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谱系学派瓦解叙事的问题
谱系学派通过与过去斗争来建构自己的瓦解叙事。它对合理性和道德的描述则来自对百科全书派的反对，因此它的叙事结构可以表述为：对任何确定的论断，都可以用一种新的叙事对之进行重新表述。由尼采开创、福柯发展的谱系学派运用谱系学的方法来质疑百科全书派的合理性证明概念。所谓“谱系”，指研究这一概念最初如何产生，如何在历史中传递。通过这种方法表明一直被表述为理性立场的东西本身，实际上只是一种问题的透视视角，“从每一透视视角来看都可以断言‘从某一透视视角出发的真理’，但不存在任何‘自在的真理’，不存在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空洞的或相当于空洞的观点。我们不能求助于这样的理性规则，相反却有各种观察的角度和颠覆的可能”[23]。因此，瓦解现存道德的价值是谱系学道德探究的特点。例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24]一书中，以攻击“英国的心理学家”作为对“善”这个概念进行批判的开始。他指出将“善”这个词运用于利他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对照没有原始的意义，因为在最早使用善这个词时，这种对照还没有出现。那时，善是‘高贵者、强大者、地位高贵的和精神高贵者’使用的词，它的最早的用法是与所有那些卑劣的、庸俗的和平庸的东西相对照”[25]。尼采通过对这些道德词汇进行词源学的考察发现，我们现在遵循的奴隶道德其实根源于基督教价值观，“基督教是当代病痛的中心。这是因为基督教为了来世导致了对今世的系统贬值，并且因此而导致了一种伪善精神，尤其是因为基督教所体现的价值摧毁了所有的道德价值”[26]。在尼采看来，上帝已经死去，信仰失去了根基。而且当代所有试图取代基督教的尝试，都是不同方式的欺骗。就这样，尼采把人们推入一个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的世界中。
尼采的谱系学几乎否定了道德本身，他的任务就是“揭示19 世纪晚期道德及维持了该道德的哲学和神学中的心理学变形的历史起源，揭示尼采的老师们、亚当·吉福德和他的爱丁堡同时代人所共享的道德类型、哲学类型和神学类型。因此，谱系学家更一般的任务就是写一部社会构成和心理学构成史，其中，强力意志被歪曲了，也被真理意志掩盖起来；而道德谱系学者的具体任务就是要社会地、概念地追溯，下等人的积怨和仇恨怎样破坏了古代英雄的贵族式高贵性，又怎样取代了牧师式的价值系列”[27]。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尼采的批判性论证确实揭露了当时流行的伪道德，并在批判百科全书派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拒斥一切善，使人们失去指引和方向之后，“尼采并没有发展出一种与旧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他所提议的只是要我们抛弃理论”[28]而已，他只有破坏和解构，而没有建设和重构。谱系学派的这些道德探究特点决定了它是一种无法持续的道德探究观。对尼采来说，“所有的理论化工作，所有由各种申言组成的理论都发生在能动性的语境中，而且也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对每一种透视视角内所定义的多样性主题的不同视角的透视才有可能”[29]。但是尼采也注意到“要想思考和推论，必须假定存在：逻辑只处理关于不变东西的公式”[30]，任何言说都要有确定的论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并未从自己的工作中消除所有形而上学的痕迹，它需要的正是一种它排除了的信念，这也决定了谱系学的研究风格不能长久，其历史是进步的衰竭史。
麦金太尔指出谱系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武断拒斥使其前后矛盾，因为谱系研究中的每一行动只有当研究者具有某种形而上学身份时才有可能。谱系学派将人性从形而上学和学术独断的欺骗中解放出来的自我理解也被证明是自欺欺人的，有三点原因。首先，谱系学派没有完全避开形而上学，它要依靠形而上学进行预设。谱系学者在言语上以合理性论争的形式进行交流。在尼采的著作中也有对永恒合理性标准的追求，“在后启蒙运动中，那些自认为是反形而上学的人通常把这种非人格的、无时间性标准的诉求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正是这种对非人格的、无时间性标准的诉求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形上学”[31]。“在使自己能理解自己的关于掩饰和揭露的连续策略时，谱系学家不得不把一个审慎目的的连续性和对这一目的的承诺归之于谱系学的自我。而这一持续和承诺只能归于一个不会消融在面具和短暂时刻之中的自我，一个只能设想为不同于其伪装、隐蔽和协商的有更多内涵的自我，一个就其能容纳选择性透视视角来说不是透视性的，而是持续的和实质的自我。”[32]“谱系学的可理解性似乎又一次需要一种已被谱系学立场所排除了的信念和忠诚。”[33]因此，谱系学作为一种研究筹划意图将人性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的自我理解最终不过是另一个自我欺骗。
其次，谱系学派构成了一个研究规划，成为一种探究传统。“谱系学家的问题，就是怎样……将其所展示的各特殊姿态的稳定性，与从一种姿态到另一种姿态转化的流动过程结合起来……由尼采为他的理智继承者如此慷慨担保了的尼采主义事业的研究项目，就是要努力找出（不论成败与否）并有计划地尝试贯彻该项目。”[34]尼采的理论就成为后代思想家进一步研究和论述的基础，我们或许会问“朝向什么目的？”如果目标是发现真理，那么谱系学派就是要做它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目标是其他的，那么谱系筹划项目就是不可以理解的。
最后，谱系学派无法证明自身的主张，谱系学派只有重新恢复教条式的、学术的话语才能使自己成为永恒的研究规划。麦金太尔以福柯的生活和工作为例展现了后尼采时代的谱系学研究，但是麦金太尔发现即使是福柯也最终采用了学术模式：“福柯自己也成了教授中的一员，恢复了尼采曾挽救过的对教授身份的谋划。”[35]谱系学派在为自己的这些主张提供理性证明的时候却陷入了一种吊诡，即“他们似乎处于既在削弱他们对手的立场，也在削弱着他们自己的立场的危险中。而且，为了充分应付这一危险，他们在自己的探究传统内并不能找到合适的，他们所需要的资源”[36]。而且，尼采对现代叙事这种一劳永逸本质的拒斥本身也具有一劳永逸的特点。
现代价值对传统的颠覆和否定是谱系学派的主要表现。在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人们对旧式道德传统进行全盘否定，主要是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主义和中世纪托马斯主义传统的丢弃。对亚里士多德的善的观念的丢弃不仅使我们失去评价道德论争的标准，而且让我们在道德世界中茫然无依。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一个人的善的观念有着社会维度：卓越并不总是固定和确定无疑的，而是与社会的本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又反过来限制个人“创造”自己善的观念的能力。通过这种观念，我们有可能将自己置身于社会中，并在社会中寻找到一个独特的位置。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现代性失范和疏远的状况中几乎丧失了。在现代世界中，我们不仅是选择者，更是孤立的选择者，因为我们不再把善理解为部分由社会和环境所决定的。对此，中国学者万俊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现代意识结构对古代意识结构的背叛是现代道德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传统的人应该存在于一个目的论的“伟大存在之链”中，并从中获得稳定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然而，现代性价值把人从存在之链中解放出来，古希腊时代有目的的宇宙不见了，基督教中的上帝死了，现代人不知道将自己的心灵安放在哪里，只能把自己存在的依据建立在自己有限的个人理性之上，而这个理性根基并不像现代性的思想家们想象得那样坚固。[37]
综上，尽管谱系学派和百科全书派在根本上是相悖的，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致，这些一致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争论的全过程。首先，二者都把哲学史构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哲学，只不过“如果说百科全书派看到了一个进步的统一历史，那么谱系学者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不断产生着扭曲和压抑作用的统一历史。但双方至少都同意将其归于一个统一的历史。因此，双方都与任何根据一种基本的断裂来理解哲学史的观点不一致——这种观点认为，哲学史是断裂的，而且对前史的刻画与对后史的刻画是非常不同的任务”[38]。麦金太尔在《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一书中提出三种道德探究观，对于百科全书派和谱系学派，我们已经指出各自的问题和困境，对于托马斯主义传统将在下一节里详细论述。这三种道德探究观或是伦理研究规划，每一种都是不同的伦理实践，每一种都是对人类生活、人类社会和人类理性的不同描述。这些研究规划在目标、预设、标准、主法和历史背景方面各有不同。每一规划都有一个核心思想和辅助理论。“百科全书派”源自《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谱系学派”源自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托马斯主义”源于教皇利奥十三颁定的《永恒通谕》。他批判了前两种探究观，主张托马斯主义的道德探究观。这三种道德探究观有很大的代表性，它们的探究方式和基本理念一直困扰和影响着今天的西方道德哲学研究。例如，百科全书派相信“每一种可以得到合理辩护的立场均可与所有其他立场联姻，无论人们对理论上的无公度性可能会有怎样的想法，在学术实践中却尽可以对这种无公度性忽略不计”[39]，而直到现在“所有有理性的个人都能解决他们在标准、准绳和方法问题上的分歧”[40]。这一信念仍然支配着普遍的学术实践。与此同时，只要有对道德哲学普遍性、合理性辩护的地方，就必定会有尼采及其后继者提出的解构性批判，在前者看到统一的地方后者会看到分裂，在前者看到进步的地方后者会看到扭曲和退化。通过对三种互竞的伦理研究规划的对比，本书想指出这三种都是传统，但是对百科全书派和谱系学派的叙事性描述被证明是错误的。一种传统的形成性影响，并不是对其合理性的过时和非理性的限制，相反，它是所有道德合理性探究的必要起点。一切合理性都在共同体传统内得到发展。问题是，如果有多种合理性和多种正义，我们如何回答谁的正义是正义、哪种合理性是合理性的问题呢？多种分歧品格持续存在，每种观点都执着于自己的合理性证明标准，从而无法对互竞的观点和主张做出评判和裁决。同时“每一立场的执着者都能够为他们自己的观点辩护，并对其对手的观点做出他们认为是决定性的反击，但各方又都只是诉求于自己的标准，为自己的观点辩护”[41]，似乎找不到任何能够调和这些冲突和分歧的中立标尺。西方人类学家在研究各种不同的文化之后，发现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可公度性”或“不可通约性”，而文化的不可公度性必然会滋生道德的不可公度。因此，不同文化中的不同道德现象是道德哲学研究中最直接的挑战。当不同道德探究观相遇时，是否可能有一种探究比其他的探究更为优越呢？对此但丁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那种能够把其对手容纳在自身之内的叙事是较为优越的——不仅通过将其对手们的历史重述为自身历史的一段插曲，而且通过将讲述其对手历史的历史也讲述为这样的插曲。”[42]在麦金太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式的托马斯主义能够整合并且超越这两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为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筹划的叙事探究观提供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