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制度逻辑演化与集体行动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 制度逻辑及其动态演化

制度逻辑是组织场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化规范和相应的行动机制[7]，是塑造组织场域内行动者的认知及其行为的所有文化信仰和规制。[8]新制度理论强调组织的同构，潜在的假设是存在一种主导的制度逻辑，在单一的主导制度逻辑的形塑下，场域中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从长期来看会逐渐趋同，而制度逻辑则强调在一个制度场域中，可能同时存在多种制度逻辑，会共同对场域中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产生多样化的形塑作用，使场域中的组织行为趋于差异化。这种多样化甚至是竞争性的多种制度逻辑，打破了现有制度理论结构化研究的限制，认为竞争性的多种制度逻辑使制度场域环境变得更多样化和碎片化。多种制度逻辑是塑造组织和个人行为差异，解释制度变革的重要前因。现有的理论研究主要从多种制度逻辑如何塑造组织和个体行为异质性[9]、如何推动制度变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制度变革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日益重视制度逻辑的演进过程研究。桑顿（Thornton）基于对高教出版场域制度变革中市场逻辑和编辑逻辑两种竞争性逻辑演化过程的分析，探讨了市场逻辑对制度逻辑的替代性关系及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10]雷伊（Reay）和希宁斯（Hinings）分析了在加拿大的医疗改革过程中两种竞争性的制度逻辑，即专业医疗的制度逻辑和健康预防的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发现制度变革过程中虽然一种新的主导制度逻辑会出现，但原有的主导制度逻辑也会在组织域中继续存在，发展了制度逻辑演化过程中两种竞争性制度逻辑兼容的状态。[11]邓恩（Dunn）和琼斯（Jones）通过对美国医疗教育行业的制度变革过程的研究，对两种竞争性的制度逻辑，即医疗逻辑和科学逻辑的互动过程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两种竞争性制度逻辑相互重叠、冲突和替代的演化过程。[12]米桑依（Misangyi）等基于反腐败的制度变革的案例，研究了新制度逻辑与原有制度逻辑竞争演化过程中，在变革初期，新的制度逻辑应保持与旧制度逻辑某种程度的兼容性，以达到减少变革阻力，促成制度变革实现的目标。[13]

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了制度逻辑演化的过程，尤其是竞争性制度逻辑之间互动过程的冲突演化，以及竞争性制度冲突的替代演化，较少涉及竞争性制度逻辑间存在的兼容性和互补性状态，此外，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竞争性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即逻辑演化条件的研究更是十分缺乏。总的来说，由于数据的获取及研究的相对复杂性，现有的关于制度逻辑演进过程和内在机制的研究仍较少，如何更深入地研究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包括竞争性逻辑的冲突、兼容或互补的条件，是未来制度逻辑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

二 制度逻辑演化的驱动因素：集体行动

在制度逻辑的驱动因素研究中，学者指出组织与个体的行动会影响制度逻辑的塑造和演变，早期关于行动主体的研究重点关注的主要是单一因素的影响。在制度逻辑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中，不少学者研究了单个组织的应对策略、单个组织的战略性行为，如修辞策略、权谋技巧、故事理论化等用来表达、操控并重组制度逻辑的行为。随着近期的研究已开始探索制度变革中可能存在的集体行动层面，制度逻辑的驱动因素也更多地关注多主体行动的影响。制度变革中的集体行动是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制度变革参与者以协调或非协调的方式进行活动的行动集合。多拉多（Dorado）将其称作“制度共担”，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革不能归功于某个单一的组织或个体，而是大量行动者各自发散性变革活动的累积。[14]雷伊和希宁斯分析了制度变革过程中多个场域成员的作用[15]，德尔布里奇（Delbridge）和爱德华兹（Edwards）解释了多个参与者如何以各种方式促进制度变革的过程。[16]珀迪（Purdy）和格雷（Gray）指出，多主体的行动会促成多种制度逻辑的扩散。[17]邓恩和琼斯研究发现，不同团体和利益干预的存在，导致美国医疗教育产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制度逻辑并存。[18]

现有关于驱动制度逻辑演化和制度变革的集体行动的研究，更多是通过协调的方式开展集体行动，创造新组织的动员过程，使集体行动获得新的可能意义与身份的建构过程，而对于非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劳伦斯（Lawrence）等学者的研究显示了跨组织的合作是如何促进制度变革的，尤其是当合作者密切卷入变革计划同时又深深嵌入组织领域的时候，在此情况下他们既有积极性又有促进变革扩散的手段。[19]制度变革中的集体行动也可以是非相互协调的。劳恩斯伯里（Lounsbury）和克拉姆利（Crumley）提出，制度可以被拥有不同的能动性、不同程度、不同数量的资源的参与者从事的多元化活动所改变。[20]因此，制度过程中的集体行动是非协调的、不确定的，结果依赖于多重参与者的正反作用力的过程。

目前在现有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学者的众多研究结论表明，机会是集体行动的起点，能动性、资源利用等维度反映了集体行动的特征，多拉多整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归纳了引发集体性制度变革的整体研究框架，提出制度变革依赖机会，需要资源，是对行动主体能动性的回应。①机会是场域行动主体识别新制度并利用资源的可能性，是制度变革的场域条件，多拉多归纳了机会的三种类型：一是机会沉没，此时制度化程度高，多样性少，对行动主体具有强约束，较少接触到更优的制度安排；二是机会涌现，此时制度化程度中度，多样性中度，行动主体有一定的弹性，能够接触到更优的制度安排；三是机会模糊，此时制度化程度低，多样性高，场域高度不确定并容易发生变化。②能动性是驱动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偏离主导行为模式的创造性。多拉多归纳了能动性的三种类型：一是惯常能动性，这是面向过去的行为主体根据旧的制度逻辑和行为方式的驱动因素；二是意义建构能动性，这是面向当下的行为主体在不确定的场域条件下，通过主观理解，对情境赋义，建构框架，降低不确定性来形成确定行动情境的驱动方式；三是策略能动性，这是面向未来的行动主体为获得某个市场或某种利益主动设计未来的驱动因素。[21]③制度逻辑的演化有赖于多种方式的资源的调动和利用，多拉多归纳了资源利用的三种类型：一是杠杆化利用，这是行动者由于自身资源不足，从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那里争取资源以支持自己新设立的制度框架；二是积累，这是一个或多个行动主体通过自身积累投入相关资源的方式，是一种资源的物理性的累积；三是聚集，由于某些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只依赖单一的行动者，而是需要行动者之间进行多层面的合作，多个主体主动将各方的资源汇集聚合并相互发生作用，推动整体性的社会变革。

巴蒂拉娜等学者指出，制度理论研究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是关于多个主体的更加完善的集体行动理论，弄清制度变革过程中多个行动主体是如何通过协调或者非协调的集体行动推动制度逻辑的演化，这是当前在制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没有充分被整合的部分。[22]现有的制度逻辑演化的驱动因素研究中，对于多主体行动究竟如何影响多种制度逻辑的冲突、兼容或互补等多种互动关系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还很少。这种多层面的行动究竟包括哪些层面的行动，各行动主体之间是如何互动的，现有的研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

三 研究述评与理论缺口

尽管现有的理论研究对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竞争性制度逻辑的演化轨迹、制度变革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及相应的理论内涵等制度理论前沿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缺口。首先，现有关于多重制度逻辑及其演化过程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竞争性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演化，以及竞争性制度冲突的替代，较少涉及竞争性制度逻辑间存在的兼容性和互补性状态，此外，目前鲜有影响制度逻辑演化条件的研究，即哪些因素影响了竞争性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其次，集体行动是当前在制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但制度变革过程中有哪些类型的集体行动模式，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模式又是如何形成的，现有的相关研究却鲜有涉及。最后，现有的研究虽然指出组织与个体的行动会影响制度逻辑的塑造和演变，多层面的行动会促成多种制度逻辑的扩散，但现有研究对于集体行动会如何影响多种制度逻辑的演化，尤其是不同的集体行动模式对于驱动竞争性制度逻辑的冲突、兼容或互补等多种互动关系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还未进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