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缘由与困难
一 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分析的需要
对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重视,源于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究。“二战”结束后,美国以及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均实现了较快增长,一些经济学者们开始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究竟是来自什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早在1942年丁伯根就将其分为投资和生产率两大类。“二战”后出版的大量有关美国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多数是讨论这两类源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乔根森,1995)。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有助于识别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有形资本积累的结果,还是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由此可以对国家制定相关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有重要意义的指导。
目前美国经济学界公认最先提出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是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1942年丁伯根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但当时他考虑的生产要素只包括劳动与资本这两大类的投入,而没有考虑诸如研究与发展(R&D)、教育与训练等无形要素的投入。之后随着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研究不断深入,如何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又一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突出的代表是索洛(Solow)教授的研究成果,他因研究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问题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获得1987年贝尔经济学奖。索洛教授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投资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储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路径的重要因素。但是从长期来看,索洛模型表明技术进步将是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最终动力源泉。注意,这里索洛教授所说的技术进步不是硬“科学技术”进步的含义,而是指经济学意义的技术进步,也就是指需要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总的来看,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研究,可以分析和把握国家、地区、行业、产业、部门乃至企业等各个层面上的产出增长源泉、增长质量、变动特征乃至技术进步状况等多方面的重要问题,而这种研究对识别与选择投资方向和技术路线以及相关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研究广受学界乃至政府重视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的形势下,深入研究中国生产率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增长,必然要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
二 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中的一些困难
然而,尽管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是明了、简单的,但是在实际经济中要对其进行度量却面临着诸多困难,而不像上面假定的事例那样简单。这是由实际经济的复杂性决定的。一些具体的困难如下:
首先,如何对不同的生产要素进行“综合”。在现实生产活动中,产出所需要投入有关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厂房、设备、人员、资金乃至技术等具有不同的形态,且具有不同的量纲,如何对这些投入要素的数量进行加总便是一个问题。在学术上,这是涉及有关对投入要素进行计量的问题。目前解决的基本方法是将投入进行指数化,通过指数进行加总,如将所有要素投入转化成相应的经济价值以实现可加,或通过估计纳入投入要素的生产函数以实现对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度量。
其次,如何对所投入要素的范围进行界定,以及如何对其归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例如,如何界定投资所包含的内容。投资于基础设施是一种投资,那么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是不是投资?是归入有形资本投资,还是归入人力资本投资?这种归类的不同,将直接导致测算要素对生产率的作用结果不同。现实中的生产活动通常涉及土地、水、电、矿产、厂房、道路、人员、资金、技术等方方面面的投入,其中既有直接的投入,也有间接的投入。若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产出进行投入要素范围的界定,所涉及的投入要素的种类更是难以统计。
再次,如何考虑投入要素的质量的差异。投入的生产要素不仅涉及数量问题,还涉及质量问题。例如,同样的生产设备,性能好坏的差异对产出的影响是显著的;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的生产效率是有较大差异的。因此,单纯的投入资本的数量,或单纯的投入人员数量或劳动小时数,并不能准确度量投入的实际效果。这涉及如何对投入质量的估计和折算问题。而投入要素质量的差异是作为技术水平差异来体现,还是作为投入要素质量问题来体现,目前学界仍有争论。如在考虑劳动力质量差异时,可能将高素质劳动力按一定劳动力的1.5倍计量,而将低素质劳动力按一定劳动力的0.5倍计量,这些都是有关劳动投入度量的问题。若是将劳动力均视为同质,那么劳动力质量的差异实际是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当中的。
最后,如何取得度量全要素生产率所需要的相应数据。目前统计系统公布的统计指标数据通常满足不了经济学中度量全要素生产所需要的数据。这往往是制约生产率测算的最大困难。在现实中,学者们为了测算生产率通常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工作,如数据收集、整理、加工等。数据的制约性通常是限制生产率工作度量的一个关键性硬约束条件。
三 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
到目前为止,全要素生产率(A值)是按其定义即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给出的。实际上,仅凭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式本身并不能看出决定其水平的因素是什么。虽然产出增加或投入减少,都会产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倾向,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产出增加或投入减少仍是无法从定义式本身识别的。因此从生产率的定义式出发,无法得到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原因的解释。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解释,需要从其定义式之外的现实经济有关因素中寻找,这便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
进一步说,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解释需要从影响生产技术水平的内在因素方面考虑。例如,一般而言,加强劳动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训,或对资本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或引进新工艺、新方法、新设备等都是属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因素。从一般性的更大范围来看,宏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情况同研发投入、教育投入、激励制度、组织结构、管理改进、规模效益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关。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本书后面有关章节将进行深入讨论,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