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政治观：在“常道”与利益之间
比较分析所发现的中国优势不是为了美国式的故步自封，中国政治依然有巨大的空间去调整、去发展，而且中国有能力、有愿望去进行政治改革，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推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建设工程。比较而言，实行党争民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否决型政体”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政治改革。在福山看来，哪怕是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善并保持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一种“政治衰朽”。[15]
虽然道理并不复杂，也是“可道”的“常道”，但是“常道”往往会被形形色色的利益所淹没，可能以团体的道理阉割人类大道，正如资本主义化的世界政治所呈现的那样。这绝不是人间正道，因此讲究整体性分配正义的政治学依然要呼唤人类之“常道”。并非意识形态地说，中国道路事实上正在“常道”之上，为之证明的学说在道德上、良心上并不处于下级阶位。
我们知道，政治事关根本利益的分配，是关于谁得到、如何得到、得到什么的大事，因此，不同利益或者不同阶层、不同结构中的人，对政治的看法可能南辕北辙，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事实性“特殊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看法必然不同于普通人的政治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被惩处的一百多个“大老虎”和上万个处级以上的干部，就是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典型的如以令计划为首的“西山会”以及以周永康为首的“石油系”。“特殊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事实上就是官商联盟，处于关键位置的官员以权力庇护商业利益甚至非法攫取商业利益，而巧取豪夺的商业利益则需要权杖的保护。商业利益不但可以收买权力，也可以收买知识，正所谓“经济再生产”所造就的“文化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读书人有违常识地去为特定利益讲话。这种官商联盟或者处于联盟链条上的官员，对于基本政治制度和现行政策的看法，都是异于常人的。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护这些利益？当然是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把西式民主视为“历史的终结”，他们也自然地不喜欢甚至抵触动了他们“奶酪”的强力反腐政策。也就是说，他们既要把现行制度改造为有利于保护自己利益的西式民主，也反感触动他们根本利益的现行政策。显然，这种“特殊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已经背离了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原则，人民主体性变成了自己利益的主体性，以致出现了看似奇怪倒也自然的现象，培训官员的课程不能过多地涉及反腐问题，因为课程设计者担心这样的课程不受欢迎；同样，批判自由主义民主之“普世价值论”的观点在一些官员那里也不受欢迎，因为这直接或间接地触碰到他们的痛处。这种现象事实上意味着共产党面临着来自内部的威胁，党性和人民性原则已经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原则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就没有区别，中国的前途也因此不会好到哪儿去。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彻底：“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就是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16]
这段讲话就是超预期反腐的根本原因。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大老虎”的背后，其实就是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败坏了政治生态，是对人民性和党性的极大威胁，必然要威胁到中国的根本制度。湖南郴州人大代表贿选案、四川南充常委会贿选案、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都是对代表型民主的重大威胁。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不依据财富多寡分配政治资源的国家，凡是财富决定政治的国家，都是少数人的民主，是资本民主。
应该认识到，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会有特殊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市场经济必然催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从而形成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自发秩序”就是与政治权力结盟，在西方就自然是多党制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而在中国则是官商同盟。官商同盟产生于党内，也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最大威胁。换句话说，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控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特殊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是未来对执政党的一个重大挑战，处理得好就能坚持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处理得不好中国就成为“普世价值俱乐部”的一员，遭殃的是人民。
除了特殊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观外，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族群利益乃至个人利益，都影响着人们对中国政治和政治走向的看法，处于利益矩阵中的人们即使不受“观念世界”的影响，即使懂得比较历史和世界政治的道理，也会因特殊的团体利益而对中国政治有着独特的诉求和看法。也正因为如此，几千年的“大一统”基因可能被破坏，党的领导尤为重要。所以，对中国未来的威胁，不但有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导致的西式政治制度，更有国家统一问题。中国的起点是国家的“一统”，没有“一统”则是乱世，所以中国几乎是治乱循环，统一的历史和分裂的历史几乎对半，新中国是“再统一”的历史，决不能再陷入乱世的循环。西方政治的起点是“多元”，多元导致了两千年的乱世，城邦战争、宗教战争、国家战争不绝于历史，甚至有“一战”“二战”这样的毁灭人类的乱世，最终才是“民族国家”的出现，而“民族国家”事实上就是西方的一种“统一”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国家史即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算起的，不过300年的历史，而中国则有3000年的国家史。“国家”就意味着统一，一统的国家则总是面临着各种危机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