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章通过对数字业态的典型行业专车服务行业制度变革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从集体行动的视角深入研究了制度逻辑动态演化的过程机制，研究不同阶段集体行动的模式及特征，进而探讨集体行动是如何驱动制度逻辑演化的内在机制问题。本章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制度逻辑的动态演化过程经历了由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到新、旧制度逻辑的冲突再到新、旧制度逻辑共存的状态。多元的制度环境中，很多时候并非只有单一的主导制度逻辑，制度情境中会有多种制度逻辑并存，多种制度逻辑并存和相互作用构成了场域制度逻辑的动态演化。[37]制度逻辑这种从分离到冲突再到共存的演化过程，是制度变革过程中，从新制度逻辑的生成、边缘走向中心、与旧制度逻辑竞争冲突一直到新、旧两种制度逻辑共存的过程，这种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揭示了组织变革过程中不同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之间竞争和互动的演化[38]，是驱动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
第二，在机会的场域条件下，多主体的多样化能动性和资源利用方式共同形成了协调性和非协调性两种不同的集体行动模式。[39]①在专车服务制度变革的第一阶段，由于面向高端客户群体的专车市场服务机会涌现，集体行动多主体的制度目标一致，表现为多主体的能动性策略和资源利用方式作用于支持一致的行动，这时集体行动呈现出协调性的行动模式；②在专车服务制度变革的第二阶段，由于专车服务市场机会模糊造成的场域高度不确定性条件，多主体的能动性策略多样化，各主体分别采取面向过去的“惯常”式能动性策略和面向现在的“意义建构”式或面向未来的“策略”性能动性以支持不同的制度逻辑，多个主体通过“积累”“杠杆”“聚集”等资源利用方式作用在彼此的对抗上，这时集体行动呈现出非协调的行动模式。③在专车服务制度变革的第三阶段，在出行服务市场机会沉没的场域条件下，多方行动主体均采取了“策略性”能动性策略和“聚集”资源利用模式，推动新的制度框架的形成，集体行动再次呈现了协调性的行动模式。总之，在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随着多主体的能动性和资源利用方式的不断变化，集体行动方式也经历了从协调到非协调到再协调的转变。
第三，集体行动是促成制度逻辑演化的重要驱动因素。①最初场域由单一制度逻辑主导，机会涌现过程中多主体通过能动性策略一致、资源利用目标一致的协调性集体行动模式，促成了新制度逻辑的生成和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②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使得场域机会模糊，这时多方行动主体都采取相应行动支持各自的制度逻辑，希望成为场域主导制度逻辑并取代其他制度逻辑。此时，捍卫旧制度逻辑的多主体采取的是面向过去的“惯常”能动性和“积累”的资源调用模式，而支持新制度逻辑的多主体采取的是面向当下的“意义建构”式或面向未来的“策略”式的能动性行为，并尽可能通过“杠杆化”或“积累”的资源调用方式。这时，这种多主体目标对立、能动性策略多样化支持不同甚至冲突的制度逻辑，多主体的多样化资源方式利用于彼此对抗的非协调性集体行动模式促使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对立和冲突加剧，促使制度逻辑从分离状态向冲突状态转变。③在新、旧制度逻辑发生激烈冲突后，这时要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建立总体性制度框架，而不能只满足于逐一解决单个项目，任何单个行动主体都无法控制这种局面，行动主体通过采取面向未来的策略性能动性行动进行组织间的协商与合作，把不同组织的资源聚集在一起，通过这种再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推动总体性制度变革，促成新、旧制度逻辑的共存。
二 理论贡献
首先，本章深化了对制度逻辑的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对竞争性逻辑的冲突、互补和兼容关系做了更深入的探索。现有的制度逻辑理论已经越来越关注制度逻辑的演化研究，但现有研究对制度逻辑的演化轨迹的研究更多的是竞争性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如何形塑组织和个体的行为，而忽略了竞争性制度逻辑可能存在的兼容和互补的演化轨迹。本章通过专车制度变革的探索性纵向案例研究，揭示了组织制度变革中新、旧两种竞争性制度逻辑的动态演化过程，全过程刻画了从新制度逻辑的生成、边缘走向中心、与旧制度逻辑竞争冲突一直到新旧两种制度逻辑共存的过程，这种新、旧竞争性制度逻辑从分离到冲突再到共存的演化过程，充分体现了竞争性逻辑之间的兼容、冲突、互补关系的融合，揭示了组织变革过程中不同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和互动的演化，对制度逻辑演化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其次，本章深化了对组织场域中集体行动相关理论的研究。制度变革中的集体行动是受到众多学者关注的领域，虽然认识到集体行动可能是一个涉及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参与者以协调或非协调的方式进行活动的集体现象，但多数研究聚焦于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方式[40]，关于非协调性的集体行动的研究较少。本章深入研究了集体行动的协调性和非协调性两种行动模式的场域条件和特征，进一步细化了集体行动模式形成的微观机制，详细说明了在不同的机会场域条件下，多行动主体之间如何通过能动性策略和资源利用构建协调性和非协调性两种集体行动模式，研究不仅回应了多拉多关于制度变革过程中机会、能动性、资源利用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集体行动的理论推导[41]，更在多拉多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拓展了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模式形成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
最后，本书率先从集体行动的视角去研究制度逻辑演化的驱动因素。众多学者都关注到多种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兼容关系[42]，并提出这种竞争性逻辑的演化轨迹和条件是制度逻辑理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鲜有研究对这种竞争性逻辑之间冲突、互补或替代的条件进行研究。[43]本章从集体行动的不同模式，即协调性集体行动、非协调性集体行动和再协调性集体行动的角度去研究集体行动如何触发了不同制度逻辑的动态演化，丰富了关于制度逻辑演化机制的研究，正是在这种集体行动的作用下，多种竞争性制度逻辑的演化呈现出动态演进过程，也为后续的多种制度逻辑的动态演化及其作用边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本书将集体行动和制度逻辑理论分析整合起来，是对制度理论的一个拓展和贡献。
三 实践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技术与制度的快速变革加剧了制度环境的复杂多变，公共出行、第三方支付等多个领域新兴制度逻辑不断涌现，新、旧制度逻辑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尖锐。这种复杂的制度环境对我国政府的制度监管以及企业和个人在多种制度逻辑下的行动策略选择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案例中专车新制度逻辑演化的过程中，专车利益相关者的协调性的集体行动促成了新的制度逻辑的出现。这种协调的集体行动所推动的专车服务的新制度逻辑，对受限于政府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而导致积弊已久的公共出行领域的制度变革，显然是具有重大进步的。
笔者也看到，在新制度逻辑扩散过程中，专车利益相关者与出租车行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非协调性的集体行动触发了新、旧制度逻辑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境下，制度演化过程如果是制度逻辑的简单替代，无论是新制度逻辑替代旧制度逻辑还是旧制度逻辑替代新制度逻辑，都可能导致时代的退步或者社会的不稳定。本案例中，政府、专车、出租车多方利益主体的再协调的集体行动模式，将专车模式的规范化治理和出租车租赁行业的深度改革协同推进，使新、旧制度逻辑的共存共生成为可能。专车制度变革案例里，政府在新、旧制度逻辑冲突过程中的公共治理措施，对完善新兴行业、业态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在本章关于集体行动模式的研究中，机会是场域行动主体识别新制度并利用资源的可能性，是制度变革的场域条件和起点，本章的案例研究发现也回应了多拉多等学者[44]的理论。但从驱动机制上来说，影响集体行动模式形成的因素应该是多层次、多要素的，也许不仅仅是机会的形态，由于本章的研究重点是关注集体行动对于制度逻辑演化的影响，因此并没有深入展开对集体行动模式驱动机制的分析，但本书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在后续研究中还将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另外，专车服务领域的制度变革非常快速激进，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制度变革的多个过程，出行服务领域的制度变革未来可能还会继续演化发展，这可能也将推动制度变革领域的理论研究不断发展，究竟是集体行动的模式有了新的变化，还是有其他层次、其他类型的一些更为关键的要素，与集体行动发生了交互作用，影响了制度逻辑的演化，笔者将不断关注，也希望启发更进一步的跟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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