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后世与“易学”
两汉时代是《易经》“象数派”的时代，是易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而十分复杂的时期，汉代的易学被后人称为汉易。汉代易学，源自孟喜。孟喜之父孟卿，对《礼》、《春秋》等都很有建树。孟卿认为《礼经》内容多而《春秋》过于烦杂，因此让孟喜跟田何的再传弟子田王孙学《易》。孟喜不遵西汉经学家“师法”、“家法”，历史上称他“好自称誉”，认为《易》是关于“阴阳灾变”之书，因而开创了“象数派”。孟喜是汉易卦气说的倡导者，主张以阴阳说来解释《易经》——是“孟氏学”的祖师爷。汉代大学者焦延寿研究《易经》，自称学于孟喜，焦延寿学生京房也自称“延寿易即孟氏学”。焦延寿，字赣，西汉梁（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焦延寿出生贫贱，因好学而得到梁敬王的资助。学成之后，汉昭帝时期为郡吏察举，补小黄令（小黄，西汉陈留郡之属县，今河南兰考附近）。任职期间，因为“先知奸邪”，“盗者不敢轻举妄动”，“爱养吏民”，“化行县中”，被举荐而升迁。三老官属上书挽留，得到批准，官职增高，而继续牧民小黄，寿终。焦延寿一边做官，一边潜心读书，对《易经》尤其肯下功夫研究，既讲授也著书，最有名的即《焦氏易林》。史书记载，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名源自孟氏，“不相与同”。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书·京房传》”。
焦延寿的这些基本观点被其弟子、汉代著名易学大师京房继承和发挥。京房（前77～前37年），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是汉易的代表人物，深得焦氏《易》学真谛，创造了很多占卦规律，解卦则以卦气（八宫五行所属的爻辰纳甲）为依据，再加上内卦卦数及外卦卦数以断其吉凶，把焦延寿的“灾异”学说推向极端。京房的学说被称为“京氏学”，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京房以《易》干政，曾经引起焦延寿的忧虑，因此焦延寿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汉书·京房传》。”京房结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房言灾异，未尝不中《汉书·京房传》”，因此“屡次上疏，以卦气、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后因劾奏中书令石显专权，为石氏所忌恨，被捕下狱处死。死时年四十一《汉书·京房传》”。京房死后，其学传给了东海段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等，形成了西汉易学中的“京氏之学”。京房一生易学著作很多，《汉书·艺文志》载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五行志》又引京房《易传》、《易占》二书。《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京房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错》八卷、《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妖占》十三卷、《周易飞候》九卷、《周易混沌》四卷等。
京房作为一代易学大师，“死时年四十一”，可谓知天命而不知己命，而死后《异苑》则有轶事记载了这样一则盗墓故事：“京房尸至义熙中尤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如果此事为真，那么一代博学大儒，死后也不能安身，尸身被分裂，“人肉堪为药”，令人可怜可叹。为学而显才能，为易而露天机，其果若是，不亦宜乎？
在汉代，在易学方面，不得不提扬雄。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本名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扬雄本姓杨，因好奇而标新，易姓为扬。扬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三字经》有“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的句子，其中“扬”即扬雄，为“五子”之一。早年的扬雄因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而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因而后世有“扬马”之称。晚年的扬雄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扬雄是位模仿大师，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扬雄的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太玄》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和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占卜的形式，展示了一个世界图式。《周易》使用的是二分法，《太玄》则用三分法。《太玄》在空间上分一、二、三方，再分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在时间上综合方、州、部、家，叠为八十一首，相当《周易》的六十四卦。《太玄》每首都有九赞，共七百二十九赞，相当《周易》三百八十四爻，而赞辞相当爻辞。《周易》有彖传、象传等“十翼”，《太玄》有《玄冲》《玄摛》等10篇。《太玄》代表着象数研究的新发展。
到了魏、晋、隋、唐时代，《易经》研究出现“易理派”，可“象数派”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个时期，易学与佛教开始揉合，佛教开始援引玄学理论阐释佛理，继而用易理来解说佛教，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就是典型的代表。在这个时期，道家直接以老庄玄学阐释易学而形成了玄学派，其中代表人物是王弼。
王弼（226～249），三国时期魏国山阳高平人，他把《老子》《庄子》《周易》沟通起来，合称“三玄”，以“三玄”作为“工具”以解释《论语》。王弼认为，《周易》是讲哲学的，因而用“得意忘象”的观点来排斥汉代易学烦琐的象数学及占卜所带来的迷信，开创了易学的“玄学义理派”。王弼用玄学阐释易学，其根本目的在于推崇老、庄玄学，因而重点在易学经传中进行义理的探求。
在隋唐时期，唐人继承汉魏以来的易学研究成果，出现了研究成果超越前人的情况，其中典型人物是神童一行禅师（682～727），他的著作《易传》把《易经》与自然科学、天文历法等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多成果。
宋代是易学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派别繁多，成果丰富：陈抟创立图象解《易经》的模式，其中最著名的是“太极图”、“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等。朱熹著《周易本义》。在宋代，不得不提到的易学大师就是邵雍。邵雍（1011～1077），字尧夫，号康节，宋朝河南古镇共城人。邵雍是著名易学家、哲学家，“北宋五子”之一。他研究易学非常刻苦，“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因为感到如此苦读不能有所突破而出游名山大川，以获得汪洋浩博之气。他吸取道家的“太极学说”，研究佛家的“止观学说”，对《易经》的动静“阴阳”学术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等学说加以深入研究，从而建立起了包括宇宙始终、贯通古今的象数体系，创造出了“天地历史年代计算单位”、“元会运世”等学说（一元等于十二会，一会等于卅运，一运等于十二世，一世等于卅年，一元之年数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在古化史中如一年）。邵雍的著作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编》、《渔樵问签》等书，还有传说的《梅花易数》等。
元、明、清三代，易学研究起起伏伏。元人易学研究主要倾向是南宋义理学与象数学之合流，开始注意图象学的渊源与传授的系统。明、清易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从明初到清初研究宋易的阶段，由清中叶到清末是研究汉易的阶段。明清两代象数派著作很多，可质量不高，穿凿附会、辗转抄袭的现象十分严重。清代易学的主流是朴学。在易学史上，清代对《易经》功劳很大，其最明显的标识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高宗乾隆帝亲自主持、纪昀等担任总裁官、网罗天下学者花十年时间始编成的《四库全书》。而《四库全书》编辑完成之后清代易学主流的朴学也渐趋衰落了。其后一百多年，对《易经》的研究五花八门，所谓“易经大智慧”或“易经真解”等出版物，更是或“莫名其妙”，或以字释“易”，标新立异者很多，有所发明者很少，更有“谬种流传”之弊，这里就不叙述了。
总之，数千年来，对《易经》研究的著作很多，汗牛充栋，涉及到《易经》的方方面面，比如《易经》的作者、流传、方法等，可谓应有尽有。据不完全统计，到清朝末年就有3500多种，超过了所有中国古籍的任何类别。但是对《易经》的理解和使用，却仍然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无所不包”、“不知所云”，这足以说明《易经》博大精深，值得认真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