碍都不能有。”（696）

综上可见，通过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以及极权主义意识与反极权主义意识之间的战争，《裸者与死者》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内在种族、性别及阶级等方面的各种法西斯主义思想与行为，借此表明，虽然美国打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号参与海外战事，却无法遏制并消除国内十分猖獗的各种法西斯主义思想意识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