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理论篇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成都提出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成都明确提出的“世界文化名城”，其实质具有“力求完成世界城市身份确认的文化指标要求”的深刻寓意。何谓世界文化名城？国际学术界相关的研究评述相对少见，即使偶有相关的连带研究，大多也是从世界城市的形态内涵及功能要素方面来顺带论及“文化集聚度”“文化产业综合指数”等相关指标的。不过从国外学术界具体的延展研究成效来看，尚未形成直接关涉“世界文化名城”总体目标定位的体系化、系统化的共识成果。国内学术界对于世界文化名城的关注起源于以下背景：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提速以及文化事业产业迅猛发展的客观趋势，一些超大型城市和大城市把文化发展建设的目标设定在了“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上，并且逐渐开始将其作为文化主管部门的一些长远性、方向性工作来推动。为此，国内学术界与文化发展建设主管部门联手对“世界文化名城”展开了相关研究。
研究大致依循两种路径：一是对世所公认的世界文化名城纽约、巴黎、伦敦及东京等展开具体考察研究；二是对其他世界城市的文化发展建设情况展开专门研究。尽管人们至今尚未形成有关“世界文化名城”的标准概念表述，但是经过多年的考察和研究，人们对世界文化名城的形态、内涵与特质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按照一些学者的描述，世界文化名城起码具备以下诸方面的总体特征：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文化体制健全、文化精神强健，并且具备文化影响力、文化包容性和大市民。[1]
更细化的指标则包括了文化内容生产、文化个人（组织）主体、城市文化标志、文化融资交易、居民文化消费、城市文化节、文化教育培训、文化来源多样、政府文化政策、城市文化辐射凝聚和吸引等。显然，相关的重要指标还可扩展，比如还可以加上文化市场体系发达且充满生机活力、文化中介机构完备、文化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云集、文化进出口贸易发达均衡及文化国际交流频繁等多项指标。[2]用上述相对齐全的世界文化名城要素指标来为世界上的知名城市打分划级，则基本可以得出亚伯拉罕的结论（见表1-1）。
表1-1 从文化角度划分的全球城市等级体系
尽管难以保证上榜城市完全能够符合这些指标要素的要求，但是这些城市在达标上应做得相对更好些。从这里可以看出，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均以高分入表。这意味着，这四个城市不仅是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名城。如果单以世界文化名城的相关指标来衡量成都与纽约、巴黎、伦敦和东京之间的比照关系的话，成都究竟处于何种位序呢？总体来说，成都除在极少数指标方面与纽约、巴黎、伦敦和东京四个城市不相上下外，在绝大多数指标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其实，世界文化名城目标的设定和实现，实际上是个任务繁重、用心颇细的系统工程。有鉴于成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文化名城在国体政体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成都没有必要全部比照西方的指标，而应当在适度吸收国际共性指标的同时，形成足以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本土化指标。只有在充分做好目标指标设定的前提下，按照近期、中期和远期规划分步有序地逐项落地实施，才有可能离世界文化名城目标越来越近。
第二节 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有“他山之石”
从西方发达国家一些重要城市历经一次现代化、二次现代化乃至实施新“城市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但凡最后跻身世界城市之列的那些区域城市，都经历过了一次、两次乃至三次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及城市发展模式转型，而且都几乎经历过第一、二、三产业的位序更替升级腾挪，也经历过从城市急速扩张时的画圈“摊大饼”转换为“城市再造”时的组团化多中心排布。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势必会给包括文化产业及创意经济在内的多种新兴现代服务业带来持续发展的良好契机，同时也会给包括公益性文化事业在内的众多福利性公共产品社会供需服务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世界城市尽管可以在某一特定的行业领域（如汽车、航运、会展等）一展身手、扬名世界，但是它必定会在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基本会超过70%，传媒经济、创意研发、时尚会展、文娱演艺、影视制播、人文旅游、节庆赛事等，会在经济总量上占据相当分量。此外，该城市也会成为区域性城市群龙头，向周边乃至全球产生相对巨大的聚集和辐射效应。这就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成都有理由遵循这一规律。
无疑，世界文化名城是文化发展建设实践的积极成果。这里需要看清一点的是：目前世所公认的世界文化名城如纽约、巴黎、伦敦及东京等，从一般的区域性城市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既是其城市居民和外来移民长期进行文化创业、多方努力的历代奋斗结果，也是其承续文化历史传统、以开放包容姿态接纳融入人类不同文明的结果。“文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自然积累性、非刻意人为性，“文化的建设”则体现出较为鲜明的人为谋划推动特点。就这四个既有的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历程而言，它们几乎从来没有刻意打出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鲜明旗号，但经过漫长时期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建设目标。这个事实表明：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建设一定有其特殊规律，而这一特殊规律又一定是契合文化发展建设的特殊规律的。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文化名城绝对不是自封的，而是别人对其的评价。文化发展建设特殊规律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文化既有经济性、商业性的一面，更有人文性、意识形态性的一面。有鉴于此，简单照搬经济发展建设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显然，一个城市的世界文化名城身份的最终确立，注定与该城市对那些世所公认的一系列“约束性共性指标”的对标实现直接相关。其余的一些“增效性指标”和“个性化指标”并非不够重要，因为恰恰是这些指标才能确定此一世界文化名城区别于彼一世界文化名城的不同，才能体现出其无可替代的本土化独立价值。总之，成都既然确定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就必须按照相关的特殊规律来开展管办文化发展建设的相关实践。
第三节 以文化发展有序推进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是一个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它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来达到预期的效果，它能使别人自愿地跟随你或遵循你所制定的标准或制度来按你的想法行事；而文化是最能够吸引别人的部分。显然，广义的文化，可以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部包括在内，而约瑟夫·奈这里所指的文化基本被涵盖或重叠在了我们所说的“精神文明”的范畴内。这个“文化”是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而存在的，但它并不等于软实力的全部，如管理、法律、机制、体制、价值观、传统、道德、教育、体育、国民（市民）素质、人文精神、城市精神、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都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将软实力落实到具体城市层面，则它注定会与文化发展建设甚至会与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发生关系。那么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假如我们需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则可以集中表述为：就是为了通过全面推进文化发展建设，来促进成都城市软实力的大幅度提升，进而促进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努力提升国际软实力。西方一些战略家早在20世纪末期就指出：随着世界政治、军事及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正逐渐凸显和重要起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第7/8月期封面文章《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指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道德和文化等软实力出了大问题。戈尔巴乔夫以“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苏联”之名启动历史清算，进而引发国家文化价值认同混乱，导致激进的“休克疗法”以及最终的苏共垮台、国家分裂。近十年来，我们党对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发展建设对于软实力提升乃至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影响。这落实到具体城市，就生发了大力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诉求。
第二，以文化发展推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模式转型。文化作为综合国力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助力发展模式转型方面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在提升经济附加值、开拓新的发展增长点方面意义非凡。
第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由此看来，成都将自己的文化发展建设目标最终设定为具有客观形态和内涵品质的世界文化名城，无疑是有其重大实践意义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成都确立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总体目标框架后，究竟该怎样认识“跻身世界城市之列”“向世界文化名城目标架构迈进”及“全面促进软实力提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这三者是相辅相成、合力并进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依次递进关系。我们既不能等成都已经成为世界城市了，再来考虑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也不能等文化发展建设对软实力提升产生积极成效了，再去为成都量身定做世界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形态内涵架构。就今后几年成都发展的当务之急而言，以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来助力成都“花园城市”建设，将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为迫切的任务。
[1] 叶辛、蒯大申主编：《城市文化研究新视点：文化大都市的内涵及其发展战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8页。
[2] 2011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上海市委九届十六次全会，提出了与上述概括基本重合的“八个要素”，其中还提到了文化人才荟萃、文化生活多彩及文化生态良好等关键要素。全会强调上海要突出文化创新，不能仅满足于做“文化码头”，更要力争做“文化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