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创世记
这事发生在2018年6月，当时我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做证。做证的内容是关于我曾经供职的军事承包商暨心理战咨询公司剑桥分析的，还有涉及脸书、俄罗斯、维基解密、特朗普竞选活动和英国脱欧公投等的复杂网络。作为剑桥分析的前任研究总监，我带去的证据表明，该公司将脸书上的数据转化为武器，它所构建的系统为敌国宣传战大开方便之门，操控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意见。
每走一步，我的新鞋就磨一次脚后跟。我紧握一个深蓝色文件夹，里面装满了用彩色标签分门别类的文件。这个地方令人敬畏，前路又令人不安，我只好凝神倾听我们的脚步声。一个助手提醒我们走快点，免得被人看到。我们走过身穿制服的若干保安，步入中庭，拐进一条走廊。那个助手推开一扇门，我们疾步下楼，面前的走廊跟刚才走过的一模一样——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一扇扇木质房门，门上偶尔点缀着一面美国国旗。我们一行七人，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就快到了，结果我被认了出来。一位国会议员看到了我，朝我挥手打招呼：“又来了？”几个记者漫步走出一场新闻发布会，他们注意到我的粉红色头发，知道我是谁。
两名摄影师跑到我身前，边倒行边拍我。混乱顿生，提问源源而来。“怀利先生，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提问！您来这里做什么？”我的一名律师提醒我保持缄默。那个助手示意我往电梯那里走，同时警告记者们保持距离。我们拥进电梯，就连电梯门缓缓合上时，照相机的快门还是摁了一下又一下。
我被西装革履的众人挤在电梯最里面。电梯开始降落，坠往地下楼层。没有人开口说话。我的脑海里全是我的律师们对我做的填鸭式培训——谁违反了哪一项美国法律；身为一名到访美国的非美国公民，我享有以及不享有哪些权利；如何镇静地回应指责；要是我之后被捕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
电梯停了下来，门开了。外面除了又一扇门，什么也没有。那扇门上有一个大大的红色标牌，标牌上写着白色字样“禁区”“公众及媒体禁止入内”。这里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会大厦地下三层。
门里面的地板上全都铺着褐红色的长毛绒地毯。身穿制服的保安们扣留了我们的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将它们放在桌子后面编了号的架子上，然后给每人发了一张号码券。他们说从这里开始，我们只能用铅笔和纸张。此外，待我们离开时，他们还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笔录内容被判定有任何敏感之处，所有纸张一律没收。
两个保安推开一扇巨大的钢门，其中一人打手势示意我们进去。我们鱼贯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荧光灯灯色暗淡，墙上嵌着深色的木质护墙板，两边几长溜的台子上全都插着美国国旗。空气陈腐，一股霉味，时而夹杂一点清洁剂的味道，像古老的建筑。保安带我们沿着走廊而去，左转之后又有一扇门。大门上方有个木质的徽章，上面是一只爪子里攥着箭支的巨鹰，垂下目光看着我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敏感信息隔离设施——机密的国会简报会也在这里召开。
一进门，荧光灯的光线骤然变强，我的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这片空间毫无特色可言，米色的墙面光秃秃的，中间有张会议桌，桌子四周摆放着椅子。它跟散落在华盛顿各处无数平淡无奇的联邦建筑物中的任何一个房间相比没多大差别，但此处的静寂无可比拟。敏感信息隔离设施完全隔音，多层墙体防止了窃听和窥视，据说还防爆。这里够安全，美国的机密不会外泄。
我们刚落座，众议员就开始陆续入场，助手们把汇总文件夹放到每一位委员会成员面前。委员会里民主党的高级议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亚当·希夫就坐在我正对面，他左边坐着议员特丽·休厄尔，埃里克·斯沃韦尔和华金·卡斯特罗一起坐在会议桌尽头。坐在我两侧的是我的律师们以及我的朋友、另一名吹哨人沙米尔·桑尼。我们特意多等了共和党委员们几分钟，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现身。
这事发生在2018年6月，当时我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做证。做证的内容是关于我曾经供职的军事承包商暨心理战咨询公司剑桥分析的，还有涉及脸书、俄罗斯、维基解密、特朗普竞选活动和英国脱欧公投等的复杂网络。作为剑桥分析的前任研究总监，我带去的证据表明，该公司将脸书上的数据转化为武器，它所构建的系统为敌国宣传战大开方便之门，操控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意见。希夫是主要发问人。他曾经担任过联邦检察官，言辞犀利，询问时条理分明，而且直奔主题。
“你是否同史蒂夫·班农共过事？”“是的。”
“剑桥分析是否同疑似俄罗斯特工有过联系？”“是的。”
“你是否相信这些数据曾被用于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时的民意？”“是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自愿来此解释一个24岁的加拿大自由派同性恋人士是怎么加盟到一家英国军事承包商，为美国的另类右翼[1]势力开发心理战工具的。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伦敦一家名为SCL集团的企业任职。该企业为英国国防部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信息战方面的专业知识。由于西方军队发现应对网上的激进行为非常棘手，所以公司要我组建一个数据科学家团队，开发用于识别并对抗网上极端主义的新工具。这个任务既有趣又极富挑战性，很是刺激。我们将为英国、美国及其盟友开垦网络防御这片处女地，利用数据、算法和有针对性的线上叙事来对抗网络上暗流涌动的激进极端主义。然而，由于2014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一个亿万富翁收购了我们的项目，以推动他在美国一手炮制的激进化的反叛思潮。剑桥分析这家起初名不见经传、把心理画像方面的研究转化为武器的企业最终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军方把武器落入敌人手中称为“回爆”，我们似乎已经在白宫引发了一场“回爆”。我不能继续效力于这么一家侵蚀我们社会的企业，所以我站出来吹哨，向当局举报了一切，并和新闻界一起向公众发出警告。为了做证，我前一天刚乘飞机从大西洋彼岸抵达，时差都还没倒过来。然而坐在现场，我不禁感觉到提问越来越尖锐。有好几次，我试图解释公司运作的纷繁复杂，结果议员们一脸困惑，于是我干脆抽出一个文件夹，沿着桌面推给他们。管他呢，我心想。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不妨把我带来的东西全都交给他们。这场听证会没有中间休息，我背后的门一直紧闭。我被关在地下深处一个密不透风、连窗户都没有的房间里，眼睛只能直视那些议员，他们则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个月前，即2018年3月17日，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第四频道的新闻栏目同步报道了一项历时一年的联合调查的结果。这项调查是在我决意揭露剑桥分析和脸书的内幕之后展开的。我的举报引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数据犯罪调查。在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军情五处（负责英国国内情报事务的机构）、信息专员办公室、选举委员会和伦敦警察厅参与了调查。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均介入调查。
在第一篇新闻报道问世前几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负责的调查持续升温。当年2月，米勒以两项共谋罪名起诉了十三个俄罗斯公民和三家俄罗斯企业。一周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及其副经理里克·盖茨受到起诉。3月16日，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解除了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的职务。他本人也在二十四小时过后没多久宣布开始领取退休金。人们渴望了解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发生过什么，然而无人洞悉两者之间的真正关联。我提供的证据把剑桥分析同唐纳德·特朗普、脸书、俄罗斯情报界、国际黑客和英国脱欧连成一线。这些证据揭示了一个之前寂寂无闻的外国承包商怎样从事非法活动，又怎样在特朗普的成功竞选和英国脱欧宣传战中起到了作用。我出示的电子邮件链、内部备忘录、发票、银行转账记录和项目文档表明，特朗普竞选和英国脱欧采用了同类战略，借助了同类技术，而且灵魂人物也多有重合——所有这些都笼罩在俄罗斯的阴影下。
新闻曝光两天后，英国议会进行了紧急质询。政府部长们和反对党资深议员们罕见地团结起来，集体发声谴责脸书公司未能采取防范措施，使其沦为敌对势力的竞选宣传平台。他们还担心该事件对西方民主政体产生深远影响。接下来的一波新闻报道聚焦英国脱欧，质疑全民公投的结果。我向执法机关提供的一系列文件揭示，游说组织“投票脱欧”雇用剑桥分析的秘密子公司，投入违规资金，在脸书和谷歌的广告网络上传播不实信息。英国选举委员会将这种行为判为违法。这一宣传战也成为英国历史上涉事金额最大、影响最重大的竞选经费违规事件之一。随着“投票脱欧”组织欺诈行为的证据浮出水面，唐宁街10号陷入传播危机。其后，国家犯罪调查局和军情五处收到了英国脱欧公投期间俄罗斯大使馆同主张脱欧运动的最大金主之间直接联系的证据。一周后，脸书的股价暴跌18%，公司市值缩水800亿美元。随后，脸书的股价持续震荡。它的单日市值损失迄今仍位居美股历史榜首。
2018年3月27日，我接受传唤到英国议会参加一场现场直播的听证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会相当习惯出席此类场合。此次问答的内容覆盖剑桥分析对黑客和贿赂的倚重、脸书公司的数据外泄和俄罗斯情报活动等各个方面。听证会结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起了调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都想找我谈话。几周内，欧盟和其他二十多个国家开始对脸书、社交媒体和不实信息展开调查。
我把我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现在每一块屏幕都像一面镜子，将这个故事反射给我。接下来整整两周，我的生活一片混乱。伦敦时间早上6点钟我就开工了，先是上英国电视早间节目，然后接受美国各大电视网络的轮番采访，直至午夜。记者如影随形，我开始受到威胁。为了保证人身安全，我不得不雇用保镖护送我出席公众场合。我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被迫暂时关闭了诊所，因为来诊所发问的记者太多，吓到了病人。再后来的几个月，我的生活几乎完全失控，但我知道，我必须坚持不懈地拉响警报。
剑桥分析的故事表明，我们的身份和行为已经成为高风险数据交易中的商品。控制信息流动的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企业，它们秘密设计出来的算法正在以过去无法想象的方式操控人的思想。无论你最关心哪个议题——枪支暴力、移民、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你都无法逃脱硅谷的掌控。硅谷是我们认知危机的新震中。我在剑桥分析从事的工作暴露了技术创新的阴暗面。我们有创新，另类右翼有创新，俄罗斯有创新，而脸书，那个你分享派对邀请和婴儿照片的平台，则将这些创新释放出来。
我猜想，要是我没有生在这个躯壳里，就不会对技术感兴趣，也不会跑到剑桥分析上班。当年，像我这样的孩子没多少选择的余地，学计算机好比默认设置。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海岸的温哥华岛长大，周围有大海、森林和农田。我父母都是医生，我是他们的长子，还有两个妹妹杰米和劳伦。11岁的时候，我注意到自己的双腿越来越僵硬。我没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快跑，我的步姿变得滑稽可笑，而这自然会招致霸凌。经诊断，我患有两种相对罕见的疾病。它们的症状包括严重神经性疼痛、肌无力、视觉及听觉损伤。12岁时，我坐进了轮椅——正好赶上青春期，并且一路坐到了学生时代结束。
要是你坐着轮椅，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不一样。有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更像一个物品，而不是一个人——别人通过你的出行方式来理解你、定义你。你进入建筑物的途径跟别人不一样——哪几个门我能进？我怎样避开台阶才能到达目的地？你学会寻找其他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东西。
我在学校发现计算机房后不久，就觉得它是学校里唯一一个不让我感到异化的地方。机房外面要么有霸凌分子，要么有趾高气扬的教职员工。即便有老师带领其他孩子跟我互动，也往往是出于义务。这比受忽视还让人生气。我宁可去机房。
13岁左右，我开始制作网页。我的第一个网站是一个Flash动画，描绘了粉红豹被笨手笨脚的克鲁索探长追的场景。不久之后，我看了一个教人用JavaScript编写画圈打叉游戏程序的视频，觉得没有比这更酷的了。这个游戏看似简单，然而一旦你开始分解其中的逻辑，你的看法就会改变。你不能让计算机随机选择方格，因为那样做太无趣了。你必须用规则指导计算机，例如在一个已经画了叉的方格的隔壁方格里再画一个叉，除非隔壁那一行或那一列早已有一个方格画了圈。那处于对角线上的画着叉的方格又该怎么办？怎么解释它们？
最终，我把好几百行的意大利面条式代码[2]串联在了一起。我至今还记得在编写完成的游戏上画一个叉或者圈后，我看到程序自动走出下一步时有多开心。我觉得自己就是魔术师，而且这个程序得到的练习机会越多，我的魔力就越强。
机房以外的学校教育只能告诉我哪些事我做不到、不能做，以及什么样的未来我无法拥有。我父母鼓励我不断探索，寻找一个能让我如鱼得水的环境。于是在2005年夏天，15岁的我去加拿大皮尔逊世界联合学院寄宿。这所位于维多利亚市的国际学校得名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他在20世纪50年代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首先提出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设想。跟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朝夕相处很是激动人心，而且生平第一次，我真正对课业产生了兴趣，也乐意倾听同龄人的想法。我跟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一个幸存者交上了朋友。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学校宿舍里开卧谈会。他告诉我他的家人怎样遇害，而幼小的他又是怎样独自一人历经艰险走到乌干达的难民营的。
不过，真正让我醒悟过来关心周围世界的是某天在学校餐厅里吃晚餐时发生的那一幕。当时，来自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学生坐在以色列学生对面，就他们各自祖国的未来展开激烈辩论。我意识到自己对世界了解得太少，但是我想了解，于是我很快就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接下来的那个学年，我开始逃课去市政厅参加有当地议员到场的活动。在校期间，我沉默寡言。可在这些活动中，我敢于畅所欲言。在教室里，你坐在后排，听老师教你该怎么想、想什么。学校里有课程设置，框定学生的思维，而市政厅里则正好相反。没错，政治家站在大厅前面，但是观众席上的人——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这种角色互换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每当有议员宣布会出席活动时，我都会到场，向他们提问，甚至告诉他们我的看法。
开口表达自己的想法解放了我。我和其他青少年一样，还在探索我是谁，但对一个坐着轮椅的同性恋来说，表达自己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参加这些公共论坛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许多事情并不只是个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面临的挑战是政治挑战。我的人生具有政治意义。我的存在具有政治意义。于是我决定投身政治。有位议员的顾问叫杰夫·西尔韦斯特，他曾经担任过软件工程师。他注意到了我这个有会必到、直言不讳的毛头小伙，主动提出帮我在加拿大自由党（Liberal Party of Canada，简称LPC）里谋个职位，因为后者正需要技术支持。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年夏末，我将从事我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在渥太华的国会里担任政治助理。2007年夏天，我待在蒙特利尔，混迹于法裔加拿大籍的技术无政府主义者出没的黑客空间。他们喜欢待在改造过的工业建筑里，地板是混凝土的，墙壁是三合板的，房间里装点着诸如第二代苹果电脑和康懋达64型电脑等复古的技术产品。那时候，经过治疗，我可以摆脱轮椅蹒跚迈步。（我一直在康复，但当上吹哨人后我的身体极限受到了挑战。就在第一篇有关剑桥分析的新闻报道发表前，我在伦敦南部的人行道上突然惊厥，不省人事，直到一阵剧痛让我惊醒。那时我已经被送进了伦敦大学学院医院，有护士正往我胳膊上扎静脉注射针头。）大多数黑客根本不怎么在乎你的模样或者你滑稽的步态。他们和你一样热爱技术，愿意帮助你进步。
在黑客社区度过的短暂时光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你发现没有哪个系统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是不可穿透的，壁垒只是勇敢者的挑战。黑客理念教会我，如果你转换视角，那么任何系统——一台电脑、一个网络，甚至整个社会——都有可能暴露缺陷和弱点。身为坐轮椅的同性恋小子，我很早就领教过系统的力量。然而作为黑客，我得知每一个系统都有弱点待人利用。
就在我去加拿大国会上班后不久，自由党对发生在南面的事情产生了兴趣。那时候，脸书刚刚成为主流，推特还在上升期，没有人想到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舆论宣传，因为社交媒体还处于婴儿期。然而，美国总统竞选中有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即将踩下加速踏板。
别的候选人还在绞着手指试图搞懂互联网的时候，巴拉克·奥巴马的团队就已经建起了My.BarackObama.com网站，开启了一场草根革命。其他网站（例如希拉里·克林顿的网站）主要投放权威的政治广告，而奥巴马的网站则专注于为草根组织提供一个策划并执行“出门投票”宣传战的平台。他的网站炒热了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他比对手们年轻得多，还更懂技术。领导人就该像奥巴马这样。在我的性格形成期，一直有人告诉我这不行那不行，奥巴马的那句言简意赅的“是的，我们一定能！”所激发的那种无所畏惧的乐观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奥巴马和他的团队正在改变政治格局。于是在我18岁那年，自由党派我和其他几个人去美国观察他竞选活动的方方面面，以便找出一些可以移植到加拿大进步运动中的新战术。
我先是走访了美国总统大选最早拉开序幕的几个初选州。第一站是新罕布什尔州。在那里，我同选民交流，近距离观察美国文化的真实面目。这既好玩又让人大开眼界。身为加拿大人，我惊奇地发现我们的情感同美国人大相径庭。第一次听到美国人告诉我他誓死反对公费医疗时，我无法相信居然有人这么想，因为这可是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在享用的公共医疗服务啊。听了一百次后，我就淡定了。
我喜欢瞎转悠，找人侃大山，所以到了该把注意力转向数据组的时候，我有点提不起劲来。然而，结识了奥巴马的目标定位经理肯·斯特拉斯玛之后，我的态度立马改变了。
奥巴马竞选活动中迷人的部分在于品牌建设和对“油管”等新媒体的运用。这玩意在那时候可酷了，因为“油管”还是个新生事物，之前还没有人用过这种视觉战略。我想看、想学，肯却叫了停。“忘掉视频吧。”他告诉我。我应该钻研得更深一点，深入竞选技术战略的核心。“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说，“都基于一点，那就是精确理解该找谁宣传、强调哪些议题。”
换句话说，奥巴马竞选活动的支柱是数据。斯特拉斯玛团队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用来分析和理解数据的模型。有了这个模型，他们能将数据转化为应用适配——通过……人工智能来判定真实世界中的传播战略。等一等——用人工智能助选？听起来好未来主义啊，就好比他们在造一个机器人，可以吞食海量选民信息，然后吐出目标市场的标准。这一输出信息一路上报，最后抵达竞选高层，用来决定推送哪些关键信息、怎样打造奥巴马品牌。
处理这些信息所需的基础设施由一家名为选民活化网络公司（Voter Activation Network, Inc.，简称VAN）的企业提供。该公司的负责人是马克·沙利文和吉姆·圣乔治——来自波士顿地区的一对很棒的同性恋伴侣。在选民活化网络公司的帮助下，到2008年竞选结束的时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收集的选民数据比2004年竞选季收集的数据多十倍。如此多的数据，加上梳理、操控数据的各种工具，使得民主党人在说服选民出门投票一事上占有明显优势。
我对奥巴马竞选机器了解得越多，就越是着迷。后来我有机会向马克和吉姆刨根问底，而他们似乎觉得一个加拿大小伙子跑到美国来学习数据和政治很好玩。在接触肯、马克和吉姆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运用数学和人工智能来推动政治竞选。事实上，第一次看到人们在奥巴马竞选总部的电脑前排队时，我心想：竞选成功要靠信息和情绪，不是电脑和数字。然而，之后我才认识到，正是这些数字——还有他们创建的预测算法——把奥巴马和之前所有参加过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区别开来。
一旦意识到奥巴马竞选团队运用算法传播定向信息的精妙之处，我就开始研究自己该如何创建算法。我自学了怎么使用MATLAB和SPSS之类的基础软件包，以便摆弄各种数据。我没看教科书，而是使用鸢尾属植物数据集——学习统计学的经典数据集——进行试错式学习。我可以试用不同方法操纵鸢尾属植物不同特征的数据，如花瓣长度和花瓣颜色，然后预测花卉的种类。这绝对让人兴趣盎然。
一旦掌握了基本技巧，我就把研究对象从花瓣换成了人。选民活化网络公司里充斥着年龄、性别、收入、种族、房屋所有权等林林总总的信息，甚至还有杂志订阅情况和航空里程。只要有恰当的数据输入，你就可以开始预测人们是会把选票投给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你可以识别、分离出他们最有可能在意的议题。你可以开始有的放矢地打造更能说服他们改变观点的信息。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解选举的方式。数据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推动了奥巴马的变革之战。它被用于鼓励从来没有参加过投票的美国人去投票，影响那些自认为被遗忘的人。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认定数据会拯救政治。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加拿大，跟自由党人分享我从下一任美国总统身上学到的东西。
11月，奥巴马取得了对阵约翰·麦凯恩的决定性胜利。两个月后，在竞选中结识的朋友邀请我飞到华盛顿，见证总统就职典礼，并与胜利者民主党一同庆祝。（一开始我在入口处引发了一场小骚乱，因为我还没到21岁这一合法饮酒的年龄，而这个派对上的酒却是免费的，员工们很是抓狂。）那晚令人难忘。我跟詹妮弗·洛佩兹和马克·安东尼聊天，看巴拉克·奥巴马和米歇尔·奥巴马作为新任的第一夫妇跳了第一支舞。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现在有机会庆贺正确的人正确地理解如何运用数据赢得现代竞选的胜利成果了。
然而，通过向特定选民直接推送特定信息，奥巴马竞选团队所采用的微目标定位开启了美国公共话语的私有化之路。虽然美国的竞选活动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直邮手段，但数据赋能的微目标定位使竞选团队得以将大量的微叙事同无数选民的微世界匹配起来——你邻居收到的信息跟你收到的信息完全不同，而且你俩都毫不知情。如果竞选是私下进行的，那么它不用像竞选辩论和公开宣传那样受到审视。市镇广场曾经是美国民主的基石，但它逐渐被线上广告网络所取代。此外，无须经受审视的竞选信息甚至不需要看起来像竞选信息。奥巴马竞选试验表明，在社交媒体创造的新环境里，竞选活动可以摇身一变，用朋友的口吻给你发来信息，而你却不知道发信息的是谁，对方的意图是什么。竞选活动也可以包装成新闻网站、大学或者公共机构。随着社交媒体逐渐取得优势地位，我们被迫信任政治宣传，因为就算政治团队说了谎，我们也可能永远都被蒙在鼓里。在非公开的广告网络里，没有人负责修正记录。
奥巴马首次竞选美国总统前几年，一种新型的财富积累逻辑在硅谷的会议室里形成：技术企业开始凭借规划、组织信息的能力挣钱。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一种关键的知识上的不对称——机器很懂我们的行为，但我们对它的行为知之甚少。这些企业向人们提供信息服务，而人们出于便利的考量向它们提供更多信息——数据。数据的价值越来越高，脸书在其近1.7亿的美国用户身上人均赚取30美元。与此同时，我们误以为这些服务全是“免费的”。事实上，我们支付了自己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又被输入一个用于抓取人类注意力的商业模型中。
更多数据产生更多利润，于是企业部署了设计样式来鼓励用户透露更多个人信息。网络平台开始效仿赌场，网页无限下拉等创意纷纷出炉，平台还针对人脑的奖励机制设计出令人上瘾的功能，而谷歌邮箱等服务也开始搜索我们的通信往来。要是传统邮政系统的员工敢这么干，那就得坐牢。原本仅用于罪犯脚镣的实时定位追踪技术被嵌入我们的手机，以往所知的窃听变成了无数应用中的标配。
不多久，我们就养成了毫不犹豫地分享个人信息的习惯。一些新鲜词语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私人网络监控被称为“社群”，这些网络赖以盈利的人被称为“用户”，而令人上瘾的设计被宣传成“用户体验”或“参与度”。从人们的“数据废气”[3]或“数字面包屑”中抽取的数据逐渐形成了他们的身份档案。过去几千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一直聚焦于自然资源的开采以及原材料向商品的转化。棉花被纺成织物，铁矿石被熔为钢铁，森林被砍成木材。然而随着互联网的问世，我们的人生也能创造出商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身份。人们经过加工处理变成了数据，我们就是这个新数据工业联合体的原材料。
史蒂夫·班农是最早认识到这一新现实的政治潜力的一批人之一。当时他是右翼网站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编辑，名气不大。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在安德鲁·布赖特巴特的民族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创建，旨在重塑美国文化。班农将自己的使命等同于文化战，但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的时候，他知道缺了什么东西，知道自己上战场的武器还没有完全到位。传统战场上的将军关心火力和制空权，而班农需要获得文化影响力和信息主导权——有了数据赋能的军火库，他才能在这个新的作战空间里征服民心、操控民意。新成立的公司剑桥分析就是那个军火库。剑桥分析在军事心理战行动中使用的出色技巧，让史蒂夫·班农的另类右翼思潮异军突起。在这场新战争中，美国选民成了迷惑、洗脑和欺骗的对象。真理让位给另类叙述和虚拟现实。
剑桥分析首先在非洲和全球的热带岛屿上进行了这一新战争的试点项目。试验内容包括不实信息在网上的大范围投放、假新闻和大规模的资料收集。该公司同俄罗斯特工合作，雇用黑客入侵反对党候选人的电子邮箱。剑桥分析很快就在西方媒体的耳目之外完善了这一手法，把注意力从煽动非洲的部落冲突转向煽动美国的部落冲突。一场来势凶猛的炒作从天而降，狂热的呐喊响彻美国大地，“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筑墙！”，总统竞选辩论的主题突然就从政策主张转为什么是真新闻、什么是假新闻的荒诞争辩。如今，第一次在美国大规模地部署杀伤性心理武器的余波依然未尽。
作为剑桥分析的创始人之一，我对此负有责任，而且我知道我必须把纠正以往的错误当成一件大事来做。当时，我和许多专业的技术人士一样，愚蠢地把脸书“快速行动，破除陈规”的狂妄号召奉为圭臬。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追悔莫及过。过去我行事鲁莽，造出了杀伤力巨大的东西，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2018年初夏的那天，我在朝美国国会大厦地下深处那个绝密场所走去的路上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觉麻木不仁。共和党人早已展开针对我的调查。脸书雇用公关公司诽谤批评它的人，脸书的律师们威胁说要向联邦调查局举报我的网络犯罪行为，但没有公布具体罪名。美国司法部如今正被公然忽视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律惯例的特朗普政府控制。我激怒了太多利益群体，以至于我的律师们相当担心联邦调查局会在听证结束后逮捕我。其中一名律师告诉我，最安全的做法是待在欧洲。
出于安全和法律原因，我不能直接引用我在华盛顿的证词。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带着两个厚厚的文件夹进入听证会现场，每个文件夹里都有几百页文件。第一个文件夹里存放的是表明剑桥分析数据收集行动开展范围的电子邮件、备忘录和其他文件。这些材料显示，该公司招募了黑客，聘用了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已知联系的员工，在世界各地的选举中从事贿赂、敲诈勒索和传播不实信息等活动。其中有律师们写给史蒂夫·班农的机密的法律备忘录，警告他剑桥分析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还有一批文件记录了该公司如何利用脸书获取了8700多万个私人账号的信息，并利用这些数据来压制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活动。
第二个文件夹更加敏感，里面存放着我那年年初在伦敦秘密收集到的几百页电子邮件、金融单据、录音文字稿和短信。美国情报机构一直都很想得到这些文件，它们详细说明了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同特朗普幕僚和英国脱欧宣传战首脑们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文件表明，英国另类右翼领导人在飞往美国同特朗普竞选团队开会前及开会后均同俄罗斯大使馆的官员会晤过，而且其中至少有三人得到俄罗斯方面的邀请，享受在俄罗斯矿业企业投资的优惠待遇，潜在让利高达数百万。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政府很早就识别出了英美另类右翼的网络，并对其中的参与者进行培养，让他们在接触到唐纳德·特朗普的时候代表俄罗斯发声。它们还表明，2016年发生的几件大事相互关联：另类右翼的崛起、英国脱欧议案突然被通过和特朗普当选。
四个小时过去了。五个小时。我还在仔细描述脸书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犯下的过错。
“剑桥分析使用的数据是否曾经流入疑似俄罗斯特工的手中？”“是的。”
“你是否认为俄罗斯官方在伦敦赞助的活动同2016年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有关系？”“是的。”
“剑桥分析和维基解密之间是否曾有联系？”“是的。”
我终于看到委员会成员们的眼中流露出了些许了悟。我告诉他们，脸书不再仅仅是一家企业，它还是通往美国人思想的一个门户，而且马克·扎克伯格把这扇门开得大大的。剑桥分析进门了，俄罗斯人进门了，谁知道还有多少别的力量也进门了。脸书构成了垄断，但它的行为不单单是监管问题——它威胁到了国家安全。脸书所享有的权力危及美国民主。
我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多个司法管辖区、情报机构、立法听证会和警察机构之间，一共做证200多个小时，呈交了至少一万页文件。我穿梭于世界各地，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帮助领导人剖析剑桥分析的所作所为，以及社交媒体对选举公正性构成的威胁。
然而，在做证和提交证据的漫漫长路上，我逐渐意识到警方、立法者、监管者和媒体都对该怎么应对这些信息茫然失措。因为罪行发生在网络上，没有物理地点，所以警方对应把案件交给哪个司法管辖区调查争执不下。因为这个故事涉及软件和算法，很多人听不懂也看不懂，干脆就放弃了。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执法机构的传唤，向可能是该机构技术犯罪专家的官员解释一个基本的计算机科学概念。为此我在纸上草草画了一个图解，结果被他们没收了。严格来说，这是一个证物。但他们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张小抄有助于他们理解自己在调查什么。“哈哈哈，太好笑了，各位。”
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习惯于信任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警察，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监管者。就好比我们假设：某个办公室里坐着某个人，那人和一组秘密专家已经制订好了计划。如果那套计划不成功，别担心，还有第二套计划和第三套计划——总之，负责人会操心的。可事实上，这个人并不存在。要是我们什么也不做，干等的话，什么人也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