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观念世界”中的中国政治

我们所处的世界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观念的，即世界的模样是依靠观念建构起来的，比如政治制度与民众福祉的好与坏，就是被说出来的。近代之后，思想观念主要来自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现，而社会科学是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抽象。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现在世界上流行的观念，都是来自早现代化国家而且是部分早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尤其是英美的经验。

即使是英美的经验，也是片断化、碎片化的。要知道，英国现代化的前提，是确定了中央集权制的现代国家政体，而美国建国的方式则是司法至上的国家权力，这些前提之下才有所谓的以个人权利、分权、制衡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宪政主义。但是，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权力淹没了，鼓吹的是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治国之道，似乎这条道路就是后发国家的康庄大道。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李斯特所说的“踢开梯子”的神话：自己沿着这个梯子爬上楼了，为了防止后来者居上，一脚踢开梯子。

除了官方思想，中国学术市场上得到最充分传播的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刚刚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反思“文革”、因为很多人不幸的遭遇和仇恨式记忆，当时最流行的就是关于个人权利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法国百科全书派、密尔，都是当时的“座上宾”，人们如饥似渴地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按照他们的观念来对照中国。对于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国和个人而言，保护公民权利的呼唤和主张倒也切中时弊。

不得不说，20世纪80年代反思“文革”的中国政治似乎出现了另一种激进化。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非常之低，中国的政治理论事实上依据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说，而且食洋不化，因此提出了很多似是而非、至今仍在流行的话语和口号，比如对民主的“元叙事”，“好”是因为有了民主，“坏”是因为缺少民主。沿着这个思路，在“政党-国家”体制中实行一波又一波的党政分开改革，而民间更是激进无比，街头政治成为常态。结果，中国出现了政治悲剧，之后便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观念打败社会主义阵营。

携冷战胜利的傲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90年代席卷全球。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就是“去国家化”的“三化运动”：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治理社会化。这里的政治民主化当然是自由主义民主，其实现机制是竞争性选举即党争民主；经济私有化意味着只有私有产权才是有效的，国有产权是无效的，根本不应该存在；治理社会化意味着治理的主体只能是个人和社会组织，国家和政府是靠不住的。因此，“三化运动”说到底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再版，都是阉割国家的政治方案。

面对扑面而来的“三化运动”，中国思想市场似乎只有恭恭敬敬地迎接，全无招架之力，这固然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关，但中国自身思想的贫困更是难辞其咎。面对政治民主化，各种民主化转型研究就成为当时的显学，竞争性选举也成了判断中国是否进行了政治改革的唯一标准，流行的说法就是政治改革滞后、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进而得出中国政治存在“合法性”问题。面对经济私有化，流行的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的有效产权理论，因而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应该消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没有反思，既然企业的性质就是利润最大化，为什么美国国会不允许中国的华为公司进军美国市场？这其实暗示出企业的国家安全功能；不仅如此，难道企业没有社会责任的社会性质？面对治理社会化，即世界银行提出的所谓的“投资人民”，国家和政府就应该退出很多领域，一切事务实行“民治”，因此应该大力建设公民社会。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本来就是强社会中的弱势，去政府化的治理会如何呢？真是饮鸩止渴，结果有目共睹。

依照“三化运动”的所谓“国际标准”，印度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优于中国——印度有两千多个政党的党争民主，印度经济的私有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印度有发达的民主社会即基于族群的公民社会，因此“印度将超越中国”。流行的结论是：印度有优越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印度的民主是中国没有的福利。这种流行观念在“观念的囚徒”之间说说也就算了，如果对印度的老百姓说印度好于中国，老百姓肯定认为言说者病得不轻，需要看急诊医生。

“观念世界”中不但充斥着看得见、摸得着的新老自由主义，而且自由主义还被转化成各种研究范式，让人觉得学术研究都是科学主义的，没有价值取向的。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政治学流行的是结构功能主义，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都应该按照美国政治的基本功能去建构；80年代之后的流行范式是转型学，即不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最终都转型为美国政体。显然，二者都是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本体的一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学，以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化。这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已经是常识了，连美国人自己也毫不掩饰，但是国内很多人居然视之为科学主义，认为按照这些范式去研究中国是在研究政治学。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权力（按照迈克·曼的国家权力原理）在西方国家建构得是多么成功，运用得是多么巧妙，都已经把政治思想转化为学术范式了。应该说，中国学界还需要补修知识论的基本知识。

依照“观念世界”去观察中国，依照流行的“转型学”去对照中国，结果必然是知识有违常识。应该认识到，“观念世界”的中国政治其实就是“西方中心论”下的中国政治，以西方模式的标准去衡量中国，中国就不算是正常国家，这符合常识吗？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所致，一群精英到西方留学，以为找到了治国的灵丹妙药，完全不顾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其实，中国自己也有类似的教训。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读书人争先恐后地到日本和西方留学，寻求救国之道，脱离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正如费正清所言，“1895年以后的一代年轻国民党革命者，都是不熟悉农村的典型城市人。在通过西方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掌握了许多方面的西学和西方技术，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百姓已经失去了联系”[2]。有一个鲜活的故事验证了费正清所言。1938年国民党军队进驻山东时有5万人，因为“国军”代表国家，民众踊跃参军，不久就扩编到20万人，但到1940年撤出山东时仅为4万人。并不是被日军消灭了，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农民打交道而失去了农民的支持。相反，共产党军队1938年进入山东时仅有四五千人，到抗战胜利时发展到27万人。到内战爆发，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进入山东围剿解放军时，被根据地人民视为“来犯之敌”，共产党和当地百姓已经完全是军民鱼水情了，国民党王牌军74师不只是被共产党军队打败，而是被军民所败。这些众所周知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在各种“新知识”的洪流中了，但是个中道理是永恒的。中外历史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为此，我们需要跳出“观念世界”，去观察世界的政治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