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吠陀时代的“边缘人”问题

吠陀文明的“开拓者”性质

雅利安人以部落群体的形式迁徙印度，注入他们的具有“开拓者”特征的文明。在早期，雅利安人定居于印度西北部。他们的地域从西部古跋延伸到东部恒河。后来，俱卢-般遮罗地区成为雅利安人传统的主要中心。然后，雅利安人越过萨达尼拉，从憍萨罗进入毗提诃。甚至在公元前六世纪，比哈尔的摩揭陀人仍被鄙视为不洁者，北比哈尔的离车人被称为低贱者。在南方，雅利安人只是逐渐向文底耶山脉以及更远地区扩展。这样，在整个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始终处在移动中。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政体表现为实行部落君主制的部落国家(jana），而非领土国家(janapada）。后者出现在吠陀时代结束之时。这样，吠陀社会像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的美国，是开拓者的社会，展示某些开拓者文明的特征，正如拉斯基(Laski）[83]简明的概括：“不安全感和粗野的乐观主义，鼓励‘成功’，依靠宗教作为手段。在这样的环境下，祭司和骁勇的国王自然地位突出，领导社会。”[84]但是，吠陀部落的迁徙也产生另一种类型的领导者，我们使用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术语，称之为吠陀时代的边缘人[85]。事实上，正是他们响应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融合。然而，对于这种类型，需要做一些解释。

人类迁徙和“边缘人”的作用

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因素，迁徙明显不同于和平渗透、战争和革命。它们在人类古代历史中的作用比当今时代重要。在古代，迁徙通常是整个部落或者几乎是整个部落(或一个部落群体）向前推进，最后以迁徙的民族与迁徙地的民族融合告终。它不仅引起迁徙部落的习惯的变化以及迁徙部落和本土民众两者的某些风俗和习俗的变化，也出现由此产生的一种变异的人格类型。它导致两种社会传统机制的破裂和个人的解放。原先由习俗和传统控制的力量松懈。个人摆脱他们从属的社会限制和约束。他体验到摆脱因循守旧的思想方式，通常证明这种摆脱表现为挑战性的自我独断[86]。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必然随之出现个人在新的社会秩序中重新整合。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他变成一个世界主义的人。他学会以某种陌路人的超然态度看待这个产生和养育他的世界。西梅尔(Simmel）依据移动和迁徙描述这种陌路人在共同体中的位置。按照他的说法[87]，这种陌路人的人格呈现流浪者和定居者两者的特征。他停留而不定居。这意味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受地方习俗的限制。尽管所有这一切，他也不准备与他的过去决裂。他是一个文化混血儿——生活和分享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从不愿意与过去决裂，也不愿意完全接受。他是一个“边缘人”，一个生活在尚未完全融合的两种文化和两种社会边缘的人。虽然不是必然地，他常常是一个混血儿。他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或多或少是这两个世界中的陌路人。在他的思想中发生的文化冲突是自我分裂的冲突——旧我和新我。确实，这种危机可能会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甚至现代出现在定居国外的人的生活中。但是，就古代迁徙产生的各种“边缘人”而言，这种危机更为持久，发生在大量的个人生活中，结果是边缘人变成一种人格类型，持续好几代。

吠陀时代的“边缘人”

中期吠陀时代的宗教观念如前面所述，不仅是梨俱吠陀、阿达婆吠陀和非雅利安人思潮的自然演化，也是这些意识形态融合的结果。这种融合表现在那些处在各种宗教传统边界线上的人们思想中。正如我们在下面看到的，这些人不属于一种宗教背景，也不是不感到自己处在某种困境中。有些非雅利安人受到雅利安人的宗教观念吸引，但不能割断自己的过去。同样，有些雅利安人倾向接受非雅利安人的宗教成分或受到非雅利安人传统思想的触动，但是也为自己的吠陀传统感到骄傲。这样的人是雅利安部落迁徙的产物(也是非雅利安部落受到雅利安人强力推动的结果）。对于原本所属和后来受到影响的两个文化世界，他们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仍是陌路人。因此，他们属于罗伯特·帕克所谓的“边缘人”或西梅尔所谓的“陌路人”范畴。正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互相冲突的文化相遇和融合。在许多人的生活中，这种新旧文化的冲突表现为道德的分歧和内心的骚动。在一套习惯和观念正在被抛弃，而另一套还没有被接纳时，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

吠陀时代的“边缘人”来自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两边的边缘。在非雅利安人方面，梨俱吠陀时期已经提到达娑 接受某些雅利安人的实践，向婆罗门供奉礼物。《梨俱吠陀》(8.46.32）中提到一位名叫巴尔菩特的达娑是向婆罗门供奉礼物者。在后面讨论的《梨俱吠陀》中的牟尼(muni）在某种程度上是梨俱吠陀时期的“边缘人”。虽然他们的传统“退回到吠陀之前的前雅利安人的源头”，是“梨俱吠陀文化的异己者”[88]，但他们仍然有时被因陀罗称为朋友，向他们表示敬意。《百道梵书》中提到杜罗·迦婆舍耶是一位牟尼[89]，但《爱多雷耶梵书》说他的父亲迦婆舍耶·埃罗舍被赶出对娑罗私婆蒂的祭祀，并这样说他：“嗨，女奴的儿子，你是一个无赖，不是婆罗门。”[90]他们甚至拒绝与他共餐[91]。耶底(yati）在多处被描述为因陀罗的敌人，而有时被描述为雅利安婆利古族的朋友。这样，他们也属于“边缘人”范畴。吠陀的汇集和分编归诸毗耶娑 ，而他无疑具有非雅利安人血统。

在雅利安人方面，“边缘人”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首先有弗拉底耶 。他们说雅利安语，但是不相信仪式主义宗教。然后，有像代伐毗这样的王子，按照往世书传统，据说他们因为放弃坚持吠陀宗教而被逐出[92]。那些接纳和普及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的楼陀罗崇拜(已经吸收许多非雅利安成分）[93]的雅利安思想家显然属于两个文化世界。同样是那些雅利安人的情况，他们接纳瑜伽和其他印度河流域宗教的特征。他们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界线上。奥义书时代的刹帝利王子，诸如般遮罗的波罗婆诃那·遮婆利、羯迦耶的阿湿婆波提、迦尸的阿阇世和毗提诃的遮那迦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婆罗门如耶若伏吉耶，还有出身不明的萨谛耶迦摩·贾巴罗和雷格瓦等，也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他们一方面宣传一种与本集和梵书入世的仪式主义宗教对立的出世哲学，另一方面不摒弃早期婆罗门经典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