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世界经验的中国意义与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比较历史和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和“观念世界”中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与没有世界观而只有中国的中国研究也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中国有多么完美，而是告诉了我们关于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乃至规律性的治国之道。
第一，治理危机的普遍性和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国家之间的比较，看上去是在比较哪个国家更好，其实是在比较哪个国家更难，哪一个大国治理是容易的事？治理危机是必然的、普遍性的，发达国家是这样过来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会例外。既然治理危机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如何渡过这个难关？世界政治经验提供的一个关键启示，就是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而且要把公民权利作为国家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指导。这样，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的制度建设将使政治制度具有更强大的适应能力，而公民权利的保障又必然会反过来加强制度的吸引力。
第二，政治制度的历史性。文明互鉴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之路，但这并不是否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之文明根基的理由，没有文明基因的政体必然不是好政体，因而很难产生人们所期许的结果。
第三，“观念世界”的危害性。在不具备相应文明基因且尚处于发展中甚至欠发展的阶段搞自由民主、党争民主，就不能指望有期许中的发展。研究印度民主的结论是“托克维尔悖论”：印度的民主政府在最初时期运转得还不错，恰恰是因为印度不存在一个民主社会；而当印度的民主社会（即碎片化的以族群为本位的政党组织和公民社会）发达以后，印度的民主政府就难以为继了。这就是印度二十几年的反贫困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四，中国经验的理论性。中国不应该是“观念世界”的理论试验场，而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其实不是说中国的军事威胁、经济威胁，而是政治威胁，这是西方思想界的一种普遍性心理。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实践模式而书写的政治社会理论是改写世界300年历史的大事，“历史终结论”已经因为中国的成就、西方本身的问题以及转型国家的乱象而动摇。
第五，中国政治发展的适应性能力。比较的优势不是为了美国式的故步自封，中国政治有巨大的空间去调整、去发展，而且中国有能力、有愿望去进行政治改革，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推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建设工程。比较而言，实行党争民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否决型政体”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政治改革。在福山看来，哪怕是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善并保持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一种“政治衰朽”。[17]
[1][美]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尤正明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6页。
[2][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3]参见曾毅《政体新论：破解民主-非民主的二元政体观的迷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4]参见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4-196页。
[6][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7][美]列奥·斯特劳斯、[美]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8][加]坎安宁：《民主理论导论》，谈火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公司2010年版，第190-192页。
[9][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9页。
[10][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14页。
[11][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59页。
[12]转引自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679，2014-08-13）。
[13]联合国开发署：《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hdr/2014/pdf/hdr2014.pdf）。
[14]世界正义工程：《2014年全球法治指数报告》（https://worldjusticeproject.org/our-work/wjp-rule-law-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