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朝之前的域外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历经长期的发展、演变。唐朝域外朝贡制度是在前朝域外朝贡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下对先秦时代、汉朝、魏晋南北朝及隋朝的域外朝贡制度分别进行简要梳理。

一 先秦时代的域外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典籍记载，尧、舜执政时期已有少数民族朝贡。《竹书纪年》卷上记载，尧即位第十六年，渠搜国来朝贡。舜即位第九年，“西王母来朝”，奉上白环玉珏。朝贡一开始就受最高统治者重视。传言舜在位时曾以“龙主宾客，远人至”。[78]商朝专置“宾”职位，负责诸侯朝觐，“教民以礼待宾客，相往来也”。[79]商朝初期，“氐羌来宾”。[80]由宾负责接待。商朝还设“司工”负责诸侯朝贡，其时卦语有“王其令山司我工”“佳弓令司工”。于省吾指出，山与弓是人的名字，这是商朝君主命山、弓“主管贡纳之事”。[81]周朝时期，中外交往日益密切，域外前来朝贡的国家和民族日益增多，由专门的官员负责贡使的接待、住宿、翻译、饮食、觐见等。《周礼》载，周朝的怀方氏负责慰劳远处的民众。“致方物，致远物”。[82]负责贡使接待、馆舍安排与贡品转送。翻译在朝贡中不可或缺。外夷进入中原，“因译而通。同形均气，语不相晓”。哪怕三皇五帝，不给翻译就不明白藩夷。[83]所以，周朝于朝廷设置象胥，用以“通夷狄之言”。[84]象胥从事与周边藩国的外交事宜，转达王的话让藩国清楚，以促进中外联系。藩国如期入贡，则协调其礼仪。“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85]周朝另设掌客，负责朝贡使臣的饮食，执掌四夷使臣的“牢礼汽献，饮食之等数与其政治”。[86]在招待贡使的馆舍设置掌讶，掌管有关诸侯国礼仪等级的簿籍，据以接待宾客。如蕃使前来，即通知相关官员筹办粮草，和讶士共去国界接待，导引蕃使入境。蕃使住宿后，命百姓守卫。以君主名义赐给蕃使粮草，进京城入住馆驿，在门外搭帐篷听候。导引蕃使朝见皇帝，告知位置，报告皇帝，导引蕃使退出。蕃使奏事，需告知掌讶，后者处理。蕃使的随从出去，委派专人导引。蕃使归去时，欢送礼仪与迎接时相同。蕃使行朝聘礼时，前来的诸侯、卿、大夫分别由卿、大夫、士作讶接待。“士皆有讶。凡讶者，宾客至而往，诏相其事而掌其治令”。[87]此外，周朝还设置小行人，负责记载蕃使名位尊卑，“以待四方之使者”。[88]职责明确。《礼记正义》卷三十一记载，周朝君主背负斧依，面南而立。三公在中阶前站立，面向北，以东边为尊贵。诸侯在东阶东站立，面向西，以北边为尊贵。伯一级在西阶西站立，面向东，以北边为尊贵。子一级在门内东部站立，面向北，以东边为尊贵。男一级在门内西部站立，面向北，以东边为尊贵。东方的九种民族，在东门外站立，面向西，以北边为尊贵。“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排列在北门外，面向南，以东边为尊贵；九采之国，排列在正门外，面向北，以东边为尊贵。[89]此外，司马负责各级诸侯的领地与外族住地。“职方制其贡，事相成，故在此”。官位尊贵，编制较多，因其负责全国百姓土贡与军赋事宜，事多而杂。职方氏掌管百姓贡赋。[90]周朝还设方氏山师、川师，负责掌握蕃情，确定山林、河、湖的名称，了解其中物产及有利或有害的生物，向藩国发布，“使致其珍异之物”。[91]综上所述，周朝朝贡管理机构繁多，职责明确具体。

在中国古代，“朝”“贡”“宾”“献”“奉”等，都表示下对上、臣对君的关系。《广雅》曰：“奉，贡献也。”[92]《尚书》曰：“任土作贡。”疏解释，贡是下面奉献给上面，用出产的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就是“厥贡”。[93]“贡”是指地方或诸侯对天子的进献。《史记》卷二《夏本纪》载，禹平定中原后，各州领袖“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这属于地方的朝贡。同一时期，域外的析支、昆仑及渠搜都向中原进贡织皮。[94]析支在今青海境内，昆仑在今甘肃敦煌境内，渠搜在今塔吉克斯坦费尔干纳境内。《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四《服章部十一·裘》记载，“渠搜国来献褐裘”。《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五引《凉土异物志》载，古代渠搜，应在“大宛北界”。岛夷（今扬州境内）对禹以“其包橘、柏锡贡”。《史记》集解载，孔安国称，“锡命乃贡，言不常也”。郑玄称，“有锡则贡之，或时乏则不贡”。当时藩国时贡时停，未形成定制。

商朝初期，军力强盛，史籍首次记载“四夷来朝”，表明周边藩国对商朝的尊重与重视。《逸周书》卷七《王会解》记载，伊尹受成汤命作“四方贡献令”，令正东面的符娄、沤深、仇州、伊虑、越沤、九夷等国，用鱼皮刀柄、乌贼的酱、蛟做成的盾、利剑朝贡。令正南面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国，用珍珠、宝石、象牙、犀牛角、翠鸟羽毛、九菌国产的鹤、短狗朝贡。令正西面的昆仑、狗国、鬼亲、积己、枳己、阘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等国，用“丹青、白旎、纸蔚、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令以骆驼、白玉、野马、驹导、墩腿、良弓为献”。[95]《诗·商颂·殷武》记载，成汤执政时期，从那氏、羌以内，“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笺》认为，“享，献也。世见曰王”。马瑞辰《通释》指出，“王”也同朝觐。“诸侯往朝于王，亦曰王”。《诗》意为蛮夷无人敢不来贡奉、朝拜。殷商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史”“史人”，应为商朝或者蛮夷的使节。甲骨文还有“来王”“来朝”“来献”“氏”“工”等卜辞，可证明周边国家、民族与商朝之间存在着朝贡关系。当时的贡物有羌、羌当、羊、人、巫、马、牛、犬、龟、象、舟等。[96]可知商朝域外朝贡制度已经初步形成。

西周的五服制是初级阶段的朝贡制度。段连勤认为，藩国仅需认可周朝皇帝的宗主地位，“按规定的时间纳贡和朝见周天子”。而藩夷享有高度的自治性，这与后来朝贡制度的规定已很接近。[97]《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对周穆公称，古代帝王制定制度，王畿里面为甸服，王畿以外依次是侯服、宾服、要服及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他们分别每天一次祭父及祖父，每月一次祭高祖及曾祖，每季度一次朝贡，每年一次进贡，一辈子一次朝见皇帝。此为前代君王的遗训。如拒绝进贡、朝拜，就要加强修养以求名誉。皇帝重在内心反省自己的思想及言行，虽有军队及武备，不可劳苦百姓去远处。因此，邻近及远方的诸侯全都听从、归服。如今，大毕、伯士死去，犬戎新君来朝贡，皇帝准备以不行享献之礼为名出兵，显示军威。此举将违反先王遗训，使朝贡衰败。听说立性敦厚，“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穆王拒听，出兵犬戎，最后只到手白狼、白鹿各四只，此后荒服者拒绝朝见。可知中原皇帝要德武兼备，既修文德，又推武力，才可有效推行朝贡制度。《史记》载，周武王打败商后，打通通往各蛮夷的道路，使其用土产入贡，“使无忘职业”。[98]强势推行朝贡。为使朝贡更加规范，中原王朝需要确立制度进行保障。

五服制度与朝贡联系紧密。五服中的服是指“服事天子”。“侯卫宾服”为周朝君主封国，有侯、甸、男、采、卫五个阶层。《尔雅·释话》解释，“宾，服也”。注曰，“喜而服从”。封国相对独立，不过需认可周朝的宗主地位，必须每季度朝贡一次。[99]五服制度是朝贡制度在周初的具体表现形式。程大中《四书逸笺》卷一载，五服以内的封国，入贡时间不定，各用服数服侍皇帝，“故曰服事”。[100]早期的朝贡制度即具鲜明的礼仪性及层次性，周朝的朝贡关系同时在周边民族及藩国之间存在，含民族关系及中外关系。蒙文通指出，蛮夷位于东南，但“戎狄在西北”，《周语》认为东南仅存荒服。周朝、秦朝以来西北是游牧民族，行踪不定，为荒服。东南为农耕民族，“可以要约羁縻，是要服”。[101]韦昭注释，“要结好信而服从也”。且因周朝君主感召蛮夷归附，要求其一年一贡。韦昭注解“荒服”的“荒”，“荒忽无常之言也”。戎狄因其习俗与中原区别较大，其君主能觐见周朝君主一次，已属难得。域外国家或民族贡品的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与周朝关系的密切程度。《左传》载，郑国子产认为，从前皇帝确定献贡的次序，轻重依地位排列，位尊则贡赋重，此为周朝制度。“卑而贡重，甸服也”。[102]此处的贡既有实物又有服役。如各服拒绝朝贡，则周朝将采取不同对策。对于甸、侯、宾三服，因其皆属华夏，周朝用征伐或刑罚等手段令其服从。对要、荒二服的蛮夷、戎狄，则“布令陈辞”，靠威势与德化进行感召。朝贡制度从初始时期就重礼仪轻物质。《周礼·秋官·大行人》记载，国家之外五百里为侯服，每年一见，朝贡祭祀用品。再以外五百里为甸服，每两年一见，朝贡殡物。再以外五百里为男服，每三年一见，朝贡器具和货物。再以外五百里为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朝贡衣服器物。再以外五百里为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朝贡材木与物品。“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以外的称藩国，终世朝贡一次，以贵重的宝物为贡品。此处明确规定了贡期与贡物。《左传》载，齐桓公征讨楚国，称其拒绝进贡用以缩酒祭祀的苞茅，“王祭不共，无以缩酒”。所以问罪。楚国君主也认为，“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103]楚国拒绝朝贡，是对齐国的藐视，以致齐桓公出兵。《左传》记载，各方诸侯“不贡车服”，注曰：“在上者所以赐与在下者，故诸侯不用以贡于天子。”[104]九州之外的藩国，如越裳国，在周初已朝贡周成王。《尚书大传》载，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雄”，称路遥，山险川深。担心出使不通，因此朝贡。[105]

周朝在五服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九服制度。《周礼·夏官·职方氏》指出，九服制度从中央向外每隔五百里，分别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各邦国小大相连，君主设置其长官，“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九服制度比五服制度更为详尽。继位数年后，齐桓公征伐楚国，渡汝水，翻越方城山，“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106]荆州各诸侯未敢拒绝朝贡。此处朝贡制度以地理远近进行划定，且不包括戎狄。此为当时中外限域而治在制度上的反映。我们认为，夏禹时期的朝贡制度为华夏内部的朝贡制度。而中外之间的朝贡制度在商朝初年出现，至周朝进一步发展。周朝蛮夷与中原的习俗较为接近，易于朝贡周朝。戎狄为游牧民族，时叛时服，在周穆王时已“荒服者不至”。[107]随着周朝日渐衰败，诸侯的朝贡日渐稀少。“蛮夷、戎狄，其不来宾也久矣”。[108]战国时期，战事频仍，周朝中央与诸侯及四夷的朝贡关系难以维系。此后直至统一王朝出现，中外之间的朝贡制度才得以重现。先秦时代朝贡制度的观念，如服事观、夏夷观等对此后的朝贡制度具有重要影响。

总而言之，朝贡制度源于国内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朝贡，在先秦时代尚未形成定制，处于朝贡制度的初级状态，这与当时国家情势有关。在中原王朝强盛时期，朝贡正常。而当中原王朝衰败时，朝贡则大受影响。从先秦时期开始，朝贡制度即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华夏统治者将中外外交关系一律视作朝贡关系，将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扩展至华夷外交关系领域，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先秦时期的朝贡制度具有极强的礼仪性，《礼记·明堂位》对外夷朝贡觐见周朝君主的规定，具有法的形式、礼的内核，朝贡制度实质为中华礼制。对外夷而言，朝贡制度并不具有明显的强制力，仅让其名义上认可周朝君主的天下之君名号而已。归根到底，朝贡制度的确立和运行，取决于华夏自身的强盛程度以及华夷实力的现实对比。

二 汉朝的域外朝贡制度

汉朝的统一，使君主与地方的朝贡制度重现生机，而且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发展，域外朝贡制度日益具有明确含义。汉代继承了先秦时代的五服制，西汉初期80余年，统治者轻徭薄赋，内部朝贡不多。汉文帝即位立即下发“却贡令”，“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109]汉景帝称其父“减嗜欲，不受献”。[110]“白登之围”后，鉴于匈奴强大，汉高祖不得己进行“和亲”，与匈奴结为“兄弟之国”，但每年供奉匈奴“絮、蹭、酒米、食物各有数”。[111]《汉书》载，西汉对匈奴“奉金千斤以结和亲”。[112]在匈奴看来，自己成为宗主国，接受中原的朝贡。匈奴一度轻视中原，汉朝皇帝给匈奴的国书，是一尺一寸的木片，称呼“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老单于写信给汉天子用一尺二寸的木札，印章、封泥更为宽大，开首语更为狂傲，“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113]并未将汉朝皇帝放在眼里。

汉武帝在位时期，中原强大，领土扩张，朝鲜、南越与西域藩夷都来进贡。汉朝朝贡管理机构进一步规范化。当时设大鸿胪负责朝贡事宜，下辖大行令、译官令、别火令等属官。司马彪《后汉书》记载，大鸿胪负责天下归服的藩国，在天子祭天的郊宫及祭祖的宗庙见礼，赞唱导引。“既可，以命群司”。诸侯王、蕃王入京朝拜时，大鸿胪在郊外迎接，且安排礼仪等事。此外，还负责封国上计，“匡四方来”。大鸿胪的主要职能为礼宾，欢迎、接待藩国贡使，转交国书，安排贡使的起居和生活，以及礼送贡使。大鸿胪还负责“四方夷狄朝贡侍子”。西汉初期，此项事务归典属国管理，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典属国划归大鸿胪。[114]此外，大鸿胪主持蕃使的朝贡、宴享等活动及回赐、封赏等仪式。《文选》卷三《东京赋》载，张衡指出，封国和其他藩国入贡，边远藩国派质子，“具惟帝臣，献深执蛰”。殿阶之下做事尽力的，大约有几万。“尔乃九宾重，护人列”。李善注将“护人列”注释为隶属于鸿胪的羌族和匈奴族人，“皆罗列于朝廷也”。大鸿胪下辖的译官令负责朝贡有关翻译事务。[115]汉朝在京设有招待贡使居住的蛮夷邸，由大行令管理。[116]别火令按照蕃使的饮食习俗提供食物。此外，中央的尚书主客曹、符节台、谒者台等也管理朝贡。尚书主客曹拟制外交文书，符节台负责册封藩国君主的汉帝印玺及授予的印绶，谒者陪护质子，《后汉书》载，单于年末常派使臣上表章，送儿子入质，由中郎将部属的从事导引至朝堂，“汉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117]

汉元朔五年（前124年），大宛国“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118]朝鲜于元封二年（前109年），派太子入汉谢恩，“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119]汉武帝以后，日南、塞北的藩国都来朝贡。[120]珍珠、玳瑁、犀角、绿竹及蒲梢、龙文、鱼目等各种马，拒象、狗、狮子及鸵鸟等“殊方异物”，从各方到来。[121]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朝贡称臣。[122]两年后，匈奴单于呼韩邪亲自入汉进贡，汉宣帝将其安排于诸侯王上首，“赞谒称臣而不名”。[123]同年，其兄也派使臣朝贡，“汉遇之甚厚”。[124]这一时期匈奴与汉朝之间的朝贡制度基本成熟，匈奴朝贡、纳质，汉朝对其回赐、册封。朝贡中，贺正旦最为隆重，此现象一直延续到后世。神爵元年（前61年），汉宣帝诏令各诸侯王、列侯、藩国首领，“当朝二年者”，停止朝贡。颜师古注释“朝二年”意为此年一月朝贡。[125]贡物是少量的土特产，这一时期，朝贡已成为定制。

甘露三年（前51年），匈奴进贡，被汉朝赐予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服、被褥七十七套，“锦绣绮毅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126]为减少支出，汉朝限制了匈奴的贡使人数。昭宣中兴时期（前87—前48年），汉朝在战场所向披靡，西域各国都修缮供奉，入汉进贡，“各以其职”。[127]《汉书·匈奴传》载，建平四年（前3年），匈奴准备在第二年进贡。依旧例，匈奴朝贡时诸王中名位尊贵者以及随从应为200余人。单于第二次呈表，称承蒙皇帝神异，百姓强壮，希望允许派500人朝贡，“以明天子盛德”，汉哀帝同意。[128]只有事先得到汉朝允许，才可增加朝贡人数。《后汉书》记载，建武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带领部众归顺，进贡汉朝男女仆人、牛、马、豹子、老虎等。[129]匈奴首领呼韩邪投降汉朝，得到不守臣节的对待，匈奴从汉朝初年的“兄弟”变成“蕃臣”。汉朝出于政治考量积极引导朝贡，以此稳定国防，招抚藩夷。对于藩国而言，朝贡具有巨大商机，不仅可以获取大量的赐物，而且能获取贸易机会。《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载，范哗指出，在军队震慑及财物诱惑下，西域各国都朝贡珍奇物品，“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

西汉末年东汉初年，随着匈奴强大，汉朝与匈奴、西域诸国的朝贡中断。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后，匈奴分裂，朝贡再次兴起。南匈奴每年派出质子与贺正使臣，单于经常入汉朝贡。永元六年（94年），班超出兵焉耆，西域被平，当地五十多国皆送纳人质，归附朝廷。“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边远小国蒙奇、兜勒等，也来朝贡。[130]此外，《后汉书》卷八十六载，西南方向的夜郎、哀牢夷、白狼、永昌郡，长城以北的掸国等入汉进贡。东边的楼、韩、鲜卑、乌桓、日南和塞北藩国等入汉进贡。元和元年（84年），日南塞外、究不事部族酋豪“献生犀、白雄”。[131]对此，汉朝以礼相待。“其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让”。[132]由于朝贡扩张，东汉对朝贡者的封赏由匈奴、西域扩展至日本、东南亚、南亚等地。东汉授予朝贡国君主金印紫绶。据《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入汉朝贡，使臣称自己是大夫，在日本最南边。“光武赐以印绶”。该印在18世纪80年代在福冈县出土，刻“汉委奴国王”。[133]永元九年（97年），掸国进贡汉朝珠玉、宝石，汉和帝赏给金印、紫色丝带，“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后汉书》卷六《顺帝本纪》记载，永建六年（131年）年底，日南、叶调、掸国前来朝贡。“叶调”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134]官方史籍记载的部分中外交往并非实质意义的朝贡，但被称为朝贡。而远距离的藩国，名义上为朝贡，实为贸易。余英时认为，汉代“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蔚宾人既非官员，也不是贵族，而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135]

汉代朝贡制度进一步发展，其实施状况取决于中外军事、政治实力对比。更始二年（24年），汉朝派人赏给匈奴首领印玺，单于称目前中原有叛乱，王莽篡位，匈奴征讨王莽，令其边防虚空，中原民众不安，民心想念汉朝，最后王莽失败，汉朝重新兴盛，是凭匈奴单于的力量，“当复尊我”。[136]再次证明，国家实力是朝贡制度顺利实施的基础。

三 魏晋南北朝的域外朝贡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割据，政权更迭频繁，不过割据政权与域外藩国之间存在朝贡。这一时期册封制度基本形成。三国同汉朝类似，在朝廷置大鸿胪，下属有垂、宾馆令等，负责封国和归顺的藩国，“四方夷狄封者”。[137]《三国志》卷二十四《魏志·崔林传》载，崔林在大鸿胪任上时，多国入魏朝贡。龟兹国王派侍子朝贡，魏国夸奖其从远方而来，对其国君厚加赏赐。“余国各遣子来朝，间使连属”。崔林怀疑部分使者是假的，是临时找来的远亲或商人，这些人可获取赏赐，且要派人护送，给国家招致严重的损失，劳民伤财，被藩国耻笑，此为以前的祸患。行文敦煌，晓喻皇帝的圣旨。“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令有常规可循。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鸿胪职能缩减，许多职能由尚书主客曹取代。[138]西晋初期，《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记载，客曹（属于列曹尚书的一种）“主护驾羌胡朝贡事”。此后，渐由尚书主客曹负责外交文书的草拟、朝贡礼仪以及贡使接待等。大鸿胪主要负责导引贡使、实施册封、出使藩国及蕃使在京城馆舍的管理。东晋与南朝的大鸿胪，“有事则权置”，事情完结马上撤销，[139]大鸿胪成为临时机构。《历代职官表》卷十七《理藩院·宋齐梁陈》载，大鸿胪“惟掌导护赞拜”，不再负责使臣礼仪。《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夷·高丽国传》载，北魏修建各国使者的旅舍，这些旅舍由大鸿胪下辖的典客监管理。北魏迁都洛阳后，则由尚书主客郎具体管理四夷馆。[140]

1.割据政权与日本

《三国志》卷三十《魏志·倭人传》载，魏景初二年（238年），日本派人进入中原，请求朝见皇帝。进贡四名男奴、六名女奴与二匹二丈班布。魏明帝封日本女王为亲魏倭王，赏赐金印、紫色丝带，“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回赐锦、毯、绢、金等物。其后八年间，倭女王三次遣使朝贡魏国。南北朝时期，日本曾十三次朝贡南朝各政权。[141]永初二年（421年），日本国王赞派人进贡刘宋政权。宋帝下诏，称倭王万里入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142]《通典》记载，昇明二年（478年），日本派使臣给宋顺帝上表，请求承认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位，“其余咸各假授”。后来被授予武使持节，统辖日本、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军事，还被授予“安东大将军、倭王”。[143]说明当时中原虽然割据分裂，但是日本仍然朝贡部分割据政权。

2.割据政权与朝鲜

朝鲜《增补文献备考》载，汉代时，朝鲜南边的三韩在“罗、济之初”，已到乐浪、带方郡朝贡，但未到中原。[144]此后直至西晋灭亡，朝贡甚少。全海宗指出，韩国进贡中原最初在东晋末年，5世纪时制度化。[145]建平元年（330年），《晋书》载，高句丽与东北民族肃慎向后赵进贡，“致其楛矢”。[146]两年后，后赵皇帝石勒“飨高句丽、宇文屋孤使”。[147]高句丽曾在343年向前燕政权称臣，“贡其方物”，不过未形成稳定的朝贡关系。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新罗、百济三足鼎立，高句丽与中原的朝贡逐渐制度化。《宋书》记载，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开始，高句丽“每岁遣使献方物”，[148]要早于新罗、百济对中原的朝贡。南朝时期（420—589年），高句丽朝贡中原达140余次，[149]可知朝贡甚为频繁。从6世纪后期开始，百济与新罗定期朝贡中原。566年以后，新罗“连年朝贡”，百济亦频繁向中原朝贡。[150]百济、新罗当时多向南朝朝贡。

高句丽与北魏之间朝贡制度化主要表现在：首先，北魏在朝贡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对待臣子般对待高句丽。《魏书》载，太和十五年（491年），北魏孝文帝诏令高句丽王王云派儿子觐见，出席郊丘之礼。高句丽王上书推说有病，“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网。严责之”。此后，每年进贡。[151]其次，定期朝贡。《三国史记》记载，北魏景明五年（504年），出现“常贡”词语，当时常贡黄金、珂等物。高句丽通常每年朝贡一次。最后，高句丽王每次受中原册封，都遣使进行“谢恩贡”，贡物有金、银等。北魏延和四年（435年），高句丽接受北魏册封，以后“贡使相寻”，北魏每年赐其黄金、白银各二百、四百斤。[152]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中原朝贡的制度化，为隋唐朝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割据政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汉朝将交趾纳入国家版图，交趾开始入贡中原，其七郡每次进贡，“皆从东冶泛海而至”。[153]东冶在今福州。三国时，交趾太守士燮每次朝贡东吴孙权杂香细葛一千多。此外，珠宝、大贝、琉璃、翠玉、玳瑁、犀牛、大象等宝物，奇异的物品与水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154]交趾之外，据《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三百三十四记载，黄武四年（225年），“扶南诸国来献琉璃”。[155]扶南为今柬埔寨。吴国赤乌年间（238—251年），自孙权遣使宣传“国化”后，扶南、林邑、堂明等国君主，“各遣使奉贡”。[156]

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亚、东南亚国家朝贡中原增多，其中扶南国最为频繁。南梁天监二年（503年）至太清二年（543年）的40年间，扶南共朝贡12次，[157]可见朝贡之频繁。此后在南梁时期（502—560年），国运变更，奉行中原王朝的年号和历法，坚持朝贡，“航海岁至，蹄于前代矣”。[158]《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记载，梁武帝时期（464—549年），扶南、大秦、婆利、盘盘、丹丹等国入中原朝贡。

随着魏国的建立，西域的于闻、龟兹、康居、疏勒、乌孙、月氏等大国，每年都来进贡，“略如汉氏故事”。[159]黄初三年（222年）二月，鄯善、于阗、龟兹等国入魏朝贡。[160]前秦苻坚时期（357—385年），都善王、车师前部王入中原朝贡，大宛朝贡汗血马，肃慎朝贡用楛木做杆的箭，天竺朝贡石棉纤维纺织而成的布。康居、于闻、海东等国，共62位君主都派使臣进贡。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苻坚以路远为由拒绝车师前部的每年朝贡请求，令其每三年朝贡一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161]北魏太延年间（435—440年），西域9国入魏朝贡，于是派使臣广招各国，又有16国来朝贡，此后多国继续朝贡，“不间于岁，国使亦十数辈矣”。[162]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建四夷馆，供蕃使居住。[163]当时，西边的吐谷浑、高昌，东边的勿吉、高句丽、库莫奚等都入魏进贡。来自西域、东夷的贡物，充满北魏王府。神龟、正光年间（518—525年），贮藏的财物富足宽余，灵太后命公卿以下官员“任力负物而取之”。[164]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但中原割据政权仍受到周边蛮夷的重视与尊重，域外朝贡制度虽受到一定影响，但仍然得以延续，并未中断。此后随着隋唐王朝的国家统一，域外朝贡制度又开始兴盛。

四 隋朝的域外朝贡制度

隋朝终结了中原的长期分裂，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隋朝初年，虽有突厥、吐谷浑的侵扰，但西域地区仍有朝贡。《隋书》卷一《高祖上》记载，开皇元年（581年），突厥派使臣向隋朝进贡。同年九月，突厥再次派出使臣进贡土特产。《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载，开皇八年（588年），突厥进贡马一万、羊二万匹，“驼牛各五百头”。隋炀帝统治时期，在京城置四方馆，接待藩国使臣，后将其撤销，遇事设鸿胪寺，根据事情复杂程度，临时处置。分设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使者，分别负责东、南、西、北诸国外交与互市事宜。每次安排使臣，督促检查录事、叙仪、叙职、监置、监府、互市监与副职、参军各一人。录事负责法律制度，叙仪负责大小、次序。叙职负责贵贱、立功等，监置负责安排车船、马驼，督察违法，[165]监府负责朝贡的钱财货物。除四方馆外，蕃客馆（隶属于鸿胪寺）给藩国贡使提供食宿。隋炀帝曾派遣裴通去张掖，“四夷经略，咸以委之”。[166]大业三年（607年），东突厥两次入隋朝贡，四月朝贡三千匹马。[167]《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炀帝大业三年七月”条记载，大业三年（607年），突厥抢着进献大量牛、羊、马、骆驼，隋炀帝赏给启民可汗二千万段绢。大业四年（608年），突厥首领处罗“遣使者随君肃贡汗血马”。[168]这一时期朝贡兴盛。《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载，突厥首领沙钵略归服隋朝以后，每年进贡。东突厥可汗雍虞闾被隋朝册封后，派使者进贡，隋帝赏给三千段绢，于是雍虞闾每年都派使臣朝贡。值得一提的是，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突厥、靺鞨、新罗、毕大辞、传越、诃咄、波腊、乌那易等26国都派使臣进贡，[169]足见当时朝贡之盛。

隋朝的朝贡管理机构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域外朝贡制度发展迅速。不过由于王朝短命，称王于外却被内乱所灭。隋朝域外朝贡制度为唐朝域外朝贡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隋唐是经历了国家分裂后出现的统一朝代，两朝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空前的进步，在制度、文化等方面有很大传承。两朝君主在对外关系与民族思想上比较开放，这无疑促进了周边诸国向中国朝贡。两朝的域外朝贡制度一脉相承，无论在朝贡管理机构、具体内容、朝贡惯例等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唐朝域外朝贡制度是隋朝域外朝贡制度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