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船坚炮利的时代

公元1793年，时为大清朝乾隆五十八年。这年秋天，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来中国谈判两国贸易的马嘎尔尼使团，在北京圆明园向中国皇帝弘历送交了一批礼物。其中引起皇帝兴趣的，是一艘载有110门火炮的“君主”号军舰模型。“君主”号是当时英国最大的战列舰，舰上的各种细微部分在模型中表现无遗。皇帝兴致勃勃地向使团人员询问了军舰上的许多细节，以及英国造船事业方面的问题。他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些礼品：地球仪、天体仪、铜炮、榴弹炮、枪支和英国式马车。

马嘎尔尼使团不久失败而归。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须与外夷贸易互通有无，英国则是个相距遥远无关紧要的岛国。这批象征“坚船利炮”的礼物渐渐被人淡忘，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后，被英国人重新找到。

在乾隆皇帝亲眼见到“君主”号模型后的12年，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击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从而最终确立了英国长达百余年的海上霸权。此时，英国海军主力，正是类似“君主”号的三层甲板大型帆舰。

又过了29年。1834年9月30日，乾隆帝的孙子道光帝旻宁在圆明园批阅奏章时，从两广总督卢坤的折子中得悉，原先执有对华贸易垄断权和管理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解散。英国新派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乘坐兵船于7月25日来到广州商馆，次日遣人向总督递送了一封要求通商的信函。按照数百年来的传统做法，外国人的要求和意见，一律采取“禀帖”形式，由行商代转，而不能采用平行公文，因为此节关系天朝体制的尊严。总督通过商人向其晓谕，希望初入中华的“化外愚蠢”能悔悟恭顺。谁知律劳卑置之不理，又调来一艘军舰，一起泊在虎门口外的九洲沙沥洋面。广州的当权者——总督、将军、粤海关监督和都统紧张起来了，决定封舱，停止中英贸易，既作惩罚，也促其改变态度。卢坤向皇帝报告说：该夷人所恃者，唯有船坚炮利。内洋水浅，礁石林立，夷人施放炮火，亦不能得力。我方只要调兵遣将，水陆分投布置，夷人便会折服。道光帝对于遥远的南方所发生的事件并未特别注意，他用朱笔批了八个字：“所办尚妥，所见亦是。”[1]

谁知未过几天又接急报，英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灭古”号在律劳卑的命令下强行驶入虎门，直逼黄埔，轰击炮台，而清朝水师竟不能阻挡。虽然后来采用木排封锁航道以使律劳卑退回澳门，但广东水师的腐败无能却暴露无遗。消息传来，朝廷震怒，将疏于职守的广东水师中军参将高宜勇革职，押在海口，枷号一月，以示惩戒。[2]

其实败象早已显露。两年前，东印度公司为了突破清政府仅限广州一地通商的规定，派遣林赛和郭士立乘坐“罗尔·阿美士德”号帆船北上，途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直至朝鲜、琉球，进行侦察和测量航道时，就发现中国水师不堪一击。他们观察到广东海防重镇南澳的78艘类似福建商船的战船，要比广州的战船差得多；而在南澳镇总兵指挥下的5000余人军队，似乎只存在于花名册里。他们认为，“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3]1835年，他们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件中表示，侵略中国只要1艘主力舰、2艘大巡洋舰、6艘三等军舰、34艘武装轮船，加上600人的舰载陆上部队就足够了。这支舰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4]

林赛的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清朝水师的窳败落后却是毋庸置疑的。从成立时起，清朝水师就是一个编制无统一规定，也无全国统一指挥机构，分别隶属于各地区将军、总督、巡抚指挥的辅助兵种，职责是防守海口、缉私捕盗，装备是旧式木帆船和旧式火炮。战船最大的全长30余米，载炮30门；小的长度不足20米，载炮不足4门。在外海水师中，广东水师舰只最多，实力最强，福建、浙江次之，越往北力量越弱。[5]由于200年没有遇到海上入侵，坐享太平盛世，额设战船，视为无用，风吹日炙，敝坏居多。或舵折桅倾，或篷烂缆断，即使修理，不过涂饰颜色，以彩画为工，内中早已损坏，难供驾驶。推其原因，首先应当归于清朝的海禁政策。康熙帝为了切断沿海人民对郑成功抗清势力的支持，于1685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500石以上违反制式船只者，无论官兵民人，俱发边治罪。此后，在1760～1835年间，清廷先后颁布《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防范夷人规程》，限制与外商交往，严重阻碍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又于1797年明谕各地，沿海战船，于应行拆造之年，一律仿民船改小。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使得旧式师船的发展被完全窒息了。

林则徐

其次，是由于战船归文官修理，竣工接收时，武弁索取陋规有增无减。所领修船之费，不足供其所索，修理战船就不得不草率从事。此外，修船力量不足，难以适应水师定期维修保养的要求，甚至有的军官离任数年，战船仍未修竣，建造新型战船就更没人过问了。

水师官兵的素质更成问题。水师本有查禁鸦片走私之责，可是广东水师总兵窦正彪本人便有20年吸毒史。家丁员弁，相率效尤，官署中大小人等，无不吸毒。副将韩肇庆，专以护鸦片渔利。[6]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视察部队时发现弓箭手、鸟枪手在射击时一枪不中、五箭全空或仅中一鹄的，竟占大多数。这样的军队怎能作战呢？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虽力行整饬，加意战备，但由于同英国海军实力悬殊，双方没有进行主力决战。除了穿鼻洋海战出动了10余艘师船外，其余多是海岸炮台的防御战斗。英国远征军以40余艘舰船（其中一半是运输船）两次北犯，从广州到渤海湾横行无阻。尤其在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受到贬斥和打击后，清朝水师海上防御的弱点更是一览无遗了。英军占领了香港、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吴淞、宝山、上海、镇江，直逼江宁城（今南京）下，迫使清政府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

鸦片战争中英国蒸汽动力军舰“复仇女神”攻击中国水师战船。

林则徐在广州时，已经意识到水师装备的落后，一方面，他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剑桥”（又译“甘米力治”）号战舰，并仿造西洋式样，建造了一批火炮；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7]把制胜的希望寄托在陆战上。这种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以致有人建议干脆改水师为陆师，专防陆地。

林则徐对海军的认识不久便有变化。当他被贬离开广州前，提出了“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8]的主张。在流戍西北途中，他更明确提出“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之所能往者，我亦能往”的设想，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9]到了《南京条约》签订前夕，连道光帝也看到了战争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水师巨舰与英军接战，造成“其来不可拒，其去不可追”的被动局面。他命令福建、广东、浙江等省赶造大号战船，多安炮位。如果赶造不及，可先行设法购买，并奖励捐资建造者。战争结束后，湖南邵阳人魏源出版了他受林则徐委托编写的《海国图志》，第一次明确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

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新式的坚船利炮和残暴的毒品贸易冲击古老的中国，以图叩开紧闭的大门，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但在当时，连最先进的中国人也只认为英国是数万里之外的蛮夷小国，凭借着奇巧利器，以图挟制天朝大国，因此必须学其长技，以利器制夷。而在更多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处置不当引起的偶然事件，所以当海上威胁暂时消除后，人们又沉湎昏睡，水师的整顿和装备更新也随之停止了。

曾国藩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

1853年2月，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武汉后，挟数十万众，万余艘船，以雷霆万钧的气势，顺江而下，定鼎天京（今南京）。清军水师不堪一击，望风披靡。曾国藩为了夺回长江江面的控制权，创建湘军水师。这支水师很出了些骁悍的战将，打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仗，但只是内战内行。其装备和作战方式，仍是旧式水师的翻版。从1855年曾国藩亲撰的《水师得胜歌》中，这支部队的情况便可略知端倪。曾国藩写道：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齐整，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桨柱，打湿水絮封药箱……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若是好汉打得进，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第八水师莫上岸，止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10]

太平军水营力量一度十分壮大，但没有认真编练，太平天国领导人对水营也没有高度重视，结果为湘军水师击败。他们之间的战斗，可以说是中国旧式水师之间的最后决战。1865年，曾国藩奏准将湘军水师改为经制长江水师，设提督管辖。又规定沿江五省督抚可以节制调遣。此后，长江水师也走入旧式八旗绿营水师的末路。

在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水师几乎没有发挥任何抵御英法联军入侵的作用。对旧式水师的改革迫在眉睫。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1861年，湘军统帅胡林翼率军合围安庆后，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得意地说：“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然而忽见两艘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于是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他与幕僚阎敬铭谈及洋务时，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说：“此非吾辈所知也。”不数月，薨于军中。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具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对西方轮船出现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浪潮的焦虑心情。[11]

19世纪50～60年代，是世界海军从木质帆船向钢质蒸汽舰转变的历史时期。主宰海洋数千年的古典风帆将要告退。卢坤、林则徐所称的“船坚炮利”，其实还只是旧式帆船和前膛炮，待到装有可旋转炮塔大口径后膛炮的铁甲舰驶入大海，海战便真正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最早的蒸汽轮船，是英国工程师赛明顿1802年研制的“夏洛特·邓达斯”号。五年后，美国人富尔顿的“克莱蒙特城”号投入了纽约至奥尔巴尼间的航线。1820年，第一艘铁壳蒸汽船“阿荣·曼比”号也问世了。这时的蒸汽船都是船体两侧的大型蹼轮驱动，蹼轮不仅挤占了约三分之一的安装火炮的位置，而且在战斗中极易遭到敌人炮火的损坏。1829年奥地利人莱赛尔发明了船舶螺旋桨，后来工程师埃里克森又对这一设计进行了改进。他与美国海军上尉斯托克顿一起设计了第一艘螺旋桨战船“普林斯顿”号。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使得海军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在军舰向蒸汽动力演进的同时，火炮的研制也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世界上最早的火炮是中国人发明的。13世纪初至中叶，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军西征，把火药和火器带到了阿拉伯和欧洲，但欧洲人未能掌握火药制造和使用技术。14世纪前期，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制造火药和火器，并使它的制造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17世纪，慕尼黑有一种口径2英寸，带八根膛线的线膛炮。18世纪，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来复线能够提高射击精度，炮弹也从球形实心弹发展为细长形空心弹丸。1821年，法国人帕克斯发明了爆破弹。1829年，法国军官蒂埃里用铁箍套铸铁炮管，发明了套筒炮，解决了后装线膛炮容易炸膛的技术问题。接着，英国的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和惠特沃思又分别造出了质量很高的后装线膛火炮。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铁甲舰才是对付爆破弹的较好方式；但又相信，强大的后装线膛炮，能够击沉铁甲舰。

19世纪中叶的三次著名海战，奠定了近代海军的发展方向。1853年，俄国为征服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而向近东和巴尔干扩张，同英、法、土耳其、撒丁王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是锡诺普海战。俄国黑海舰队司令纳希莫夫海军中将率领一支分舰队，袭击了停泊在锡诺普湾的土耳其分舰队。在俄国舰队所拥有的720门火炮中，有76门是发射爆破弹的轰击炮，而总共拥有510门火炮的土耳其舰队，仅有2门能发射爆破弹，在两个多小时的海战中，除了一艘汽船逃走之外，整个土耳其分舰队被消灭了。锡诺普海战是欧洲帆船舰队最后一次大规模交战，同时也是首次使用汽船和爆破弹的一次大海战，标志着现代海战的开始。

一年后，英法联合舰队驶入黑海。法国旗舰“拿破仑”号最为引人注目。它是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蒸汽—风帆战列舰，有500匹马力，航速顶着强风时可达11节，平时可达14节。同盟军400艘战列舰和运输舰组成的编队，将一支62000人的部队送到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以南约30英里的耶夫帕托利亚登陆。蒸汽船充分显示出它的作用。战争表明，木壳军舰的船舷经不起新式炮弹的袭击，由此也促进了铁甲舰的问世。在战争中，俄国人还首次使用了水雷。

1855年10月17日，塞瓦斯托波尔陷入同盟军之手后不久，联合舰队攻击了控制尼古拉耶夫港入口处的金伯利要塞。行动中，法国人使用了排水量1400吨的浮动装甲炮台“雷鸣”号、“熔岩”号和“扫荡”号。“熔岩”号中弹64发，“雷鸣”号中弹70发，却没有造成重大损失，金伯利炮台则被夷为平地。这种浮动炮台是现代炮舰的雏形。

接着，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1862年3月9日，首次铁甲舰之间的海战开始了。南军出动了“弗吉尼亚”号，这艘军舰的前身，是南军一年前占领诺福克军港时俘获的蒸汽动力护卫舰“麦里马克”号，南军把它改装成铁甲舰。北军注意到这一情况，制成了“莫尼特”号新型铁甲舰，它比“弗吉尼亚”号略小，但旋转炮台上装有2门11英寸口径滑膛炮，火力大大超过了对方的3门9英寸口径炮。

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合舰队炮击金伯利炮台。

美国南北战争时，北军“莫尼特”舰与南军“弗吉尼亚”舰对攻。

它们在切萨皮克湾的汉普顿锚地展开了激烈的对射。双方相距仅三十几米，炮火对彼此的铁甲似乎都不起作用。这次海战使那些反对用钢铁建造军舰的人被说服了。此后，旋转炮塔也被推广，以取代传统的侧舷炮。

又过了4年，奥地利与意大利间爆发了奥意战争。1866年7月20日，双方海军在利萨岛展开会战。数百年来，西方海军战术一直遵循纵队原则，交战双方的舰队航向互相平行，舷侧对舷侧展开炮火射击，直到击败对方为止。19世纪初，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海军上将开始探索新的海战战术。他在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用两个纵队横向拦截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以机动分割打破了单纵队线式战术的教条，创造了著名的海战战例，但是各国海军仍把单纵队看作最正常、最规范的战术队形。利萨海战中，奥地利海军上将特拉特霍夫再次打破单纵队常规，以三列楔形队形扑向意大利的单纵队，他的旗舰“费迪南德·马克斯”号勇敢地撞沉了意大利旗舰“意大利”号。经过激战，奥地利大获全胜。利萨海战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奥意战争中奥地利败北的局势，但它是铁甲舰队之间第一次大规模交战。作战编队成了各国海军将领热衷研究的课题。单纵队虽然仍不失为一种经典严密的海战队形，但大胆偏离条令，也能出奇制胜。此外，冲撞战术在铁甲舰上被证明继续有效，于是铁甲舰和巡洋舰的艏部都装上了坚固的冲角。不过这仅仅是古老战术的回光返照，海战正日益摆脱近距离的格杀，在很多情况下，孤注一掷的冲撞是十分危险的举动。

西方海军就是在这一系列海战的刺激下，急速地走向现代化。

早在1856年，当太平天国起义正如火如荼、势不可当地迅猛发展时，清政府已开始考虑购买外国轮船了。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建议清廷“宜买此轮船数只，扫除狂寇”。[12]福建布政使曾望颜也主张雇火轮船以肃清江面。后来，咸丰帝奕詝同意筹商雇请火轮船入江助剿，命钦差大臣向荣等人办理。未料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爆发，此事便搁置了下来。

1861年《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俄、法先后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使得朝廷再一次酝酿购买外洋船炮。军机大臣文祥在奏折中援引了上年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提出的“要攻取苏、常、金陵，须有三支水师，现在设厂购料，不如购买轮船更为得利”。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这年50岁，是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和洋务活动家。此时刚被任命为中国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因在上海抵抗太平军进攻受了重伤，回国休假，由26岁的北爱尔兰人赫德暂代其职。赫德具体建议，从海关关税中拨款，不过数十万两银子，便可购买外国舰船，克复沿海失地。又说可以和步军夹击南京，“一日之内可保成功”。[13]

利萨海战中“费迪南德·马克斯”号撞沉“意大利”号。

7月7日，皇帝颁谕同意速购。对清廷来说，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使它认识到旧式水师的落伍，无法对抗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购舰计划既是为了镇压太平军，也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可谓一石二鸟。用曾国藩的话来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14]但此时购舰事宜进行得十分缓慢。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皇子载淳继位。11月1日，24岁的慈安太后和26岁的慈禧太后从热河回到北京，次日与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免除肃顺等8人赞襄政务大臣职务，改年号为“同治”。

恭亲王奕是道光帝旻宁的第六个皇子，野史上说他“天资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同他的四哥，后来的咸丰皇帝奕詝，都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我曾将他和清朝从顺治到光绪九位皇帝的资质、本性、体格、教育、责任感、统御力、应变力、私生活、机遇等方面进行过综合评分测试，结果在总名次中，他越过乾隆而与康熙并列第一。[15]他精明强干，头脑开通，堪称皇族中的佼佼者。热河政变虽说是皇室中的一场家务风波，其结果，却使得慈禧太后和小叔奕共同走到历史的前台，由此带来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变化。

政坛的轩然大波搅得朝野心神不宁、极度紧张，而几乎在同时，太平军李秀成部迭克宁波、杭州，上海危如累卵。朝廷有情报说，太平军攻击上海的目的之一，是借此向外国购置一批火炮船。这使以议政王名义主持军机处日常事务的恭亲王十分震惊。他于次年1月31日和2月1日，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分别致函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命令迅速筹款购舰，以资攻剿。2月27日，劳崇光在广州与赫德最后议定，由赫德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轮3艘，小号兵轮4艘。3月14日，赫德接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命他通知李泰国，立即在英国购买并装备一支轮船舰队，遣派到中国来，“不能一日羁延”。

阿思本舰队的军舰。右起：“江苏”号、“广东”号、“厦门”号、“北京”号、“天津”号、“中国”号。

英国人鼓励清政府在英国买兵船组建舰队，是想趁机控制中国海军。李泰国接到赫德来信后，曾同英国外交大臣罗素进行多次策划。6月16日，李向罗素递交呈文，请求批准他在英国为清政府购买舰船和聘用官兵，“成立一支欧洲海军部队”，即“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他申明：“这支舰队不会在任何地方妨碍女王陛下政府，反而会使它在没有进行直接援助时那些烦恼的情况下，享有一切好处。”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先后同意了这一计划。7月9日，海军部通知阿思本海军上校，让他指挥这支舰队。阿思本这年40岁，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尤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驾驶“狂暴”号军舰，载着英国谈判代表额尔金沿长江上溯南京，同太平军发生过冲突，是第一个在长江上驾驶现代战舰的人。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熟悉。不久，舰船顺利购齐，共计6艘炮舰，由李泰国命名为“北京”号（670吨，150马力）、“中国”号（669吨，200马力）、“厦门”号（301吨，80马力）、“广东”号（550吨，150马力）、“天津”号（445吨，80马力）、“江苏”号（1000吨，300马力），另有一艘叫作“盛京”号的供应船和一艘“遐荒”号快艇。

1863年1月16日，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十三条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作总统四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二）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传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传谕。

（三）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需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四）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因为船上是外国人，非有外国旗号，才能尽心尽力；也使外国各商不敢藐视。所设计旗样为：绿底，中用黄色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16]

阿思本舰队旗舰“江苏”号

阿思本舰队中的 “北京”号、“中国”号，最右面是“厦门”号

同时，李泰国、阿思本还参照英国海军章程，制定了《英中联合舰队章程》，规定凡捕获船、货变价之银或原银，除以三分之一归清廷外，其余完全由舰队人员分领。

这项合同，显然侵犯中国主权，是极其荒谬和非法的，也只有疯狂而强横的殖民主义者才想象得出来。根据合同规定，阿思本不仅是这支舰队的司令，而且还成了清政府的海军总司令，甚至有权不执行清政府的指令。阿思本在给罗素的信中承认，他们的合同“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而决定下来的行动计划，可以不致在今后迷失方向”。“在一切方面，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女王陛下以枢密院法令授予我们这样重大的权力及与之相适应的责任，为我们自己，我们的继任人或中国官员所滥用。”[17]

李泰国

阿思本

在李泰国看来，中国已有一支由英国军官戈登指挥的“常胜军”，再加上这支海军，今后都归总税务司指挥，就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国的政局。他说：“我对中国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如果我帮助你们征税，只要外国的质疑是对的，你们必须去做。如果你们不做的话，我就停止帮助你们。……我深信，在我的管理中，如果我不坚信某些原则，我就不能达到我所要的成功。我有雄心，要取得当中国人和外国间中介人的地位，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一条在新的立足点解决同中国建立和平关系问题的路子。为了博得欧洲公使的支持，消除他们的嫉妒，我得证明我的影响纯粹是用来为欧洲各国的利益服务的。……中国政府太腐朽了，不能依靠。我正努力要建造的结构的基础，得人工来创造。我的地位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雇佣来替他们执行某些工作，而不是受他们的差遣。我根本不需要说，一个高贵的人受亚洲野蛮人差遣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我不是中国官员，而是一个没有头衔但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外国顾问。因为我受到信任，受到尊重。”[18]

李泰国、阿思本间的协定，连赫德也未料到。因此他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李泰国，指出这样的协议是不可容忍和有害的，但李泰国对此不予理会。

1862年10月17日，总理衙门奏准，以三角黄色龙旗为中国官船旗号。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旗概念，仅有用于皇帝出行的卤簿和代表军队编队分属的旗帜，如“八旗”“绿营”等。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势力大量进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他们的军舰、商船也随之进入，带来中国商人假借外国旗逃避清廷课税问题，也带来中外军队因识别而引起的矛盾。本年湘军水营和英国军舰在汉口就发生过冲突。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致函总理衙门，称“外国船只向皆竖立各国旗号，易于认识。设有动移其旗帜，即为犯该国之禁，可以据理折服”，建议清政府制定代表中国的旗帜。总理衙门旋与曾国藩商定，制作黄色龙旗，“黄色画龙，龙头向上”，并照会英、法、俄、美各国公使。[19]

11月20日，恭亲王向朝廷奏呈赫德草拟的轮船应派官弁、兵丁、水手清单。根据这份清单，中国方面应派总兵官1员，会同阿思本综理一切。另派武官7人，分管各船，督带兵勇。大轮船派炮手、水手各40名，水师兵30名；小轮船派炮手、水手、水师兵各10余名。炮手拟用湖南人，水手拟用山东人，水师兵拟用八旗人。同日奉上谕，命湖广总督官文、两江总督曾国藩相应机宜，悉心筹酌，所需官兵在船到之前一律配齐，船到即可上船练习。[20]12月21日，总理衙门致函曾国藩，要他预筹节制经费及进剿事宜，以防外人掣肘。曾国藩对这支舰队期待已久，他任命统带巡抚营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统辖轮船，盛永清、袁俊、欧阳芳、邓秀枝、周文祥、蔡国喜、郭得山各领一船。水手、炮手、兵丁由蔡国祥在所部弁勇中预先派定。[21]

1863年4月4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宣布“北京”号、“厦门”号和“中国”号启航，并概述了这支舰队及舰队的宗旨。社论表示，这支中国英裔舰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帝国的权威——如果太平军有生命力，或有建设政权能力的话，南京也许已成为新帝国的首都。但是，十年的经验证明，太平军没有这种素质。南京并不是一个政府的首都，而是强盗的大本营。因此阿思本上校收复南京，对起义军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诚实的商人是很有利的。第二个任务，是勘探内河，重新打通大运河的航道，在主要通道上建立电报通信，教中国人使用蒸汽和电的工作，以展示它的实用性。第三个任务，镇压流窜在通商口岸的强盗。[22]同年12月15日，赫德在自己的日记中，也谈了他想达到的目的——为北京政府部署一支强大而机动的舰队，在最大范围内巩固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度；消除中国沿海的海盗，给海上船只提供足够的保护，也使清政府有能力解除海上商船自备重型武装，保证海上贸易额，减少走私行为，减少长江流域的犯罪；保护港口免受太平军的攻击，使太平军不能轻易横渡长江，并使清军便于攻打南京；等等。阐述了同样的目标。[23]

5月，李泰国从英国返回中国，6月1日，同赫德一起到达北京。在同总理衙门交涉过程中，他坚决要求清政府接受十三条合同。清廷本来希望英国帮助它购买船炮、聘请军官，组成舰队，而事权则由自己主持。现在接到李—阿舰队合同，大吃一惊，认识到“其意竟思藉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国外”，当然不肯全盘接受。但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仍打算让步。于是，总理衙门与李泰国再三谈判，议定《轮船章程》五条。其要点是：中国所买兵船，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汉总统，延英人阿思本为帮同总统，以四年为期。兵船一切事宜，由两总统和衷商办。阿思本帮同中国管带师船，所在用兵地方，应听督抚节制。兵船系中国购买，应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实习，以期经历久远，不致日久荒废。[24]

7月9日，总理衙门向各地通报《轮船章程》已获奏准。所购军舰，“北京”号改名“金台”号，“中国”号改名“一统”号，“厦门”号改名“广万”号，“盛京”号改名“德胜”号，“广东”号改名“百粤”号，“天津”号改名“三卫”号，“江苏”号改名“镇吴”号。清廷与李泰国约定，如系同湘军共同攻克金陵，所得财物三分归朝廷充公，三分半归阿思本赏外国员弁，三分半归中国官兵作赏。如系阿思本单独克复，则七分均归阿思本充饷。

此时，湘淮军首领对于不能指挥新购轮船，反而允许阿思本介入对南京的进攻并获取财物的规定也大感不满。曾国藩对总理衙门说：《轮船章程》奉行甚难，拟令蔡国祥仍驻在旧式师船，不遽以汉总统自居，亦不停泊一处，且与阿思本交往察看，若不甚居骄，方可徐讲统辖之方。若意气凌厉，把轮船当作奇货，把汉总统看成堂下厮役、倚门贱客，则水陆将士必将视为大耻，不如早为之谋，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以折李泰国的骄气。[25]

他在给江苏巡抚李鸿章的信中说得更为透彻：“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无所用之，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26]李鸿章自然支持曾国藩。他表示“金陵已成合围之势，可毋庸外国兵船会剿”。同样的意见，还由在金陵指挥围城的曾国藩九弟、浙江巡抚曾国荃重复，这都使北京的统治者感到了分量。话又说回来，曾国藩是理学家，理学家讲究修身时的“内省”，然而在处理涉外事务中，曾国藩却不知所措，只会怄气，把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免费送掉，以为这样就能折对手骄气，显然是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是国门初开时天朝大国的虚骄和对洋人无可奈何的心态在曾国藩身上的集中反映。

对李泰国来讲，他所谈论的舰队只听从中国皇帝的命令，本身包含有“要恢复和维持中国的和平，就需要中央政府的直接行动，指挥皇帝的军队，而不是省级地方军队”这样一种理念。他认为，如果中国想像西方那样强盛和进步，必须加强中央政府，以便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执行中央的意志。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和控制一支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他对李鸿章指挥戈登的常胜军不以为然，甚至积极说服英国公使卜鲁斯，要把戈登直接置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27]这种构想，在当时清廷中央政权积弱，完全依靠地方汉族大员力挽狂澜的情况下，其实是根本做不到的。李泰国要求清廷撤销南北洋通商大臣这两个职位，由他本人直接控制海关岁入的使用权。他还要清廷为他提供一幢类似王府的官邸，出门要坐轿子。他甚至要同总理衙门的大臣平起平坐，只对恭王负责。在北京的外交界，“他素来非常骄傲”。赫德说，他“一味过分地依仗英国公使，动不动就用公使不高兴来吓唬他们。他对他们说，他丝毫也不信任他们，而同时又要求他们完全信任他”。李泰国在北京成了人人讨厌的自大狂。赫德在日记中很有把握地写道：“我敢说，他的打算是错了。”[28]

9月18日，阿思本率领舰队到达天津，旋进北京，同李泰国一起，要求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合同，表示除非按十三条合同办理，否则拒绝从事任何活动，并宣布如果在48小时内收不到答复，就将舰队解散。总理衙门于10月13日口头通知李泰国，中国政府不会批准他同阿思本签订的协议。

10月25日，总理衙门照会卜鲁斯，详述购舰事件始末，并指出“中国兵权不可假与外人”。这正是争论的症结所在，也是清朝统治者最为警惕的。接着，总理衙门又照会英国，宣布中国不能批准李—阿十三条合同的理由，请将轮船撤回变价出售，将船款交还中国，并免去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由赫德继任。15年后，赫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李泰国的垮台不仅毁了他自己，也使我受到挫折，致使中国的进步停滞了二十年之久。”[29]其实赫德是李—阿舰队事件的直接受益者，清政府不仅没有责备他，而且使他完全掌握了海关。

由于英国在此事件中企图单独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露馅，美国、法国等列强表示强烈的嫉妒和反对；在华的其他英国人也认为李泰国过于狂妄刚愎，所以英国最后同意撤退舰队。李—阿舰队的使命就此完结。12月12日，阿思本离开上海，次年1月10日，离开香港回英国。[30]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北京的新政府第一次对外采取强硬立场。洋务派刚刚起步引进西方先进军事装备的时候，就遇到了反对外国控制的严峻问题。通过这次交涉，也使他们今后同洋人打交道更加谨慎。

作为尾声，1865年8月28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阿思本带回轮船，英国政府估价为15.25万镑，合银46.75万两。此后售价若低于此数，由英国政府赔补。船上炮位军器火药不在此内，俟估明年再退还中国。[31]不久，“广东”“遐荒”被印度政府买去。“江苏”“厦门”被日本萨摩藩买去，其中“江苏”改名“春日”，作为藩主座船，1870年归入日本海军。“北京”“中国”“天津”卖给了埃及。清政府在这次组建舰队的活动中，先支付了173.2万两银子（包括外国官兵俸饷、路费等），后来收回106.8万两，白白耗费了67万两。[32]由于英国冒险家的阴谋，中国政府期望通过进口外国舰船，组建近代海军的第一个梦幻破灭了。