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鉴于目前不尽如人意的心理治疗效果，我希望能从批判的角度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重新评估。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提出一些现今精神分析知识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因此被搁置下去。
和大多数分析专家一样，起初我也将这些结果的不确定性归结于自身经验的缺乏、理解的不足或存在专业盲点。我记得曾向经验更加丰富的同事请教一些问题，诸如弗洛伊德或他们如何理解“自我”，为何施虐冲动与“肛欲期”相互关联，以及为何许多不同的倾向被视为潜在同性恋的表现——然而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当我读到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概念时，我第一次自发地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后来，这些怀疑又因为他对死亡本能的假设而进一步加强。然而，若干年以后，我才开始从批判性视角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思考。
正如读者将在整部书中所见，弗洛伊德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非常连贯而完善，可以说，一旦你牢固地确立了对这些理论的信仰，你的一言一行就很难逃脱这种思维方式的禁锢。只有意识到这套体系的先决条件仍是存在争议的，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各个理论中错误的根源。坦白地说，我认为自己有资格在本书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做出批评，因为我坚持贯彻他的理论已十五年有余。
且不说非专业人员，就连许多精神科医生都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派有所抵制；这不单单是感性原因所致，还因为许多理论的合理性尚待商榷。这些批评者经常全面驳斥精神分析，这着实令人遗憾，因为这种做法一味地摒弃了理论的可取之处和待论证疑点，从而阻碍了从本质上认识精神分析法。我发现，我越是批判地看待一系列精神分析理论，就越能够认识到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建设性价值，也就为理解心理问题开辟了更多的途径。
因此，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精神分析存在怎样的错误，而是通过消除有争议的因素，使精神分析发挥其最大的潜能。鉴于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摆脱历史上已确定的理论前提，并抛弃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理论，那么，我们可理解的问题范围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扩展。
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精神分析应该摆脱由其作为本能论和遗传心理学的性质所带来的局限。至于后者，弗洛伊德倾向于认为，人在后期表现出来的特征基本上就是儿童时期愿望或反应的直接重复；因此，他表示，如果我们阐述清楚这些潜在的童年经历，后期的困扰就会消失。而当我们放弃片面强调早期原因时，我们就会认识到，后期特征与早期经历之间的联系比弗洛伊德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不存在对于孤立经历的孤立重复现象。但是，所有的童年经历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性格结构，而正是这种结构导致了后期的障碍。因此，对实际性格结构的分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至于精神分析的本能论定位：当性格倾向不再被解释为本能驱力的最终结果，而仅仅因环境而改变，那么整个重点就落在了塑造性格的生活条件上。我们必须重新寻找造成神经症的环境因素，因此，人际关系的冲突就成为神经症成因中的关键因素。此后，一种盛行的社会学倾向便取代了之前盛行的解剖生理学倾向。对于隐含在力比多理论中的快乐原则，如果我们摒弃对它的片面考虑，那么人们就会变得更加重视安全，焦虑对于寻求安全的作用也会上升到新的高度。因此，神经症发生的相关因素既不是俄狄浦斯情结，也不是任何一种儿童对于快乐的追求，而是所有使孩子感到绝望和无助的不良影响，这些影响使得他们将世界看作潜在的威胁。由于对这种潜在危险感到恐惧，孩子们必须培养某种“神经症倾向”，使自身通过一些安全措施来适应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恋、受虐和完美主义倾向并不是本能的衍生物，但却从根本上代表了在充满未知危险的荒野中寻找道路的个体尝试。所以，神经症的显性焦虑，不是“自我”对于被本能驱动压垮或对于被假想的“超我”惩罚的恐惧表达，而是特定的安全设备操作故障的结果。
这些观点的基本变化对个体精神分析概念产生的影响将在后续的章节中继续讨论。在此可做大概的介绍：
尽管性问题有时被当作神经症的主要症状，但它们已不再被认为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性交困难是神经症性格结构的结果而非原因。
另一方面，道德问题越来越重要。从表面上来看，那些患者所纠结抗争的道德问题（“超我”、神经症内疚感）似乎是一条死胡同，它们表现出的伪道德问题，必须加以揭露。不过，我们也有必要帮助患者正视每一种神经症所涉及的真正的道德问题，并明确对待它们的立场。
最后，如果“自我”不再被视为一个仅仅执行和检查本能冲动的工具，那么，人的一些官能，诸如意志力、判断力和决断力等将可以恢复自己的尊严。而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自我”似乎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是一种神经症患者才有的现象。那么，个体自发的自我扭曲便是神经症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神经症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在困境中对于生活的抗争。其本质包括与自我和他人有关的困扰，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它的重点转移到了被认为与神经症相关的因素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所以，治疗的目的不是帮助患者控制其本能，而是将焦虑减轻到他可以摆脱“神经症倾向”的程度。此外，还有一个全新的治疗目标，即让患者恢复自我，帮助他重新获得自发性，并找到自身的精神重心。
据说，作家可以通过写书而使自身受益匪浅。我知道自己在撰写这本书时收获颇丰，规划思路的必要性助我理清了所要阐述的想法。但其他人能否有所收获，目前还尚未可知。我料想会有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科医生跟我一样，都曾质疑过很多理论论点的正确性。我不指望他们能够完全接受我的观点，因为它们并不是完整的或最终的结论，也不能代表全新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开端。然而，我希望能够充分地、清晰地将其一一来阐释，让读者来检验它们的正确性。我同样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有意将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社会工作和人类学的人，为他们阐明所面临的问题。最后，对于那些拒绝将精神分析看作惊人但未经证实的假设的精神科专家和非专业人员，我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次讨论确立精神分析作为一门因果关系科学的观点，将它视作理解自身和他人的、具有独特价值的建设性工具。
在我对精神分析的正确性依稀感到疑惑的时候，我的两位同事，哈勒德·舒尔茨-亨克和威廉·赖希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舒尔茨-亨克对童年记忆的治疗作用提出了质疑，并强调首先分析实际冲突情况的必要性。尽管赖希当时正潜心研究力比多理论，但他指出，必须首先分析神经症患者建立起来的防御性性格倾向。
其他人也对我批判态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斯·霍克海默帮助我清楚地理解了某些哲学概念的含义，使我认识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心理前提。这个国家从不信奉教条主义，这使我不必一味盲从精神分析理论，并让我有勇气沿着我认为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行。此外，我对一些与欧洲不同的文化有所了解，这使我认识到许多神经症的冲突最终是由文化条件决定的。艾瑞克·弗洛姆的作品扩展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在一系列的论文和讲座中，艾瑞克·弗洛姆批评了弗洛伊德作品中文化取向的缺失，他也为我提供了有关个体心理诸多问题的崭新视角，如迷失自我在神经症发生中的核心作用。遗憾的是，在我撰写这本书期间，艾瑞克·弗洛姆对于社会因素在心理学中的角色定位，尚未发表系统的阐述，因此，我无法引用他的诸多论证。
借此机会我还要向伊丽莎白·托德女士表示感谢，她对本书进行了编辑，所提出的建设性批评和关于如何清晰有效地组织材料的建议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也要感谢我的秘书玛丽·利维夫人，她不知疲倦的努力和出色的理解力是非常宝贵的。同时，我也非常感激爱丽丝·舒尔茨女士，她在对英语的理解上对我帮助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