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梅勒小说对美国形象的解构与建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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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裸者与死者》与美国国外法西斯主义:“二战”时期美国的帝国梦

《裸者与死者》不仅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内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方面的各种法西斯主义思想与行为,而且再现了战争期间美国的海外法西斯主义行为以及美国帝国主义意识与反帝国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这可以从卡明斯将军对战争、部队和美国外交政策的解读、美军搜抢阵亡日军士兵随身财物的行为以及美军攻占安诺波佩岛屿后向菲律宾进军的作战计划中看出。

卡明斯是美军在太平洋安诺波佩岛战役中的最高长官,是六千人部队的将领。身为将军,他对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攻打日军的战争本质与目的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比任何人都更为清楚。卡明斯告诉副手霍恩:“我在你这个年龄,比你稍微大点的时候,我关注的是什么能让一个国家战无不胜。”对此,霍恩说:“不论理由好坏,它是一个民族与其国家之间的认同。”但卡明斯认为,能让一个国家战无不胜的“仅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一个国家的战斗力跟它拥有的人力和物力成正比;另一个因素是,一个部队士兵过去的生活水平越低,他作为士兵就越能发挥战斗作用”(174)。他还对霍恩说:“如果你为保护自己的土地而战,也许你的战斗会更有效果”;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他也更容易离开战场。这是我在安诺波佩岛从不考虑的事”(175)。卡明斯认为:“热爱国家是非常好的事情,甚至成为战争刚开始时的一个道德因素,但战争情感是相当不可靠的东西,战争拉得越长,这种情感就越没价值。战争进行一两年后,只有两个因素可造就一个好部队:优越的物力和贫穷的生活水平。”(175)对此,霍恩并不赞成:“我可不这样认为。”(175)他对卡明斯说:“如果我们的战争失败,你已经打下一场革命。在我看来,从你的利益角度来说,对你的士兵好点,避免以后的革命,输了战争,却是更好的事。”(176)但卡明斯否认说:“我们不会打败仗的,即使失败了,你也不会认为希特勒会认可一场革命,你会这样认为吗?”(176)他还告诉霍恩:“如果你把这场战争看成一场革命,你就误读了历史。它是权力集中。”(177)对此,霍恩反驳说:“叫人憎恨你总不是好事。”但卡明斯告诉霍恩:“他们是否害怕并不重要……这个世纪的机器技术需要加强,由此你会害怕,因为大多数人都必须屈从于机器,这不是他们本能喜欢的事。”(177)霍恩告诉卡明斯:“我不知道你哪儿可以打消一些伟大的伦理思想并重新形成一些伟大的伦理思想。”(177)卡明斯回应说:“政治跟历史无关,就像道德规范跟具体人的需求无关一样。”(177)他问霍恩:“你认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180)霍恩回答他说:“战争当然不是下棋……战争像一场血腥的足球比赛,你开始玩,但从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结束。”(180)但卡明斯告诉霍恩:“战争更复杂,但结果是一样的”(180),因为“在部队,张扬个性的思想就是一种障碍。当然,在部队的具体单位,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但他们的个性常常会彼此磨平,留给你的只是一个价值量表,这个或那个连队是否有实力,是否会有效地完成这样或那样的任务。我用更加粗野的技巧工作,那些普遍公用的技巧”(181)。霍恩问卡明斯:“你怎么弄出这样的东西?你的人离开美国,在这儿待了一年半,你觉得哪个更好:那么多人丧失了性命,让其余的人赶快回家,还是让他们继续待在这儿,去抽大麻,让他们的妻子欺骗他们?你怎么考虑这样的问题?”(181)卡明斯的回答是:“我不关心这些。”(181)卡明斯问霍恩:“你是否想过,罗伯特,我们为什么打这场战争?”(319)霍恩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有了所有的集中,我想我们这边有个目标,那就是在欧洲。过了这儿,就我而言,它是帝国主义的输赢打赌。要么我们对亚洲开火,要么日本。我想我们的方法不会那么猛烈。”(319—320)霍恩还告诉卡明斯:“战争中有一种渗透,不论你叫它什么,但胜利者总倾向于认为……哦,失败者的陷阱。我们获胜后很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那样的话,答案就真正有问题了。我不想长篇大论,由于没有更好的想法,我只是认为,一个家伙从他的制度中获利而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丧失性命,这不是一件好事。”(320)但是,卡明斯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告诉霍恩:

我喜欢把它[战争]看作一个历史能量变化的过程。一些国家有潜力,有资源,可以说,它们充满潜能。作为一种动能,国家就是组织,就是协作努力,用你的词形容的话,就是法西斯主义。历史地看,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将美国的潜力转化为动能。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如果你思考一下的话,是一个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概念,因为坚实地基于实际人性,只是发轫于错误国家,一个没有足够内在潜力可让其完全发展的国家。在德国,由于物质材料所造成的根本挫折,肯定就有了过分之举。但是,梦想、概念却是相当牢固的。正如你所说,罗伯特,不那么特别糟糕的是,有一种渗透过程。美国就是要吸收那个梦想,它正在做着实现这个梦想的事情。你一旦创造了力量、物力和军队,它们不会自行萎缩消亡。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真空充满释放出来的力量,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走出了历史的死水区。(321)

卡明斯还告诉霍恩:

过去一个世纪,整个历史过程走向更大的权力集中。这个世纪的物质力量,是我们宇宙的一种延伸,还有一种政治力量,就是使之成为可能的政治组织。在美国,你们这些有权人,我告诉你,在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意识到他们的真正目的。等着瞧吧!战后我们的外交政策会更加赤裸,不会像以前那样虚伪。我们不再会左手捂住眼睛而右手伸出帝国主义的爪牙。(321—322)

对于卡明斯的看法,霍恩并不赞成,他反问道:“你觉得会那么容易吗?没有反抗?”(322)但卡明斯非常坚定地告诉霍恩:“反抗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你在大学似乎学过这样一个原理,那就是,人人都是病态的,人人都是腐化的,其实有道理。只有无辜的人才是健康的,但无辜的人是正在消失的品种。我告诉你,几乎所有人性都死了,只是等着从坟墓中挖出来。”(322)

从卡明斯与霍恩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美国出兵攻打安诺波佩岛,并不是出于正义,为了世界和平,而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帝国版图;卡明斯率军攻打安诺波佩岛,不是为了捍卫正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加官晋爵。霍恩对卡明斯的质疑,是反帝国主义意识对帝国主义意识的质疑。卡明斯是美国帝国主义意识的阐释者,也是美国帝国主义意识的传播者;霍恩对卡明斯的抗拒,是反帝国主义意识对帝国主义意识的抗拒。

如果卡明斯对美军攻打太平洋安诺波佩岛上日军的战争本质与目的以及对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解读揭示了美国海外军事行动背后的帝国主义意识,美军士兵在战争中搜抢阵亡日军士兵随身财物的行为则为这种意识做了很好的脚注。一天,巡逻返途中,一群美军士兵聚在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突然有人提议去搜寻阵亡日军士兵身上的财物,在场所有人异口同声表示赞成,他们于是放下酒杯,前往阵亡日军所在地,他们在那儿看到:“树上的叶子被打落,树干黑一块棕黄一块,似乎因旱灾而凋谢”;“满地都是被烧坦克的褐色遗骸”;“地面上撒满残骸碎片”;“遍地都是日军士兵的尸体”(210)。但是,尸体遍地的场景并没有让他们感到震惊,反而激发了他们抢占财物的欲望。他们急切地搜寻着,不停地谩骂着。威尔逊拨开残骸,叹息道:“他们拿走了所有纪念品。”加纳格醉醺醺地左右摇晃着说:“谁拿走了?哪个讨厌的拿走了?威尔逊,你这个讨厌的骗子,你偷走了所有纪念品。”威尔逊没理他,却自言自语地说:“我说,我们这一帮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这儿整整一周,竟然连个纪念品都没有发现,真是奇耻大辱啊!”他不断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奇耻大辱啊!”(211)小说还以“特写”手法聚焦了马提尼斯(Martinez)搜抢一名阵亡日军士兵口中金牙的情景:

他注意到一具尸体,嘴里镶着一口金牙,这强烈吸引着他,他不断地转身看着。他站在尸体上方,俯身看着那些金牙,至少有六七颗,看起来是非常硬实的金子做的。马提尼斯转身快速看了一下其他人,他们都朝着[有阵亡日军士兵尸体的]地洞走去。

他突然有了占有金牙的欲望。他能听到地洞里人们猛烈打击的声音,彼此快速地喊叫着什么,他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着那具尸体张开着的嘴巴。对他没用,他告诉自己。他非常紧张地估算着这些金牙值多少钱。三十美元,也许,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转身走开,然后又走回来。战场非常安静……一杆被人丢弃的步枪在他脚下,他想都没想就拿了起来,用枪托砸那具尸体的嘴巴,发出像一把斧子砍到一片朽木时的声音。他拿起步枪,再次砸了下去。牙齿松松地溅了出来,一些掉在地上,有几颗散落在尸体打碎的下巴上。马提尼斯疯狂地抓起四五颗装进自己的衣袋。他大汗淋漓,心跳加快,不安穿透全身。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慢慢地平静下来。他心情复杂,既内疚又高兴,他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从母亲钱包偷了几便士钱。“讨厌!”他说。他悠闲地揣摩着什么时候把这些金牙卖掉。被撬开的那具尸体的破碎嘴巴让他有所不安,他用脚把尸体翻转过来,露出一群蛆,他不寒而栗。某种原因吧,他有点害怕,于是转身走向了地洞里的人群。(214—215)

马提尼斯是墨西哥人,身为少数民族,他在美国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但身为美国士兵,他却忘记了自己身为少数民族的痛苦经历。他对阵亡日军士兵尸体的虐待和对其口中金牙的抢占,是他作为美军士兵所具有的帝国主义意识支配的结果。正是在这种帝国主义意识的支配下,他完全丧失了基本人性,对毫无生命的尸体实施了毫无尊重的虐待。马提尼斯毫无人性的虐待行为,无疑能激发读者对帝国主义意识的抗拒。一定程度上讲,马提尼斯抢占阵亡日军士兵口中金牙的行为是美国帝国主义掠夺海外财富的象征与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勒对马提尼斯虐待阵亡日军士兵尸体并抢占其口中金牙的无人性行为的再现实际上体现了他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批判,体现了他的反帝国主义意识。

如果说帝国主义在海外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扩展领土范围和增加财富储存,那么,卡明斯对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战争的本质与目的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解读,以及美军士兵搜抢阵亡日军士兵随身财物的行为,揭示了美国的帝国主义真面目,美军攻打安诺波佩岛后继续进军菲律宾的作战计划让这一面目更是暴露无遗。小说结尾处,我们看到,攻占安诺波佩岛后,美军并没有收兵回营,而是迅速投入到攻打菲律宾的作战训练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裸者与死者》虽然是一部“二战”小说,但它的主要关注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以及极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之间的各种战争。小说为什么要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的各种战争?这与梅勒的道德意识有关。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中说:

我觉得,艺术的最终目的就是强化,甚至,如果必要,恶化人们的道德意识。具体而言,我想,小说是最具道德性的艺术形式,因为它是最直接、最有支配性的,如果你愿意,它是最不可逃避的。人可以非常轻松地谈论一幅非客观画或一种非客观音乐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意义,但是,小说中,意义就在那儿,它更近;人可以争论其含混,但是,因为人使用了词语,意义就更加接近道德要求和道德束缚。[42]

梅勒还说: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的作品所要的是一种道德意识,那就是,生活的核心不可欺骗。在存在的每一刻,人都会成长到更多或者退缩到更少,人总是多活一点或多死一点。人的选择不是多活一点或不多活一点的问题,而是多活一点还是多死一点的问题。人多死一点的时候,便进入一种对他而言非常危险的道德状态,因为人开始通过让他人多死一点而让自己活着。[43]

梅勒的艺术目的论、小说观及其文学创作意图表明,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进行纯艺术创作的唯美主义作家,而是具有强烈道德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在这一点上,詹姆斯·鲍德温可谓一语中的,他这样说:

我们的确有一种责任,不仅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时代的责任,而且是对我们后代(those who are coming after us)的责任。(我不认为我们不会有后代。)我认为,只有按照我们知道的方式,忠实地处理我们现在的命运和日子,才能履行这种责任。所以,我对梅勒的关注,说到底,就是关注他对过去那些让人伤心的风暴般事件的理解程度。如果他理解了这些事件,则他更富有,我们也更富有;如果他没有理解这些事件,我们都很贫穷。因为,没有想象,人们就会消亡,虽然这一点显然需要进入[我们关注的]中心,但他对我们的真实状况能进行真实的想象,目前在这个国家,这种想象还不可能极为频繁地重现。[44]

梅勒认为,艺术家(作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他必须要有一种不安意识、一种冒险意识、一种善于洞察的意识。[45]1955年,梅勒接受《独立报》(Independent,then called Exposé)编辑利勒·斯图尔特(Lyle Stuart)采访时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想影响人们,通过影响人们,对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产生一点影响。”[46]1963年,他接受斯蒂芬·马尔库斯(Steven Marcus)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作家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就能影响自己时代的意识,从而间接地影响后来时代的历史。[47]梅勒甚至认为,小说家可以通过小说创作重塑现实:“如果没有一种‘虚构’,人最终无法理解复杂现实,但人可以选择那种最能满足他知识、阅历、偏见、需要、欲望、价值以及他的道德必然性等东西的特定‘虚构’,甚至可以‘虚构’为指南,尝试着对现实进行一些小规模的重塑。人总能做的就是对这些‘虚构’进行比较,并努力看到它们可能导向何方。”[48]梅勒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在梅勒传记作者希拉里·米尔斯(Hillary Mills)看来,是因为“梅勒接受了欧洲人的思想:作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他必须参与政治”[49]。美国文学评论家迈克尔·K.格兰迪认为:“米尔斯说得没错,但梅勒[在接受欧洲人的思想之前]已经接受了更早的影响,即认为艺术根植于政治。”[50]尼格尔·雷认为:“1948年选举前至少两年的时候,梅勒慎重地接受了华莱士的预言:美国已处于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危险之中。”[51]在格兰迪看来:“《裸者与死者》的政治语境中充满的正是这种确信。”[52]

因此,梅勒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极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之间的各种冲突与对抗,不是为了纯艺术目的,而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梅勒于20世纪20年代初出生在美国纽约市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小镇,孩童时期就目睹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海外服役期间也受到反犹主义者歧视。[53]他熟知美国社会的各种权力意识对人性的压制与束缚,他倡导自我与他人自由,倡导人人平等、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倡导通过理解、宽恕、忏悔与同情等人类美德消除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从而达到和平共处、自由平等的理想状态。他在《为我自己做广告》中说,他憎恨“拥有权力而无同情心的人,即那种连简单人类理解都没有的人”[54];他还说:“我认为黑人和白人成为配偶是黑人的绝对人权,这样的配偶毫无疑问会有,因为会有黑人学校的男孩们非常勇敢地去为他们的生活冒险。”[55]他在《总统案卷》中指出:

民主的问题不是同化少数民族,而是避免他们获得平等时压制他们。如果犹太人和黑人能获得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和爱尔兰天主教徒一样的平等,美国则会完全不一样。不管它会成为什么,它肯定跟我们能够想象的任何情况完全不同。相反,如果黑人和犹太人被同化到现在美国人生活的那种毫无声息、毫无想象力的水平,美国则会跟现在完全一个样,甚至更糟。[56]

梅勒重视同情的力量与作用,他在《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中回忆说:

1946—1947年,在写作那部作品的15个月里,他有幸深受托尔斯泰影响——大多数早晨,开始写自己的书之前,他都要读一读《安娜·卡列尼娜》,一个24岁的人由此通过他的作品反映了他从托尔斯泰那儿学到的关于同情的东西,因为那是这位老人的天赋所在——托尔斯泰教导我们,仅当同情是朴素的时候,同情才会有价值,才会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人身上好与不好的方方面面,但我们还是能够觉得,作为人,我们整体上还是好的而不是极坏的。不论好与不好,它提醒我们,生活就像灵魂的古罗马斗士竞技场,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让我们觉得强大,那些不能坚持下来的人让我们感到恐惧,但也让我们同情。[57]

梅勒在《六十九个问题与答案》这篇访谈中指出,社会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让更多的人做更多他们内心梦想的事情;换言之,世界上的痛苦更少,压抑更少。”[58]因此,《裸者与死者》中,尽管人物之间存在各种意识与反意识的冲突与对抗,但同情、怜悯和理解让他们从冲突走向和解,这可以在戈尔德斯坦因与威尔逊、布朗、斯坦利和里奇斯(Ridges)的关系以及加纳格与罗斯的关系发展中看出。

作为少数民族,戈尔德斯坦因曾经受到威尔逊伤害,他因此没有想过与威尔逊成为好友,或与他友好相处,但威尔逊被日军枪伤后,戈尔德斯坦因对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逐渐忘记威尔逊对他的伤害,他对威尔逊的恨逐渐被他的同情与怜悯所取代,小说这样写道:

很奇怪,威尔逊的痛苦影响了戈尔德斯坦因;慢慢地,[它]与他的疲劳同步而行,这种影响进入他自己的身体。威尔逊喊叫时,戈尔德斯坦因感到一阵剧痛;如果担架突然倾斜,戈尔德斯坦因感到胃一下子沉了下去,就像电梯下沉似的。每次威尔逊要水喝,戈尔德斯坦因就又一次感到口渴;每次打开水壶,他就感到一阵内疚。因此,他宁可一连几小时都不喝水,也不愿惹威尔逊生气……威尔逊是他们不能丢下的包袱,戈尔德斯坦因觉得自己会永远带着他,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想……偶尔,戈尔德斯坦因会想到自己的妻儿,有一种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他们离得太远了,要是此刻有人告诉他,他们死了,他会耸耸肩而已。威尔逊更为真实,威尔逊是唯一的现实。(668)

小时候听爷爷说“以色列是所有国家的中心”(672),戈尔德斯坦因现在觉得“现在威尔逊是中心”(672)。虽然他“没有对自己这样说,甚至没有这样想”,但“这种想法透过话语层面穿透他的全身”,因为“他放不下的就是威尔逊”(672)。小说写道:“戈尔德斯坦因被一种他不理解的惧怕与威尔逊捆绑在一起。如果他丢下他,如果他不把他带回去,则是不对的,他明白什么是很害怕的东西,心啊,如果心死了……”(673)

同样,戈尔德斯坦因对布朗和斯坦利的态度也由反感转向好感。威尔逊的尸体被河水冲走后,戈尔德斯坦因归途中发现:“他甚至喜欢上了布朗和斯坦利,因为他们因他而有所不安,看起来不敢找他麻烦了。”(704)斯坦利没有像威尔逊那样伤害过戈尔德斯坦因,但在戈尔德斯坦因受到伤害时也没有挺身而出保护过他。戈尔德斯坦因对斯坦利似乎也没有产生过什么好感。然而,护送受伤的威尔逊返回营地途中,戈尔德斯坦因与斯坦利有机会开怀畅谈,谈话交流让他们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让他们理解并接受了对方。戈尔德斯坦因开始喜欢斯坦利(541),斯坦利也觉得戈尔德斯坦因是“一个好人”(542)。

加纳格曾经深深地伤害过罗斯,他对罗斯所说的那句“你这个犹太讨厌鬼”导致罗斯走向死亡。然而,罗斯死后,加纳格深感内疚:“我让罗斯送了命。”(687)罗斯的死亡让加纳格觉得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觉得自己必受惩罚:“他知道他有罪,他记得他喊叫着让罗斯跳时他有那种片刻的权力感与蔑视感以及那种从中得到的转瞬即逝的快乐。他很不舒服地扭曲着身子坐在地上,回想着罗斯脚踩空时脸上露出痛苦的样子。加纳格能够看到他一直往下掉,那个形象就像黑板上滑过的粉笔一样穿过他的脊背。他犯了罪啊,他要受到惩罚。玛丽就是对他的第一个警告,但他没有考虑过这个。”(687)

梅勒认为:“一部伟大的小说具有一种意识,它对我们来说是新意识”,但是,“我们欣赏这部作品之前,必须被这种新意识所鼓舞。”[59]《裸者与死者》无疑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能够带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读者一种新意识;然而,只有受到这种新意识感染后,读者才能真正欣赏它的伟大之处。梅勒认为:“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军事事件,而且是一种思想状态。”[60]作为一部“战争”小说,《裸者与死者》力图再现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它只再现了战争的一个切面;它真正力图再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的各种权力意识与反权力意识之间的战争。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伟大之处。通过再现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这些权力意识与反权力意识之间的战争,梅勒让读者看到,美国常常打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号在国内和国外做着各种法西斯主义的事情,正如《巴巴里海滨》中丁斯莫尔(Dinsmore)对罗维特(Lowett)所说:“我们打了一场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却不清理我们自己家的法西斯主义者。”[61]因此,通过《裸者与死者》对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各种权力意识与反权力意识之间战争的再现,梅勒解构了一个“言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假面美国形象,同时建构了一个“行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真面美国形象。通过解构假面美国形象并建构真面美国形象,梅勒不仅表达了他对人类平等、自由与和平的倡导,而且表明,真正威胁人类自由、平等与和平的不是军事战争,而是各种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意识。


[1]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20.

[2]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14.

[3] Qtd.in John M.Kinder,“The Good War's ‘Raw Chunks’:Norman Mailer's The Naked and the Dead and James Gould Cozzens's Guard of Honor”,The Midwest Quarterly,Vol.46,No.2,Winter 2005,p.191.

[4]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115.

[5]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22.

[6]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22.

[7] John M.Kinder,“The Good War's ‘Raw Chunks’:Norman Mailer's The Naked and the Dead and James Gould Cozzens's Guard of Honor”,The Midwest Quarterly,Vol.46,No.2,Winter 2005,p.191.

[8] Qtd.in John M.Kinder,“The Good War's ‘Raw Chunks’:Norman Mailer's The Naked and the Dead and James Gould Cozzens's Guard of Honor”,The Midwest Quarterly,Vol.46,No.2,Winter 2005,pp.190-191.

[9] John M.Kinder,“The Good War's ‘Raw Chunks’:Norman Mailer's The Naked and the Dead and James Gould Cozzens's Guard of Honor”,The Midwest Quarterly,Vol.46,No.2,Winter 2005,p.193.

[10] John M.Kinder,“The Good War's ‘Raw Chunks’:Norman Mailer's The Naked and the Dead and James Gould Cozzens's Guard of Honor”,The Midwest Quarterly,Vol.46,No.2,Winter 2005,p.191.

[11] John M.Kinder,“The Good War's ‘Raw Chunks’:Norman Mailer's The Naked and the Dead and James Gould Cozzens's Guard of Honor”,The Midwest Quarterly,Vol.46,No.2,Winter 2005,p.194.

[12] Thomas Jefferson,“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640.

[13] Thomas Jefferson,“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776),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p.643-644.

[14] Thomas Paine,“Common Sense”(1776),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618.

[15] Thomas Paine,“Common Sense”(1776),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p.618-619.

[16] Thomas Paine,“Common Sense”(1776),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621.

[17] St.Jean de Crevecoeur,“Letter Ⅲ.What Is an American”from his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69-1780),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559.

[18] St.Jean de Crevecoeur,“Letter Ⅲ.What Is an American”from his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69-1780),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p.560-561.

[19] St.Jean de Crevecoeur,“Letter Ⅲ.What Is an American”from his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69-1780),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561.

[20] St.Jean de Crevecoeur,“Letter Ⅲ.What Is an American”from his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69-1780),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562.

[21] St.Jean de Crevecoeur,“Letter Ⅲ.What Is an American”from his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69-1780),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564.

[22] St.Jean de Crevecoeur,“Letter Ⅲ.What Is an American”,in his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1769-1780),in Nina Baym,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3rd ed.,Vol.1,Part 1,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9,pp.567-568.

[23] 参见刘绪贻、李存训《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391页。

[24] 参见刘绪贻、李存训《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

[25] 参见刘绪贻、李存训《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405页。

[26] 参见刘绪贻、李存训《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425页。

[27] 参见[美]威廉·J.本内特《美国通史》(下),刘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

[28]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17.

[29] Laura Adams,Existential Battles:The Growth of Norman Mailer,Athens,Ohio:Ohio Unversity Press,1976,p.4.

[30] Robert Begiebing,Acts of Regeneration:Allegory and Archetype in the Works of Norman Mailer,Columbi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80,p.1.

[31]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62.

[32] See Harold Bloom,ed.,Norman Mailer,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p.63.

[33] Norman Mailer,Existential Errands,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2,p.341.

[34]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189.

[35]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300.

[36]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p.162-163.

[37]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215.

[38]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382.

[39]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190.

[40] See Norman Mailer,The Naked and the Dea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48,p.15.本章中以下凡出自该版本的引文,均在引文后的括号里注明页码。

[41]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An Introduction,trans.Robert Hurley,New York:Pantheon Books Ltd.,1978,p.95.

[42]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384.

[43]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385.

[44] Robert F.Lucid,Norman Mailer:The Man and His Work,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pp.236-237.

[45] See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276.

[46]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269.

[47] See Norman Mailer,“Pontifications”,in Pieces and Pontifications,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8,p.26.

[48]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199.

[49] Hillary Mills,Mailer:A Biography,New York,et al.: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2,p.99.

[50] Michael K.Glenday,Norman Mail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7.

[51] Nigel Leigh,Radical Fictions and the Novels of Norman Mailer,London:Macmillan,1990,pp.6-7.

[52] Michael K.Glenday,Norman Mail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8.

[53] See John M.Kinder,“The Good War's ‘Raw Chunks’:Norman Mailer's The Naked and the Dead and James Gould Cozzens's Guard of Honor”,The Midwest Quarterly,Vol.46,No.2,Winter 2005,p.194.

[54]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271.

[55]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356.

[56] Norman Mailer,The Presidential Papers,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3,p.188.

[57]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p.22-23.

[58] Norman Mailer,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New York:G.P.Putnam's Sons,1959,p.272.

[59] Norman Mailer,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New York:Random House Inc.,2003,p.287.

[60] Norman Mailer,Why Are at War?,New York:Random House,2003,p.100.

[61] Norman Mailer,Barbary Shore,New York:Dell Publishing,1951,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